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德国人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德国人

德国的决策者（撇开那些执着于在两条战线上武装德国以应对未来战争的人）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德国既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能避开战争的风险。一群较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包括殖民地事务大臣伯恩哈德·德恩伯格（Bernhard Dernburg）、驻英大使保罗·梅特涅以及他的同事，之后成为外交大臣的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uehlmann），继续推进对英国的缓和及妥协政策。这一路线在一本名为“没有战争的德国世界政策！”（A German World Policy Without War!）的政治宣传册中有了更加正式的表达。这本册子在1913年于柏林匿名出版，撰写者为理查德·普莱恩（Richard Plehn），他和库尔曼在伦敦曾经有密切的工作来往。在白厅（英国政府所在地）内也有潜在的支持这一政策的伙伴，尤其是反对格雷的自由党成员，比如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考特。

尽管霍尔丹任务以失败告终，探寻对英缓和政策的努力却并非颗粒无收。1912年夏，关于殖民问题的新一轮谈判展开。两国签署了关于非洲领土的协议，这些领土当时隶属葡萄牙帝国管辖，而葡萄牙帝国的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柏林和伦敦两方对何时及如何公开这份协议意见相左，最终导致协议没有生效。但它仍然显示了两国在原则上还是愿意划清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共同合作防止第三方介入。

纵观世界，在全球帝国竞争的舞台上，以及欧洲这个因为联盟集团而变得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德国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但有一个地方尤其吸引那些奉行“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的官员们：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德国都被束缚在这个帝国非常激烈的内部斗争环境中，但在19世纪80年代，柏林变得更活跃了。这一举动受到了正被英治埃及（1882年）疏远的奥斯曼帝国的鼓励，君士坦丁堡方面非常积极地讨好在柏林的伙伴。德国的银行、建筑公司及铁路公司开始进驻这些苏丹帝国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建立租界，划分利益范围。1881年，安纳托利亚铁路动工。这一铁路连接君士坦丁堡和安卡拉与孔亚，由德国出资并建造，两条铁路都在1896年前完成。政府对这些投机事业的支持一开始虽然断断续续，但逐渐变得明确，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到了1911年，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已经可以将奥斯曼帝国描述为德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范围”。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德国人希望能够稳定面临其他帝国力量（尤其是俄国）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破裂，就仿佛是向世界各个帝国敞开了瓜分领土的大门，它们一定会想确保自己能分到一杯羹。

安纳托利亚铁路被寄予了厚望。奥斯曼当局试图安抚并联合安纳托利亚“未开化的东部”——那里当时仍在遭受切尔克斯土匪的破坏，并让奥斯曼土地上最不开化的地方走向文明。他们以东方学者的视角审视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把它看作急需开垦的殖民地。他们向已经通了铁路的地区引进新的粮食作物，比如甜菜和土豆，后来发现在这个地区早有这些植物的种植历史。他们还尝试引进一些经济作物，比如可以用于造纸的细茎针草。许多尝试都止步于试验阶段，要么是因为气候与土壤条件不适合作物生长，要么是因为当地人拒绝采用新的农耕技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乡下的一些人会把大量稻草带到火车站喂食牵拉火车的马匹。对他们来说，蒸汽机车的出现无疑是一次难忘的冲击。

在德国，开拓安纳托利亚的想法也同样煽动了殖民计划的火焰。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认为（虽然不太可能），今后可以把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展为德国大量人口的居住地；其他人更感兴趣的是开拓当地市场、贸易路线及原材料开发。就像19世纪30~50年代的水电大坝或60年代的太空旅行，铁路在20世纪初始占据了帝国幻想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在英国及其开普殖民地，建造开普至开罗的铁路计划正在准备中；几乎在同时，法国也加入竞争，筹划建造一条横跨非洲的超级铁路，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吉布堤。伟大的全球电报网络历史已经开始：已经在基础设施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尤其是在英国的某些地方，电报站同时也是皇家权威与律法的小型前哨站。

因此，1903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将一个非常大的铁路建设项目交给一家隶属于德国银行的公司时，引发了一阵惊恐。这条铁路将把安纳托利亚铁路在安卡拉的终点进行延伸，经由阿达纳和阿勒波，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巴格达，并最终到达波斯湾的巴士拉。这个项目在理论上可以在某天实现乘火车由柏林直达巴格达，却遭到了来自其他帝国力量的质疑及阻挠。由于英国海军当时正计划将以煤炭为动力的船只更新为以汽油为动力的型号，油田对于英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英国担心铁路建设项目将使德国优先获得奥斯曼伊拉克的油田。英国还担心，这些从英国称霸世界的海军带来的束缚中挣脱、由陆路来到东方的德国人，会威胁到英国在殖民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虽然铁路的路线已经确定（这给工程师和投资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并会尽量远离俄国有意向的地区，圣彼得堡方面还是担心德国因此会威胁到俄国对高加索地区及波斯北部的控制。

