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巴尔干计划
在一封于1913年5月寄给哈特维希的信中，萨佐诺夫概述了近期巴尔干半岛的事件以及它们对于英国的意义。他写道，“塞尔维亚”仅仅完成了“它历史路径的第一阶段”：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还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斗争，其存在性甚至会受到质疑。塞尔维亚的期许之地在今天奥匈帝国的领土，而不在它现在努力争取却被保加利亚人阻碍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接将来不可避免的抗争而坚定、耐心地努力，对于塞尔维亚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正在对塞尔维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的敌人已显露出明显的解体征兆。
这封信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萨佐诺夫如此坦率地将塞尔维亚人的敌意从保加利亚转移到奥匈帝国身上，而且在于他声称历史已经决定了哈布斯堡政权已经时日无多，他自己仅仅是默认了历史的裁决。我们经常在协约国政治家的虚华辞藻中见到类似的奥匈帝国必将衰落的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多么有所助益。它们使塞尔维亚的武装斗争得以合法化，像现代化的先驱一样注定要扫除过时的双君主制度。同时，它们掩盖了过多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奥匈帝国确实是欧洲文化、管理和工业现代化的中心之一，然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却仍然深陷经济倒退和生产力下滑的旋涡之中。不过，这些精妙的论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让决策者得以掩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未来已经被描绘出来，那么政治就不再意味着在指向不同将来的选项中做选择，其任务变为去迎合与个人无关的磅礴历史潮流。
到1914年春为止，法俄同盟已经在奥匈帝国及塞尔维亚的边境构筑起了一个地缘政治的诱因。他们把三大强国的防御策略与欧洲最暴力、最不稳定地区的不确定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对法国来说，投身于塞尔维亚突出阵线是其对法俄同盟忠诚的合理结果，而这本身也出于法国决策者眼中不可动摇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上的限制之一来自人口。即便三年制兵役法给军队带来巨大扩张，法国的指挥官们仍然认为其兵力不足以独力对抗德国方面的威胁。所以要战胜德国需要两个条件：英国远征军参加协约国在西线的战斗；快速穿越比利时，使得法国部队可以包围被重兵把守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幸的是这两个选择是互相排斥的，因为突破比利时中立地区就意味着丧失来自英国人的支持。然而英国人模棱两可的政策使人心生怀疑，即使放弃入侵比利时带来的战略优势，也无法保证英国会在战争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就介入。
因此，法国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帮助，以补偿其在西方不足的安全感。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说过，与英国人的友谊看起来越不“可靠和有效”，就会有越多法国战略家认为需要“加深”与俄国的联盟关系。法国政府从1911年开始着重发展俄国的进攻实力；在1912~1913年致力于确保俄国的兵力部署计划针对德国，而非它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仅仅是名义上的敌人奥匈帝国。强有力的经济动力渐渐加固了双方密切的军事联系。实施这一策略意味着付出一定的战略代价，因为将重注如此压在依靠俄国上以占据对德国的主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国的自主权。法国决策者愿意专门在巴尔干半岛事务方面扩展与俄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这种将主动权交到俄国人手中的让步表明了法国人心甘情愿接受接踵而来的限制。究其原因，在于法国人最担心的并不是俄国会贸然采取行动，而是俄国人会完全不采取措施，因其占有过大优势而不再关注同盟的安全价值，或是将其精力集中在进攻奥匈帝国而非“主要对手”德国身上。
准确地说，启动巴尔干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是在联合行动中获取俄方支持的最有希望的途径，这不仅仅是因为俄国历来就对巴尔干半岛地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也因为可以依赖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激起俄国的民族情感，如此一来俄国的领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行动。因此，法国给俄国的巨额借款（当时算得上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贷款之一）加上能让俄军主力进攻德国的战略铁路建设项目，可以迫使德国（如法国期待的那样）分散兵力，减轻对西线的进攻压力，给法国留下获胜所需的喘息时间。
