意念蓝图

对“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这一观念的强化，是塞尔维亚人的精神构想，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地图并无干系。对此，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表达见于1844年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为亚历山大国王起草的一项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即为1906年出版的“草案”，其中记载了加拉沙宁对“塞尔维亚国家及外交政策规划”的设想。该文件对几代塞尔维亚政治家产生的影响毋庸赘述——它最终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大宪章”。加拉沙宁开篇明义，认为塞尔维亚“虽然是小国，但必须走出当下的局面”。他指出，塞尔维亚政策的首要戒律必须是“国家统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塞尔维亚国家地域范围内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一：“只要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方便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国家地位的扩张主义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那便是中世纪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时期的塞尔维亚：它广袤的疆域囊括了现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此外还包括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马其顿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中部和北部地区；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包括波斯尼亚。

在科索沃地区与土耳其人一战败北后，塞尔维亚于1389年6月28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分崩离析。但加拉沙宁认为，这次败北并没有削弱塞尔维亚作为国家的正统性，它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断点。因此，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而是对既定现实的“修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意识和历史权力。“他们不能指责我们是在毫无头绪地另辟蹊径，也不能诬陷我们是在谋划一场革命或是动乱。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并认同，我们这样做有政治需求和合理性，这种观念在前辈的时代已经被树立，它深深扎根于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和国家生活中并被传承下来。”由此可见，加拉沙宁的观点将一段历史时期戏剧性地拉近，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关于融合性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此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即统治者杜尚在中世纪制定的格局迥异、种族多元的综合性政策，能够与文化和语言上都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融会贯通。塞尔维亚的爱国者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所有居民在本质上都是塞尔维亚人。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缔造者、著名的民族主义文章《塞族人无处不在》（1836年）的作者］就谈及了一个拥有500万使用“塞尔维亚语”的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它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延伸至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当时位于匈牙利东部地区，今在罗马尼亚西部）、巴奇卡地区（该地区范围从塞尔维亚北部到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以及从的里雅斯特到北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岸。然而，这些地区当然有许多人“很难承认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但似乎很有可能他们会逐渐习惯这一身份”——卡拉季奇做出了如此让步。

对统一的规划和渴望使得塞尔维亚的国家组织不得不与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做长期抗衡——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它们的存在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实现的拦路虎。1844年，奥斯曼帝国仍然控制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以逐步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束缚，之后再将独立的部分整合，利用固有的塞尔维亚帝国的良好根基和积淀，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塞尔维亚国家”，奥匈帝国同样注定成为其敌人。在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人（更不用提那些并不承认塞尔维亚血统的克罗地亚人）恐怕都期待着从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获得解放，并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实现统一。

直到1918年，这些目标都业已实现，加拉沙宁的备忘录仍旧是塞尔维亚统治者制定关键政策的蓝图。这些目标已经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手段，逐渐渗透到了广大普通民众中。发起宣传的人有的来自贝尔格莱德，有的来自媒介内部的爱国组织。由此看来，大塞尔维亚的设想已经不仅限于政府的政策中，也成为宣传的内容。这种思想融入了塞尔维亚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之中。杜尚关于宏大帝国的回忆尤其能够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史诗歌曲中得到体现，这也是这个民族鲜活而独特的传统。这些歌谣由单弦民族乐器古斯勒琴演奏出的忧郁曲调为伴奏，歌者和听者能够同时陷入对塞尔维亚历史的回忆和沉思。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村庄和市场，这些歌谣能够将诗歌、历史和民族认同非凡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民族气质。一位对此早有洞悉的观察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在182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塞尔维亚史的书中提到：“这个国家的历史由诗歌来体现，这也转化成它独特的民族资本，并深深镌刻在它子民的回忆中。”

镌刻在人们回忆中最深刻的当属塞尔维亚人民奋勇抗击外来统治者的传统和记忆。人们铭记在心的是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战场上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打败的屈辱。经过几个世纪的润色，这场中世纪发生的原本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塞尔维亚反抗异端外敌的象征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出现了一些鲜活的人物。他们有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实现塞尔维亚大一统的风采无限的大英雄，也有摒弃了共同事业或是向敌人出卖国家的背信弃义的叛徒。诸多的虚构人物包括英雄刺客米洛什·奥比里克（Miloš Obilić），歌谣中记载了他在战斗打响的那天潜入奥斯曼帝国的指挥部，割开了苏丹的喉咙，之后他被逮捕，奥斯曼帝国卫兵砍掉了他的头颅。行刺、殉道、牺牲以及以死者的名义进行复仇，这些成为这个民族的核心主题。