回想起来，这些战略上的担忧很牵强，但它们在那时对决策者的影响却非常大。这些决策者倾向于认为，资金上的投入将必然导致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威廉二世在支持奥斯曼和支持伊斯兰之间飘忽不定时，就完全没有打消这种担忧。1898年，威廉二世第二次访问中东，他在大马士革市政厅即兴说出了一段祝酒词：“愿苏丹陛下，以及将他看作‘哈里发’的全世界3亿穆斯林，坚定地相信德国皇帝会是你们的朋友。”这段话很快为世界各报纸引用。这样的表述源于阿拉伯人民的欢呼所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因德国与泛伊斯兰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为伍，而唤醒了对德国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在英国和俄国势头渐长。

实际上，德国的经济投入符合国际惯例。德国在电子设备、农业、矿业及城市交通上的投入非常多，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也正在增长。但在1913年，德国依然在从奥斯曼帝国进口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在出口奥斯曼方面落后于英国和奥匈帝国。法国在这上面的投资比德国多了约50%。所以和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竞争相比，德国也说不上在这方面特别上心。为了确定能够战略性地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一场竞争悄然而起。比如，英国的银行和投资者在伦敦方面的支持下，通过强硬杀价，加上毫不留情的金融外交，轻而易举地就将德国推向了不利局面。即使是在铁路建设领域，德国将多于一半的投资花在这上面（3.4亿金法郎），法国也不甘示弱，投资金额达到了与德国差不多的水平（约3.2亿金法郎）。奥斯曼帝国公债由一家国际代理机构作为帝国债权人的代表进行管理，公债中的62.9%为法国所持有，德国和英国差不多平等瓜分剩下的份额。君士坦丁堡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奥斯曼帝国银行除了负责控制有利可图的烟草垄断及为数众多的企业，还拥有在奥斯曼帝国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这样大的机构并非德资银行，而是一家法英合资企业。同时，它也是法国政策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信用及财政管理全部由巴黎掌控。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的确对缓和巴格达铁路沿线的紧张局势有所帮助。1914年2月15日，法国与德国签订协议，划定了两国主要投资者的利益范围（法国的资本投入对于这个项目的资金筹备来说非常关键）。6月15日，通过让步妥协，德国终于能够不再理会英国的反对声。这些让步中包括了认可英国对至关重要的未来铁路中的巴士拉—波斯湾区段的控制权，这一举动也牺牲了这个项目应给德国带来的地缘战略价值。协议、让步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合作，各国已将政治问题摆在一边，而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确保经济活动能够有实际效益方面。这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或许真的可以提供一个舞台，让“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得以施展，从而及时建立与英国合作的某种基础。

比中立巴格达铁路权所产生的矛盾更加严峻的是，1913年12月德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引发的一场危机。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军事活动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迫切渴望外国的协助，通过彻底的改革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奥斯曼军方指挥官曾经短暂考虑过邀请法国军事代表团前来，但显然德国更像是伙伴。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德国军方顾问就已经是君士坦丁堡的常客，当时戈尔茨·帕夏（Goltz Pasha）将军已经在训练奥斯曼帝国基层军官。但是与以前的尝试不同，这次的行动目的是扩大规模。代表团首领被任命为指挥官（拒绝停止这种放权行为被看作导致之前尝试失败的原因），而且将负责整个奥斯曼军队的训练活动，总参谋部也包括在内。指挥官同时拥有无限的军队视察权力，他也会有一队由40位现役德国军官组成的小组跟随。最重要的是，作为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将军，他同样也肩负着保卫海峡地区及君士坦丁堡的重任。被选中作为领头人物执行这次任务的是，驻扎在卡塞尔的第22师指挥官中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

