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路

奥匈帝国公设律师格奥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在其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法权利体系》（System of Subjective Public Laws）中分析了他所谓的“事实的规范性力量”概念。其意为人类根据现有事件状态确定规范权力的倾向。他提出，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事态对人的影响塑造了人对事态的认知。陷于这个解释的循环当中，人们往往很容易放弃对现有事物的观察，而设想事态是正常的，因此必须包含某种道德的必要性。

当我们在思忖历史事件，尤其是像“一战”这样灾难性事件时，某种大致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会把一种必要感加于（或是有可能加于）我们身上。这是一个会在许多层面上显露出来的过程。它可见于信件、演说以及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他们很快强调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回避战争的爆发。这样对必然性的记叙有许多种形式：他们可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或参与者，也可能归咎于体制本身具有引发战争的倾向，不受个别参与者意愿的控制，或是归结于人类不可控的历史或命运的力量。

在相关文献中占首要地位近一个世纪的对战争起因的探求，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欧洲的战前数十年中找出的各种原因像砝码一样被放上天平，直到人们的意见从可能性倾向必然性。意外性、选择和成因被从视野中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和视角相关的问题。当我们从遥远的21世纪早期回头看1914年前欧洲国际关系的转折起伏时，我们的观点不能不透过后续事件的镜片。这些事件汇集成类似于狄德罗所描述的一张构图优秀的图片：“事物整体都被囊括于单个视角内。”当然，尝试去纠正这个问题，盲目追求意外性和无意为之都是不合常理的。此外，这只不过是将一个“多元决定”的问题替换成了一个“不完全决定”的问题——关于一场没有起因的战争。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发生的重要性的可能性及其原因，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与分析战争为何以及如何确实发生的重要性相当。

欧洲领导层之间互动的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对盟友和潜在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意图的长期不确定性。权力在派系和要员之间的不断变化，以及对公众意见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个问题。格雷能在内阁和议会中战胜他的对手吗？普恩加莱能保持对法国各部门的掌控吗？军方的意见向来都为维也纳的战略讨论定下了基调，但在雷德尔事件曝光后，康拉德的权力似乎开始缩小，其已大有可能被免职。同时，鹰派在圣彼得堡正占据上风。外国政治领导人在解读权力关系时遇到的困难更加重了这些在国内诱发的不确定性。英国观察者（根据我们的回溯，错误地）相信像科科夫佐夫（尽管他刚刚被撤职）和杜尔诺沃（Durnovo）这样的鸽派保守党人士已增强了对沙皇的影响，并准备卷土重来。巴黎曾忧心忡忡地讨论过以前首相谢尔盖·维特为代表的亲德派即将获得的胜利。对关键决策者易受公众意见风向影响的紧张也一直存在。在一份于1914年2月最后一天从柏林发出的报告中，德国皇帝的朋友利奥多维奇·塔季谢耶夫（Leonidovich Tatishchev）少将承认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德国出版物中对俄国的高度敌意，他还是无法判断这对威廉二世会有何影响：“我相信大体上，陛下对和平的热爱是不可动摇的，但这种倾向可能正在他的幕僚之中减弱。”不过，两周后他宣布警报解除，指出最近俄德媒体的结怨似乎没有给德国统治者留下丝毫印象。在所有的猜疑和侵犯的表面之下，是一种对如何解读他国官员情绪和意图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如何预判他们对仍未发生的不测之事的反应了。(https://www.daowen.com)

未来仍然广阔。两个强硬的欧洲武装阵营中都出现了“大规模冲突发生的时机正在流逝”的征兆。英俄同盟正面临窘境，看起来它无法维持到定于1915年的续期。正在品尝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德国关系缓和的胜利果实的英国决策者，甚至开始显露出要改变看法的迹象。普恩加莱能否在更长时间内支持他的安全策略，这一前景并不明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谋求和成功达成了有关交换政治犯的协议，以及东部铁路问题的解决，都说明双方的关系正渐渐好转。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欧洲大国正在考虑对其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战争。他们都对这样的主动行动心存恐惧，随着协约国的军事准备升级，维也纳与柏林军方曾经讨论过抢先发动一场战争以打破僵局，但是他们并未确定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维也纳也没有决定要在未被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塞尔维亚——这将会发展为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自杀式行为。整个体系仍旧需要从外部点燃，即通过俄国人和法国人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边境建立起的契机。如果帕希奇的塞尔维亚政府能谋求国内整顿，进而将威胁国家政权乃至欧洲和平的民族统一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男孩们也许就不会跨越德里纳河，维也纳也许就会在良好的时机得到更加明确的警告，枪声也就不会响起。造成1914年灾难性结果的相互交错的诸多承诺并不是欧洲体系的一个长期性特征，而是无数短期性调整的结果，这些调整本身就是大国间关系瞬息万变的佐证。

假如枪声并未响起，1914年已成的历史将让路于一个不同的将来，可以想象，在其中，三国协约将不会在巴尔干危机被解决之后继续存在，英德之间的缓和也可能会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矛盾的是，第二种未来的合理性增强了第一种发生的可能性，恰恰是为了避免被俄国放弃和确保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才使得法国加强了对圣彼得堡的压力。如果同盟关系能更可靠和持久，关键决策者们或许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采取他们倾向的行动。与此相反，战前最后数年特有的缓和时期有着矛盾的影响：让发动一场欧陆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渺小，但是也使得关键决策者们低估了参与战争的风险。这是大国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正如正在进行的最终将欧洲卷入战争的一连串事件那般）的危险正在降低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