俄国对塞尔维亚阵线的投入源于不同的考量。长久以来，俄国一直谋求和有能力抵御奥匈帝国的一众巴尔干半岛国家达成某种合作关系。俄国在意大利对利比亚战争期间重新启用了这一策略，出面促成了将俄国定义为半岛上仲裁者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因瓜分领土问题产生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俄国意识到原先的同盟策略已被淘汰，在一番推诿之后，它选择了塞尔维亚作为主要委托人。保加利亚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快被纳入同盟国的势力范围。正如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事件所展现的，与塞尔维亚越走越近的俄国的立场已转变为与奥匈帝国直接对峙。
然而，俄国并没有很快接受法国总参谋部反复提出的战略设想。在苏霍姆利诺夫的重新部署计划中，俄国兵力不再集中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这使得法国人大为光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人将能把庞大军队送入敌人腹地的铁路干线数量翻了两番，并借此成功迫使俄国接受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将最大打击力量输送到西部边境的策略。
如果说俄国和法国的战略思想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法国人对俄国承诺的巨额借款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合作。由于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不可能不涉及德国，那就显而易见，只有当俄国能够战胜德国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才有可能被颠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利曼·冯·桑德斯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不仅引起俄国的战备升级和对德国真实目的的怀疑，也澄清了巴尔干战略与俄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更基本的需求之间的联系。在2月8日的特别会议上，萨佐诺夫、苏霍姆利诺夫和日林斯基认识到，确保能够通行或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标，尽管被一致认为对俄国的经济和战略未来有深远意义，但也必须为在欧洲斗争中战胜同盟国的任务让路。这不仅仅，或者说并不是主要由于害怕德国在土耳其海峡取得控制权，而是由于协约国同盟当时还未准备好支持俄国人去争取这一关键战略资产。确实，三个协约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观点如此迥异，使得俄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以爆发全面战争为背景，俄国的行动才能得到其西方盟友的支持。
我们需要明确区别一点：法俄战略家们从未计划发动一场针对同盟国的侵略性战争。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设想中的情况，而非计划。尽管如此，决策者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对德国会有所影响，这一事实仍十分引人注目。法国决策者了解到军事威胁的天平已经不再倾向德国。1914年6月一份法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满意地指出“军事形势已转变为对德国不利”，几乎一样的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的军事评估报告中。但由于主要决策者将其行动视为防御性行为，将侵略的意图完全归咎于敌人，他们不曾认真考虑过他们制定的措施可能让柏林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一个国家为了加强自身防卫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并迫使其他国家做最坏打算”的情形，被国际关系学家称为“安全困境”，而这正是“安全困境”的一个显著例子。
那么英国人意识到了巴尔干化的协约国安全策略所带来的风险吗？英国决策者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地理政治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机制。如果以正确的方式触发这一机制，它将使巴尔干半岛上的争执变为一场欧洲战争。他们看待这一可能性的态度，正如他们看待欧洲局势的几乎所有方面那样，十分矛盾。即使最亲俄的英国决策者也对圣彼得堡的巴尔干政策不无批判。1912年3月，当尼利尔森得知俄国人促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条约的签订时，他强烈谴责了俄国人的这一新举措：“这说明俄国政府无意在巴尔干事务上与奥匈帝国政府携手合作，对此，我非常遗憾。”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在伦敦和巴尔莫勒尔与英国主要政治家会面时，英国在巴尔干事务上“过度的谨慎”以及他们怀疑俄国蓄意对奥斯曼政府施压一事，给萨索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尔维亚部队于1912年11月突破阿尔巴尼亚到达亚得里亚海岸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警告法国外交部长，英国不会因为贝尔格莱德要在亚得里亚海夺取一座海港而参战。