无论是德皇还是首相霍尔维格，都不认为这次的任务相较之前的实例有任何基本偏差。也由于这项任务的细节由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军方指挥官内部起草，没有人把它和与俄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谈判联系起来。反而是德皇于1913年5月参加普鲁士的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汉诺威的欧内斯特·奥古斯特王子的婚礼时，以非正式的口吻，向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提出了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人对这项计划好的行动表示反对。霍尔维格在1913年11月与萨佐诺夫短暂会晤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还以为沙皇已一五一十地告诉萨佐诺夫了。当利曼任命的细节渐渐泄露出来时，俄国报业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公众的愤怒离不开俄国外交部门的煽动，但真正原因是民众担心这项行动不仅将使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扩大（因此形成战略瓶颈），同时将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新生机，而当时在俄国对中短期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分裂已经成为既定元素。在一封寄给沙皇的信中，俄国军方驻柏林全权大使将利曼描述为一个“充满活力、喜欢自我吹捧”的人。德皇在一次与代表团成员秘密会晤时，催促他们为他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并成为“对俄国激进谋略中的一个砝码”。这些话经由俄军驻柏林随行官员巴扎洛夫传回圣彼得堡。由此，萨佐诺夫认为这次德军的行动“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义”。此时在圣彼得堡则是一片恐慌，“我从未见过他们这么激动”，爱德华·格雷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吐露了心声。

为什么俄国人对利曼的任务反应如此强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1912~1913年的危机时期，俄国的战略思考仍是以海峡地区为中心。当时萨佐诺夫的政策倾向于着重应付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不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而海峡地区对俄国经济生产的重要性从未如此显而易见。在1903~1912年，俄国37%的出口需途经达达尼尔海峡；对于小麦和黑麦的出口来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5%~80%，而这一出口对俄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转型以及现金匮乏的经济体制至关重要。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显露出这些关联的紧迫。自冲突开始，萨佐诺夫多次向好战的各国以及结盟的势力表示，关闭海峡地区中立性的商务运输将会使俄国的出口商遭受“巨大的损失”，必须避免这种导致损失的情况发生。如果这一切发生，战争将导致达达尼尔海峡经历两次暂时关闭，严重损害俄国的贸易活动。

造成损害是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有着关键性地缘政治利益的地区永远失势是另一方面的担忧，且后者更为严重。1911年夏，苏霍姆利诺夫十分担心德国在博斯普鲁斯地区建立据点，“在奥斯曼帝国的背后，”他警告道，“正是德国。”1912年11月，保加利亚似乎即将拿下君士坦丁堡。在那时，萨佐诺夫命令伊兹沃尔斯基前去警告普恩加莱，一旦君士坦丁堡沦陷，俄国将不得不立即将整个黑海舰队部署在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萨佐诺夫与总参谋部及海军讨论俄军的登陆计划，以保护君士坦丁堡并彰显俄国的利益。英国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的资产国际化，但遭到了萨佐诺夫的反对，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弱化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以军事行动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整个海峡地区，新的计划应运而生。在一份于11月12日为科科夫佐夫和后勤主任准备的文件里，萨佐诺夫阐述了俄方占领君士坦丁堡所带来的优势：这将确保又一世界贸易中心的形成，这是“打开地中海大门的钥匙”，这是“在为俄国实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打下基础”。他表示，俄国将建立“一种国际身份，或者说是一顶本就属于俄国的皇冠，以彰显在两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努力和付出”。在暗暗透露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时，萨佐诺夫总结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将在“毋庸置疑的超越民族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联合政府及社会”，并由此“重塑我们国家的生活”。

在最近海峡地区的混乱局势中，俄国在贸易上遭遇了上百万卢布的损失。1912年11月23日，萨佐诺夫向尼古拉斯二世指出：“想象一下，如果海峡地区不是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而是在另外一个有能力反对俄国要求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忧虑导致1913年夏天至秋天，俄国黑海海军指挥官都集中精力，使即将到来的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成为可能。海军总参谋部的A·V·聂梅兹（A.V.Nemitz）上校声称俄国“必须准备好在近期实现（占领海峡地区）的目的”。对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不断壮大的担忧也反过来使得这些提议更为迫切。土耳其人已经订下了一艘无畏战舰，当时仍在英国建造。1912~1914年又加订了两艘，不过这些战舰都没有在战争爆发前交货。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当地高级官员对俄国海军军力的看法，让圣彼得堡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们有这样一种预感，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帝国计划被倒置了。