理想中的塞尔维亚承载着神话般的过去，在它的歌谣文化中这个国家富有无穷生机。1875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打响了。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观看了这段时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史诗歌表演。他感到极其震撼，感慨这些歌曲“让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光荣的传奇中忘却了他们国王的狭隘传统”、让他们认为与所有塞尔维亚“同胞”拥有共同经历的力量，这种力量“颠覆了地理学家和外交家们的一切虚伪言辞”。诚然，这种口传史诗文化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衰落——它们逐渐被印刷品所取代，但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艾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于1897年来到塞尔维亚，听取了德里纳河山谷的市场上游吟歌手演唱的史诗后，不禁感慨：“歌手们以单调的吟唱，在单弦吉他的伴奏下道出这些溢美之词，但它们是如此真实的表达，因此整体效果非常有感染力。”在很多情况下，武克·卡拉季奇编纂和出版的有关塞尔维亚史的诗集都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力，在文学出版物种类越发繁多的时期，也能够保持很好的销量。此外，史诗集的数量也在增加。1847年，黑山王子主教佩塔尔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Petrović-Njegos）出版的经典之作《高山花环》（The Mountain Wreath），向推翻暴政的谋反者以及民族烈士米洛什·奥比里克表达了崇敬之情；此外，该书还呼吁将反抗外部势力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高山花环》成为塞尔维亚民族经典诗歌，并流传至今。

面对收复“失去的”塞尔维亚国土的承诺，以及面对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在夹缝中求存的窘境中，塞尔维亚的国家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是地理边界的不确定性。大塞尔维亚的原则和承诺没有问题，但这项收复国土的工作从哪里开展？从匈牙利王国的伏伊伏丁那开始，还是从人们熟知的“旧塞尔维亚”——当时为奥斯曼帝国所辖的科索沃开始？从波斯尼亚开始（该地从未被纳入杜尚的帝国范围，但居住着大部分的塞尔维亚人），还是从马其顿向南拓展（这片区域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下）？关于“大一统”的理想遭遇了现实中塞尔维亚国家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匮乏，显得格外苍白。这意味着贝尔格莱德的决策者毫无选择，只能对巴尔干半岛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随机应变的反应。因此，1844~1914年，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目标如罗盘针一般飘忽不定，这种踌躇的逻辑还时常伴随着无动于衷。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抗议匈牙利革命政府提出的匈牙利化政策，加拉沙宁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来自塞尔维亚公国的必需品和志愿军。1875年，黑塞哥维那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因为塞尔维亚人在那里发起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在第一时间赶往战场浴血奋战的人中，就有帕希奇、军事指挥官以及未来的国王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他使用化名加入部队）。1903年后，在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失败后，人们对解放奥斯曼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的愿望更加强烈。1908年，当奥地利人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自从1878年，奥地利人便开始对该地区实行军事占领），这一地区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然而到了1912年和1913年，马其顿又成了人们优先讨论的话题。(https://www.daowen.com)

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在一种矛盾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渗透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巴尔干地区复杂的种族问题。科索沃处于塞尔维亚神话体系的中心位置，但从种族关系方面来看，它却并非确凿地归属于塞尔维亚的领土。至少回溯到18世纪，该地的绝大部分人是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武克·卡拉季奇口中的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塞尔维亚人实际上很多都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并没有加入大塞尔维亚国家的意愿。历史从未记载波斯尼亚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虽然该地居住着许多塞尔维亚人（1878年，这些人占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3%的人口，当时这两个地区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居民，除此以外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约占20%）以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约占33%）。（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成为该地的独特之处，而在塞尔维亚，在经历了长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后，大部分穆斯林被迫移民、被驱逐出境或是惨遭杀害。）

