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责任的因素”
“城市悄无声息，人们也普遍无动于衷。”1903年6月11日晚，英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乔治·博纳姆爵士（Sir George Bonham）向伦敦发出了言简意赅的消息。消息称，塞尔维亚的“革命”使得首都居民“欢欣鼓舞”，凶手们将第二天（1903年6月12日）“改为节假日，街道上到处装饰着国旗”。人们“完全没有流露出该有的后悔之情”。根据博纳姆在维也纳的同事弗兰西斯·普伦基特爵士（Sir Francis Plunkett）所称，塞尔维亚悲剧中“最让人震撼的特点”是“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谋杀案面前，人们表现得出奇的平静”。
对此感到反感的观察者洞悉到了这种稳定情绪背后的原因：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暴力和弑君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冷酷似乎并不奇怪。实际上，贝尔格莱德的公民有十足的理由为谋反者喝彩——谋反者立即将统治权转移到一个超越党派的临时政府。议会也被迅速重建。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结束了在瑞士的流亡，重返塞尔维亚，并被议会推选为国王。带有强烈民主色彩的“1888年宪法”（现更名为“1903年宪法”）在被稍微调整之后恢复权威。两大敌对的塞尔维亚王朝之间历时已久的纷纷扰扰瞬间成为过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追随者，他年轻时甚至将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翻译成塞尔维亚文，这激励了那些具有自由意识的人。
更让人感到宽慰的是，佩塔尔在他的流亡生活结束后不久向公众声明：他准备成为一位“真正以宪法为准则的塞尔维亚国王”。塞尔维亚自此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议会制国家，徒有君主之名，国王并不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在对冷酷无情的总理辛卡尔–马尔科维奇（他是亚历山大的追随者）实施谋杀的行动中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从今往后，政治权力将掌握在大众以及各党派手中，而不是集中于国王手中。政党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展工作，不必担心受到打压。媒介也最终摆脱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严酷的审查制度。这些转变昭示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更重视大众的需求，更契合舆论。塞尔维亚的政治形态正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一个新纪元。
但是如果说1903年的政变革除了积弊，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1914年显得尤为突出。总而言之，谋反组织并没有在成功除掉这对王室夫妇之后解体，而是继续强势存在于塞尔维亚的政治和公众生活中。行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便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就有4名谋反者（4人中有军政大臣、公共事务大臣以及经济大臣）和6名政客。仍然处于康复阶段的“阿匹斯”受到了来自议会的正式表彰，成为民族英雄。事实上，这个建立在血腥谋反和夺权基础上的政权，以及对于仍然阴魂不散的暗杀组织的恐惧，使得公开批判步履维艰。政变发生10天后，新政府的一名部长向一名报纸记者坦言，他认为刺杀行动“很可悲”，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无法公开地表达意见，因为军队中可能没有人会认同，而王权和政府都是以军队为支撑的”。
纵观整个宫廷，刺杀组织的影响力格外巨大。英国使者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在1905年11月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消息中称，“截至目前，谋反的军官已经成为国王举足轻重、独一无二的支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国王“将会陷入孤立，届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忠心甚至友情是国王可以信赖的”。因此，当佩塔尔国王在1905年冬为他的儿子乔尔杰王子寻找一位陪同他一起游览欧洲的人时，“阿匹斯”成了不二人选。这时“阿匹斯”刚刚从一段漫长的康复期中走出，但他的体内仍然存留着三颗子弹——行刺当晚击中他的那三颗。这位弑君行动的首席策划师也因此被赋予新的任务——照料下一任卡拉乔尔杰维奇的国王，直至他受教育阶段的结束。然而乔尔杰最终还是没能成为国王：1909年，因为将贴身男仆活活打死，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认为，尽管国王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本质上仍然是将其送上王位的那些人的“囚徒”——这种言论实际上并不夸张。1905年11月底，奥匈帝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总结道：“国王就是傀儡。”谋反者只是利用国王作为政治杠杆，谋求和确保他们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新委任的副官全部来自谋反者团队，管理军火的军官以及军务处邮政部门的官员同样如此。这些曾经的谋反者同样有能力影响军事方面的人事变动，包括控制高层指挥的职务。利用他们在君主那里的便利，他们还影响着关乎国家大事的政治问题。