俄国人(尤其是萨佐诺夫，他与所有相关的策略讨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变得对利曼·代表团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的海峡地区控制问题极其敏感。令外交大臣特别不快的是德国指挥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德国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错，因为此前没能任命真正的权威人士担任军队顾问（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这被当作没有进行真正改革的核心原因。经验告诉我们，若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改革完成，只有下命令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萨佐诺夫并没有被打动，还尝试通过争取另外两个协约国的支持来向柏林施压。他向伦敦和巴黎发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以最强硬的言辞反对这项活动，并在结尾给出暗示性威胁：“如果德国这么想要在君士坦丁堡占据首位，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它们不得不遵从这样的做法，尽管它们在意的是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这种倡议并未成功，主要是因为俄国把利曼的任务当作对自身性命攸关的利益的威胁，而持这种看法的只有它自己。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随军官员都没有收到关于利曼到来的特别通知。他们认为，德国在之前几次任务的失败后加强控制以获得某些长远价值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格雷也对此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爱尔兰危机及“国家内部的困境”已经比对这件事的介入来得迫切得多。同样，相比法国资本越来越壮大的统治地位，英国人也不那么关心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得势这件事了。1913年3月，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告诉爱德华·格雷：“在法国金融家的逼迫下，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是不会存在的。”3月18日，在英国下议院的一次有力的演说中，奥斯曼及中东地区问题专家、保守党下议院议员马克·塞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警告称，法国金融在奥斯曼叙利亚的绝对统治将最终“为合并而铺路”。

事实上，英国海军已经派代表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1912年，海军上将阿瑟·林帕斯（Arthur Limpus）到达该地区之后曾将领地扩大——他的雇佣合同上写着他的职位是“舰队指挥官”。除了监督奥斯曼军队训练和补给品的改进，林帕斯还协调鱼雷舰艇及地雷在土耳其海峡地区的分布部署，这是防止外国战船进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林帕斯能从一个较为广阔的政治层面理解自己的任务：他与奥斯曼海军部门的联络并不只包括技术现代化、采购及训练，还有更多战略重要性的议题，比如“让俄国军队穿越黑海时更危险”而需要的海军军力水平。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想要达到的目的和利曼的很相似。林帕斯以自己的睿智与泰然来看待英国和德国对奥斯曼海军及陆军的共同管制。他在1912年6月对奥斯曼海军说道：“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海岸建设方面无人能及。”(https://www.daowen.com)

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力量，这支军队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我很确定，让德军顾问参与陆军的方方面面是最明智的。我也相信，在海军事务上采纳英国顾问的建议同样是最明智的选择。

由此，萨佐诺夫发现，想要把协约的伙伴国也拉进俄国对于德国代表团抵达奥斯曼这件事的愤怒情绪中是很困难的。格雷拒绝了萨佐诺夫发来的带有威胁语气的联合备忘录，并建议在德军代表团范围内对君士坦丁堡开展无伤害性的调查。尽管在圣彼得堡，德尔卡塞很积极地表示赞同，但法国外交部已经变得甚至比英国外交部更不上心。因为在萨佐诺夫充满威胁的联合备忘录中，法国看到了一幅完整的“亚洲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的画面，而这将有可能给法国金融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所以法国更倾向于支持格雷较为缓和的提议。也就是说，已经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吸引了太多不同类型的帝国的野心和狂想，使得三国协约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同一个可能的威胁。

无论如何，利曼的这一篇文章使得俄国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情绪有了一次危险的升级。英国和法国对于俄国的抗议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使得萨佐诺夫大为恼火。在1913年12月12日发给俄国驻英国大使的一份电报中，他咬牙切齿地阐述了自己越来越不信任英国支持的效力，还说“身为三国协约中的两个国家却缺乏团结，这让我们非常担忧”。在12月23日呈交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他的态度则是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好战性格。他促请立即准备好“联合军事措施”，并与法国和英国协调。三国协约应该“在小亚细亚地区掠夺并占有些什么，并声明在达成自己的目标前不会离开该地区”。当然，如此戏剧化的主动行动是冒着触发“欧洲大混乱”的风险进行的。但一方面，摆出这种“坚定的决心”很有可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迫使德国改变心意；另一方面，屈服“可能会招来致命的后果”。为了讨论由利曼事件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召开一场峰会很有必要。