然而在仅仅数日之后的12月4日，爱德华·格雷给了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一个强硬的警告：(https://www.daowen.com)
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以及在舆论驱使下的俄国军队开赴加利西亚（而不是再一次忍受诸如1909年那样的屈辱）共同导致了一场欧陆大战，并且德国不得不对奥匈帝国施以援手，那么法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因此再没有人能预知其后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流是以德国首相霍尔维格对德国议会发表的一次10分钟的演说为借口。在那次演说中，霍尔维格提醒众人，如果奥匈帝国出乎意料地遭到另一大国（此处明显指的是俄国，其在加利西亚边境的军事措施已经引起战争恐慌）进攻，德国会出面干预以保护盟友。利赫诺夫斯基将格雷的话理解为一次“不可能被误解的暗示”，它说明保护法国不被德国击败对英国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几天之后，看过利赫诺夫斯基总结报告的威廉二世大为恐慌，认为这是对德国“道德上的宣战”。正是这次警告引发了1912年12月8日的波茨坦战争会议。法国的文件中明确地记录，就在格雷发出警告当天，他将自己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对话内容传达给了大使保罗·康邦，康邦随后将细节告知了普恩加莱。
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雷的警告中，启动巴尔干计划能够引发的一系列因果联系得到了有力证明，其中包含众多假设。格雷首先赞同了萨佐诺夫与伊兹沃尔斯基对1909年遭到“羞辱”的观点，似乎忘了正是英国拒绝与伊兹沃尔斯基在海峡问题上合作，才促使这位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声称自己被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而引发危机。至少可以说，认为俄国多次遭到同盟国羞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俄国幸运而轻易地逃过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危险。接着，“如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煽动了俄国国内舆论，俄国决策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攻奥匈帝国”，这一想法也大有问题。事实上俄国国内的意见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轻率行事。虽然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理所当然地表示支持，但其他人持不同意见，例如米谢尔斯基亲王的保守派刊物《公民》（Gćazhdanin）就谴责斯拉夫派“无力的浪漫主义”，并抨击了所谓俄国必然要在奥塞冲突中支持塞尔维亚的观点。在1913年2月，巴尔干冬季危机正值高峰时，前俄国首相谢尔盖·维特估计只有大约10%的俄国人赞成战争，而剩余90%的人则反对战争。格雷还假定，俄国的介入一定会侵犯一个并未直接威胁俄国安全的国家，还会“不可避免地”将法国卷入其中。这一观点实质上赞同了——或者说至少含蓄地承认了，普恩加莱考虑俄国进攻另一欧洲大国的可能性，因而增加了条约承诺的行为。格雷暗示，在某种情况下，这会迫使英国干预援助法国。格雷也许对“为塞尔维亚而战”的可能性感到窘迫，他无疑陆陆续续地表达了这一点，不过他已理解和合法化了巴尔干的计划，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记得，这一情景并不是国际体系的中立特征。它体现的并不是客观的必要性，而是交织着倾向性思维、承诺和威胁。这表明格雷十分倾向于将协约国同盟安全最大化，而舍弃了纯粹的大国之间的策略平衡。为利赫诺夫斯基描绘情景时，格雷不是在预言已注定的未来，而是在清晰表述让未来成为可能的一系列认识的一部分。
这些谋划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拒绝（无论是明确地或含蓄地）奥匈帝国以一个欧洲大国的方式保卫其邻近区域利益。英法决策者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会因何爆发冲突的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奥匈帝国虽然还未进犯塞尔维亚，但普恩加莱从未在与他人的谈话中试图清晰定义这一标准，包括在与伊兹沃尔斯基的谈话中，以及在1912~1913年冬季与法国战争部队、高级军事指挥官们的谈话中，而后者已敦促采取进攻性措施。格雷的态度则更矛盾，他试图将其区分开来。1912年12月4日，即他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告的同一天，格雷在给身在巴黎的伯蒂的便笺中写道，英国对巴尔干冲突的反应将取决于“战争如何爆发”：
