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主义的危机？
如果在1914年的春天和初夏对欧洲的大臣们做一次调查，我们必定不惊讶于那不幸的性格结构。从卡斯泰尔诺和霞飞到日林斯基、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威尔逊和毛奇，这些高级军官全部是策略性进攻计划的拥趸，他们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们施加着具有波动性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1913~1914年，德尔卡塞和帕莱奥洛格两位强硬派先后任法国驻俄国大使，而仍旧决心为1909年的“羞辱”报仇的伊兹沃尔斯基正驻巴黎工作。法国驻索非亚大使安德烈·德帕纳菲厄在1912年12月观察到，伊兹沃尔斯基是“最好的驻法国大使”，因为他“在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问题上拥有个人利益”。而他的俄国同僚注意到，当他谈及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政策时，他总是呈现出“从吞并时期就不曾离开他的明显的苦涩语调”。脾气暴躁且厌恶奥匈帝国的米罗斯拉夫时任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他的老对手福尔加奇伯爵正在维也纳协助制定战略。这不禁让人想起哈罗德·品特的戏剧，登场人物之间知根知底却又互相厌恶。
这是一幕只有男性人物的戏，那么这一点有多重要呢？男子气概一向包含了多种行为形式；这些男性的男子气概受到他们的阶级特性、民族性和职业影响。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关键人物经常刻意地诉诸男性的行为模式，这与他们对战略的理解是相互交织的。“我衷心地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挺直腰杆。”尼科尔森在给他的朋友查尔斯·哈丁的信中写道，并建议伦敦拒绝任何来自柏林的重新修好的恳求。至关重要的是，德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冯·舍恩在1912年3月写道，柏林政府在与法国的关系上保持着“完全冷静沉着”的姿态并“冷血地”尝试解决国际局势带来的国防问题。当伯蒂谈到德国会“把我们推入水中，并偷走我们的衣裳”的危险时，他把国际体系比作了一个挤满了男青年的乡间操场。萨佐诺夫赞扬了普恩加莱“正直诚实”的品格和他“意志的坚定不移”；保罗·康邦欣赏他具有专业法学家的“刚正”，尽管内敛自主的“户外活动者”的魅力是格雷最重视的公众人物特质。霍尔维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14年的危机期间畏畏缩缩而不支持奥匈帝国，体现的是一种“自我阉割”的行为。
对颓废的男子气概的祈求在那些年的书信和备忘录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其影响很难被囿于局部。然而这确实反映出欧洲男子主义的历史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性别历史学家提出，大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数十年中，一种主要与满足欲望（食物、性、商品）有关的相对豁达的父系特征正被某种更加敏感、更加严苛、更加有节制的特征所取代。同时，来自低级别及边缘雄性的竞争，例如无产者和非白种人，更加强了在精英人群中对“真正男子气概”的演绎。特别是在军事领袖群体中，毅力、韧性、责任和毫无保留的服务逐渐代替了过去注重、现在却被视为“娘娘腔”的上层社会出身。“尽可能地表现男子气概在（男人的）眼中是真正优秀的品质。”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Rosa Mayreder）于1905年写道，“他们全然不顾失败的无情和只为符合传统男子气概标准而行动的纯粹谬误。”
但是，这些逐渐过度膨胀的男性气质却在压力下存在着，因为服从、谦恭、有教养和慈悲的理想特质仍被看作“绅士”的特征。也许我们可以将在许多关键决策者身上观察到的角色压力和疲惫的迹象，譬如情绪起伏、强迫症、神经紧张、优柔寡断、心理疾病和逃避现实，归咎于已经开始给一些人带来无法承受的对性别角色的强调。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既有好战的严格执行纪律者的冷漠形象，也有对女性的支持的渴望。在女性的陪伴下，不可动摇的指挥者的面具摘下，显露出一个迫切需要安慰和心理支持的难以满足的人。他的母亲芭芭拉在去世前都与康拉德同住，或住在他附近。康拉德为填补逝去母亲的空缺，最后与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此女子当时已婚，后离异）结婚并让她随军生活在切申的奥匈帝国总部，这一举动让他的同僚和维也纳社会大吃一惊。(https://www.daowen.com)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德斯克斯。一位对德斯克斯很了解的俄国同僚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深深的道德打击”已经损伤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开始变得更孤僻，还不时会重复哼唱他最喜爱的关于和平不可侵犯的小曲”。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贝希托尔德时常在日记中抱怨噩梦连连、不眠之夜和头痛。当新任法国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前往圣彼得堡参加1914年7月的峰会时，这位生性安静的人几乎彻底崩溃。哈特维希也处于压力之下。俄国驻索非亚大使亚历山大·萨温斯基相信哈特维希已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失去了心理平衡”；萨温斯基观察到，哈特维希“到处都能看见他自己树立的敌人”。直至1914年初夏，哈特维希都在抱怨自己的心脏不好以及憧憬在巴特瑙海姆的暑假和治疗。可是他并没有活过“七月危机”。正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04年所说的，被许多人视为这个时代标志的这种神经质不仅以这些有权势的男人身上的焦虑表现出来，也在他们的强迫性欲望上得以体现，这一强迫性欲望驱使他们为成为一个“勇敢之人”而非“懦弱之人”而战胜个人意志“弱点”。然而，当把这些人物与这个故事在性别史的更大范围内联系起来时，我们似乎能发现一种基于崇尚坚强不屈，而非上一代政治家（俾斯麦、卡武尔、索尔兹伯里）身上可见的能屈能伸、战术灵活和诡计多端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