而马其顿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巴尔干政治版图中，我们所称为马其顿的地理区域不仅包括之前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还包括沿塞尔维亚南部和阿尔巴尼亚东部地区边界地带、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大片区域，以及希腊北部的大片领土。至今，关于马其顿确切的历史边界仍具争议（单从雅典和斯科普里之间对“马其顿”的名称使用的争端便可看出^[3]），同时，这片地区是否拥有或在什么程度上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或民族认同也值得商榷（时至今日，世界上除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承认马其顿语的存在）。1897年，当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旅行至塞尔维亚，他讶异地发现他的塞尔维亚陪同者“不允许马其顿出现保加利亚人”，而是“坚持认为那个国家的所有斯拉夫居民皆为塞尔维亚人”。16年后，当卡耐基基金会派遣委员会到该地，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这里所发生的暴行时，该委员会成员发现住在马其顿的人们无法在种族问题上达成共识；当这些问题被谈及时，人们的观点十分极端，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委员会当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及该地区拥有两种种族观点而非一种，这两种观点分别是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各自持有的。一方面，马其顿的西部和北部充斥着渴望与祖国实现统一的塞尔维亚人；而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似乎是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带。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在马其顿境内设置了高度活跃的宣传机构，目的是使本地的斯拉夫人皈依于他们各自的民族大业。

理想中的民族建构以及种族现实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塞尔维亚国家目标的实现注定是个充斥着暴力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其他大小势力虎视眈眈的地区层面，还体现在属于争议领土的城镇和村庄中。一些政治家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试图以一个更为慷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政治视域（即多元种族合作的观点）将塞尔维亚的国家目标纳入其中。其中一人便是尼古拉·帕希奇，他在19世纪90年代曾以长篇大论指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应当联合起来，因为这是时代的需求，小国的出路就是要团结起来。然而这种浮夸的言辞背后，首先是基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本质上是同胞的假设，其次是塞尔维亚人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为相比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是更为纯正的斯拉夫民族，前者长期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

作为地处两大陆上帝国之间、资源匮乏的小国，塞尔维亚无力在全世界面前追寻它的目标。因此，仍旧是相邻国家或帝国国民的塞尔维亚人关于“解放”的渴求便掺杂了一些隐秘性。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起义爆发期间，加拉沙宁道出了这项义务。“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他写道，“正期待所有的同胞施以援手，以战胜他们的传统宿敌，取得胜利……但由于一些政治因素，我们不能公开帮助他们，我们只能在私下对他们进行秘密援助。”这种对于隐秘行动的青睐同样出现在马其顿。1903年8月，在一场针对土耳其人的马其顿人暴动失败后，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政权便开始在该地区实行积极的政策。他们建立了委员会，协助在马其顿开展行动的塞尔维亚游击队队员，此外他们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招募人马并为战士们供给必需品。当在贝尔格莱德面对奥斯曼帝国大臣时，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否认政府对此进行干涉，并反对那些无论如何都是非法召开的会议，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共同体的形成起作用，而是单纯为了敛财，以及向边界以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表达同情”。

谋反者们同样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跨国界活动。谋反者军官和他们在军中的同僚在贝尔格莱德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民族委员会，他们还为运动提供帮助，并指挥了许多志愿军军队。严格来说，这些军队并非塞尔维亚的正规军，但志愿者军官立刻被要求听从军队调遣的事实，证明了官方在很大程度上对此给予支持。民兵组织开展的活动也在规模上稳步扩大，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和保加利亚志愿军军团之间也爆发了数次暴力冲突。1907年2月，英国政府要求塞尔维亚停止这种行为，这似乎也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战事一触即发。塞尔维亚再次推卸责任，否认开展游击队活动，宣称这样“不会阻止人民抵御外侮”。但政府对这项事业的支持破坏了这种姿态的正确性，1906年11月，议会已经筹集了30万第纳尔来援助旧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进行抗争的塞尔维亚人，之后又“为极其昂贵的开支和保家卫国的民族利益”提供了“秘密贷款”。

如此一来，领土收复主义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将游击队送往战场并不困难，难的是一旦派出人马，便无法对其实施控制。到1907年冬，在马其顿的一干塞尔维亚勇士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发起了行动，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位特使费尽周折才对其重新施加控制。因此，“马其顿纠纷”也传递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教训，这对1914年的事件有着关键的影响。一方面，控制权向激进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谋反组织）的偏移也带来了这样的危险：对塞尔维亚国家政策的控制权可能正在从政治中心转移到外围并不可靠的成员手中。另一方面，1906~1907年的外交行动显示，塞尔维亚政府和其他那些被委任传播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组织之间模糊而非正式的关系，可能会使政治责任从贝尔格莱德分离，并且使政府操控的空间和机会最大化。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精英们开始习惯于一种矛盾思想（这种矛盾思想来源于时不时出现的借口）：塞尔维亚的官方外交政策与国境外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