如果是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使其产生有合理理由的怨恨，那么情况会和奥匈帝国主动进犯大不相同。
可是怎么算是“有合理理由的怨恨”呢？在1912~1914年分化对立如此严重的欧洲，我们很难界定哪种程度的挑衅会导致武装报复。不愿意把奥匈帝国的安全要务加入考虑也进一步证明了，大国们对将来“二元君主制”的完整性是多么的无动于衷。这或是由于它们将其视为德国身边缺乏自治性地缘政治认同的宠物狗，或是由于怀疑其在巴尔干半岛上有激进的谋划，又或是由于它们认为已不能再给君主制国家时间，其必将很快让位于更年轻、更好的后继国家。这个局面的一个讽刺之处是，无论哈布斯堡的外交大臣是雄辩——如艾伦塔尔，还是仁和——如贝希托尔德，都没有区别：前者被怀疑有侵略性，后者则被认为对柏林阿谀奉承。
让已被判处死刑的哈布斯堡雪上加霜的是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拥有许多自由斗士的塞尔维亚已被赐予了未来。在我们意料之中，从哈特维希发自贝尔格莱德的充满热情的报告，以及法国驻塞尔维亚首都公使德斯克斯发出的热烈支持的快件中，我们都能看清这个趋势。法国继续提供存在已久的经济援助。1914年1月，贝尔格莱德又得到了一大笔法国借款（金额达到1912年整个塞尔维亚国家预算的两倍）以支持其庞大的军事支出，帕希奇与圣彼得堡协商，同样得到了一笔军事援助，包括12万支步枪、24门榴弹炮、36门“拥有最新系统”的加农炮以及适量军需品，他声称（后被证实确实发生）保加利亚从奥匈帝国也得到了类似的货物。
格雷在1913年伦敦和会的谈判中隐蔽地采取了亲塞尔维亚策略，赞同贝尔格莱德索要新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土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塞尔维亚的概念表示支持，而是因为在他眼中，安抚塞尔维亚是协约国同盟长久维持下去的关键。最后的领土划分将超过一半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关在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王国门外，被划归塞尔维亚统治的很多人遭到迫害、放逐、虐待及残杀。然而在塞尔维亚政坛交友甚广的英国代理部长克莱肯色普却先是压制，而后淡化处理了被征服区域发生暴行的新闻。当这些罪行的证据不断增加，尽管也有人陆陆续续地对此表示厌恶，但还是不足以改变国家倾向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
两个更深层的因素使得巴尔干半岛问题的触发变得更为敏感。一个是奥匈帝国日益增长的抑制塞尔维亚领土野心的决心。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维也纳的决策者们逐渐倾向于鹰派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情绪随着危机的起伏波动，但是始终有积累效应存在：每次都有更多的决策者选择采用激进的姿态。经济上和国内士气方面的因素增强了政客的易变。随着金钱因和平时期调动而流出，随之而来的是对少数民族征募的忧虑，奥匈帝国的选择范围渐渐缩小，其政治前景渐渐失去可能性。然而，我们不能忘记1914年6月贝希托尔德得到的最后一次战前区域战略总结中，对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奥匈帝国在半岛上面临的众多问题只字未提。
另一个是德国人对“实力政策”的倚仗日益加深。从俾斯麦到比洛，再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通过实力最大化寻求自主权和国家安全一直是德国政策的一大特征。历任决策者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力量的追求可能引起德国邻国的敌意以及疏远潜在盟友。不过，只要这个政策继续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以杜绝敌对阵营联合进攻德国的可能性，其带来的孤立的威胁即便很危险，也未到达势不可当的程度。直至1912年，协约国同盟大规模增强军事防备，使得这一途径在更长时期内的可行性被逐渐破坏。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两个问题困扰着德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第一个问题在上文中提及过：如果战争爆发，德国能够击退其对手的相对实力优势能保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则与俄国人的意图相关：俄国领导人是否在积极准备一场针对德国的预防性战争？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紧密联系，因为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俄国确实在寻求与德国开战，那么用政治上代价高昂的让步来避免战争的方案就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没有避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只可能推迟它的发生，那么明智的选择是现在就与敌人开战，而不是等到相同的情景重现，环境却已不再对德国如此有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