谋反者的阴谋并非到此为止。新任政府承受着从与他国伙伴关系中撤出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与英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英国已经撤回了军事全权大使，公使馆被交到了临时代办塞西杰手中）。直到1905年秋，欧洲大国的代表们仍然对贝尔格莱德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示谴责，尤其受到谴责的是其司法系统。在军队内部，以米兰·诺瓦科维奇（Milan Novaković）上尉为首的“反叛国”军事组织在要塞城市逐渐壮大队伍，米兰还草拟宣言，呼吁取消68名“杰出”叛军的领导权。诺瓦科维奇迅速遭到逮捕，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自我辩护之后，他和他的同伴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并被判处监禁。两年后他离开监狱，却“重操旧业”，继续他公开反对这些谋反者的事业，因此又重返牢房。1907年9月，传言称他和一位男性亲属试图逃跑，于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杀害，这一传闻激起了议会和自由媒介的愤慨。因此，军队和民间权威之间的糟糕关系在1903年暗杀行动之后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也解释了塞尔维亚在1914年的举动。
在不断发起挑战的诸多民间组织中，挑大梁的当属人民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帕希奇在瑞士获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是暗杀事件后国王的得力助手和幕僚。1904~1918年，他位居十任内阁之首长达9年。作为处于塞尔维亚权力顶峰的人，在最终引发“一战的”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包括发生前后），帕希奇都是其幕后主要的决策者之一。
毫无疑问，帕希奇是现代欧洲历史上一位显赫的政治家，这不仅表现在他从政的时间长（他在塞尔维亚政坛上活跃了40年）还因为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获得胜利。尽管他名义上是工程师，但他兢兢业业为之奉献的还是政治——这也是为什么他直到45岁依旧单身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塞尔维亚的独立事业。1875年爆发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统治的民族起义，作为《民族自由报》（Narodno Oslobodjenje）的记者，年轻的帕希奇前往前线，冒着危险报道战况。19世纪80年代初，他便对人民激进党的现代性问题予以关注——这也使得该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力量，直到“一战”爆发。(https://www.daowen.com)
人民激进党由选举产生，它融合了自由宪政的理念，呼吁塞尔维亚扩张以及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族区的领土统一。政党最坚实的基础（同样也是保持其选举成功的关键）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口主导的小农经济。作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人民激进党主张平民主义的多元化，并与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专业化的军队建构表示怀疑，不仅因为他们对维持军队所产生的财政负担感到不满，还因为他们认为民兵组织是最佳且最纯粹的军队组织。1883年蒂莫克叛乱爆发时，人民激进党与拿起武器的农民并肩战斗，反抗当局。政府先对叛乱进行了镇压，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们。帕希奇是嫌犯之一，为了逃避抓捕，他及时出逃，但在本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被宣判死刑。在流亡岁月里，他与俄国一直保持联系，他本人也成为泛斯拉夫圈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因此，他的政策总是与俄国的政策亦步亦趋。1889年，米兰退位后，对帕希奇的宣判被取消，而他也在流亡期间成长为一名激进运动的英雄。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在一片赞许声中被选举为部长主席，之后又成为首都的市长。但是他第一次的总理任期（1891年2月至1892年8月）的结束，是由于对米兰和摄政者持续操控宪法感到不满而辞职。
1893年，因反抗摄政者，帕希奇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被亚历山大派往圣彼得堡。这一举动目的在于消除帕希奇的政治野心，同时让其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希奇致力于建立深入的俄国—塞尔维亚关系，并且对于一点毫不怀疑，即塞尔维亚未来的民族解放事业最终还将仰仗俄国盟友的支持。但米兰重返贝尔格莱德政坛阻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人民激进党受到侵扰，并被从行政部门中清除，帕希奇本人也被召回。在米兰—亚历山大联合执政期间，帕希奇遭到了严密监视，与权力失之交臂。1898年，当局借口他在公开场合侮辱米兰，对其实施了9个月的监禁。1899年，当举国为谋杀米兰的笨拙阴谋感到震惊时，他还在服刑期间。人民激进党再度被怀疑是谋反者的同谋，尽管他们与波斯尼亚青年之间的关系之前并不明朗，现在也尚未明朗。亚历山大国王要求将帕希奇判决为刺杀计划的同党，但由于奥匈帝国政府紧急出面，这位人民激进党领袖的性命最终才得以保全（如果从后来事情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足够讽刺）。亚历山大的统治一向以阴谋论著称，帕希奇也被告知他与其他几位人民激进党同僚将被国王处决，除非他承认自己对刺杀事件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由于不知道奥匈帝国的干预足以挽救他的性命，他屈从并承认了。文件得以公开，他也免于牢狱之灾，但公众普遍怀疑他为了苟活于世而出卖了自己的政党。虽然帕希奇还活着，但至少在同一时刻，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在亚历山大政权的风烛残年，他完全在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王权的更迭成为帕希奇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东山再起，进入政治鼎盛时期。他和他的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的中流砥柱。这位对权力向往已久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他是如此适合成为一名掌权者，因此他迅速适应并扮演起国父的角色。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他在农民群众中却享有盛誉。他浓重的乡下口音被许多人讥笑。他的谈吐并不流畅，多带有旁白性质的嘀咕和感叹词，这也成为人们在他身上挖掘到的趣闻。当被告知著名的讽刺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Branislav Nušić）1908年在镇上发动了一场示威游行以抗议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并骑马闯入外交部时，据说帕希奇当时做出了如下回应：“呃……你们瞧……我知道他写的书很棒，但是，嗯……他的骑术也这么棒，这是我没想到的……”帕希奇并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但极其善于与人沟通，特别善于与占塞尔维亚大多数选民人数的农民进行沟通。在他们的眼中，帕希奇的言论低调内敛、朴实无华，却让人回味无穷；更别提他那浓密而充满阳刚之气的胡子，好像它们是近乎出神入化的谨慎、前瞻性和智慧的象征。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称呼他为“Baja”，这个词意为一个人拥有非凡的气质，他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人所爱慕。
曾被判处死刑、多年流亡国外，以及长期处于被监视情况下而形成的偏执症状——所有经历都在这位政客的举手投足和气质形象上留下了烙印。帕希奇谨小慎微、行为诡密、秘而不宣。多年后，他曾经的秘书回忆道，在传达想法和做出决策时，他并不想将这些信息付诸纸笔，甚至不想口头表达出来。他习惯定期焚烧文件，不管是公文还是私密文件。在暗含潜在冲突的情境中，帕希奇习惯于被动处理，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摊牌。他务实到了一定程度，在他的对手眼中，他全然缺乏原则性。所有这些特征又与其他个性相互交织：他对舆论极其敏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让塞尔维亚这一民族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在谋反行动开展之前，帕希奇就已被告知；虽然他保守了秘密，但拒绝加入该行动。当皇宫血案的具体执行计划送到他面前时，他最特别的反应是携家带口乘火车来到亚得里亚海岸，等待最后的结局。
帕希奇的成功仰仗确保他自身以及政府的独立性，而同时又能与军队及其内部的谋反者联盟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对此他心知肚明。这并非单纯关乎那100名临时参与阴谋行动的人的问题；在谋反者看来，这些年轻的军官（他们的人数在持续增长）身上承载着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意志。然而事实上，帕希奇最为强劲的政敌，独立激进党（他们于1901年从帕希奇领导的政党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派系）试图与谋反者联手，前提条件是后者要对帕希奇政府进行破坏行动。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
在这种微妙的情境中，帕希奇处理起事情来却精明而游刃有余。他与谋反者们单独会面，向他们提出意见，目的是为了阻止反政府联盟的形成。尽管受到了来自人民激进党同僚的反对，他还是为成立军队提供了慷慨的一揽子资助，用以弥补米兰退位后军队丧失的福利和好处；他公开承认1903年政变（这对于谋反者来说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和重要性），并反对将谋反者绳之以法的企图。然而，他同时也在持续向他们施加压力，削减他们在公众视野中的出现频率。当谋反者们计划在政变事件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庆祝舞会时，由于帕希奇（以及外交大臣）出面干预，这一庆祝日期被推迟到1904年6月15日，即新国王选举登基纪念日。1905年，谋反者们的政治势力已经得到加强，媒体和议会对此表示关注。帕希奇警示议会，在宪法权威框架以外进行操控的那些“并不可靠的人”已经对民主秩序造成威胁。这很好地契合了激进民众和普通士兵的想法，他们憎恶军官团充满政治野心的、“罗马禁卫军”式的特点。1906年，帕希奇巧妙地借助与大英帝国重修旧好的契机，以退休的名义解除了几位谋反者的军官职务。
这些精明的举动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谋反者中最为杰出的人被革除了职务，因此在短期内，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帕希奇并没能成功抑制谋反者组织在军队内部的发展势头，也阻止不了民众对其的认同感；谋反行动赢得了这些民众的认可，他们甚至持有比最初的同谋者更极端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多数谋反者高官从公众视线中淡出的举措让勤勉的“阿匹斯”趁机成为群龙之首。“阿匹斯”一直是政变周年庆典上的重量级人物。在这样的庆典上，谋反者军官们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国家剧院附近一个小公园里的餐馆里欢聚一堂，举杯相庆。在下面这件事情上，“阿匹斯”比任何一位谋反者都要用心：招募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全力支持以实现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使之形成统一体为目标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