1913年1月13日召开的峰会，由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主持。萨佐诺夫、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总参谋长日林斯基及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悉数出席。会议的开始就是讨论向君士坦丁堡施压，迫使其放弃对德国军队代表团的需求所应采取的“强制措施”。有一种意见是可以用经济制裁来向奥斯曼政府施压，不过被摒弃了，因为这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法国在奥斯曼的金融利益，也会使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一条路则是动用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以武装占领奥斯曼的要塞。萨佐诺夫指出，最关键的前提是法国的支持。和往常一样，科科夫佐夫反对任何战争的论调，认为战争所冒的风险太大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努力想要使会议进程的基调变得温和且理性。他认为，建立明确的限制很重要，要列明哪些是俄国能够容忍的举动，哪些不可以，而不是表现得因为一时的报复心态而满腔怒火。在科科夫佐夫的观察中，德国是在寻找一种逃离“由俄国的要求所造成的局面”的方法，并已准备好做出妥协。所以，避免发出“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明确声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会迫使德国巩固自己地位。但当时，这位首相遭受了苏霍姆利诺夫、萨佐诺夫、格里戈洛维奇和日林斯基的轮番挑战，他们争论说德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已达到最小，但万一情况坏到极点，即使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局面，战争是可以接受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总参谋长日林斯基都断然宣称：“俄国已经完全准备好与德国进行一对一的战争，更不要说和奥匈帝国对战了。”

这些激烈的场面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德国很快就做出了让步，危机得以解除。鉴于俄国的强烈反应以及伦敦和巴黎的催促调停，柏林政府同意将利曼调任至苏丹陆军：他仍然是督察长，但是“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这一晋级实则让他丧失了第一军团的指挥权，却不有损于他的面子。

利曼事件并没有升级成为欧陆战争，但现在回顾来看，它确实揭露了其中的一些端倪。首先，它揭示了一些俄国决策者已经变得多么好战。尤其是萨佐诺夫，由早期从事文职时的优柔寡断转到了一种更加坚定且更加反德的思维方式。他开始撰写描述德国和俄国之间关系的文章，完全不考虑柏林的立场：俄国永远是温顺的、热爱和平的邻国，而德国则是虚伪的掠夺者，不放过任何一个欺凌、羞辱俄国的机会，现在是时候坚定地站起来了！这种文章在政策广度上带来的缩紧不容低估。巴黎反复的保证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月13日的会议上，萨佐诺夫表示，虽然并不清楚英国对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会有何反应，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将会提供“积极的援助，甚至是最终极的力量”。萨佐诺夫说，法国大使德尔卡塞已于近期向他保证，“法国将与俄国同进退”。至于英国，虽然一开始伦敦方面仍有犹豫，但“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冲突的结果对法国和俄国不利，英国将会介入。

沙皇也同样开始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在1914年4月初和大使布坎南的一次对话中，他说：“人们普遍以为没什么能把德国和俄国分开，可不是那么回事：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有点儿问题。”沙皇害怕德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努力把俄国限制在黑海范围内。若德国尝试这么做，那么协约国就要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让柏林更清楚“三国协约将共同对抗德国的侵略”。在德国，俄国对利曼代表团的激烈反应，再加上德国根据俄国的要求而投降所带来的痛苦，让德国人觉得柏林和圣彼得堡已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开。“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成为历史！”威廉二世哀叹道，“我们已经变成敌人了！”

对作风稳健的科科夫佐夫来说，利曼事件终于显露了他地位的卑微。当危机爆发时，他一直在法国就新铁路贷款的事进行谈判。萨佐诺夫指派他前往柏林与德国谈判。科科夫佐夫写的关于那些会谈的报告显示出他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坐在冷板凳上了。他向萨佐诺夫抱怨——他不怎么掩饰这种抱怨，让他在德国的对话人明白俄国体系的“特色”，即身为首相却在“权力与特权”上受限颇多，是非常困难的。科科夫佐夫在1月13日出任首相一职是他最后一次担任这样的职务。1914年1月底，作为首相及财政大臣的他被沙皇免职了。

科科夫佐夫的免职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政策，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他所代表的谨慎且保守的俄国政治倾向的失败。新的首相是戈列梅金（Goremykin），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一个傀儡领袖，如萨佐诺夫日后回忆所描述的，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关心的能力，只在意个人的宁静和舒适。同样失去的还有考虑他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的能力”。新大臣会议的真正权力源泉其实是社会关系广泛的克里沃舍因，他自1913年起就一直在协调反抗科科夫佐夫的活动。在财政部门，科科夫佐夫的继任者巴克能力很强，但是个平凡的角色，同时还是克里沃舍因的手下。克里沃舍因是强硬派的积极支持者，而强硬路线正是苏霍姆利诺夫和萨佐诺夫一直追求的。没有了科科夫佐夫在旁不停倡议谨慎，大臣会议的天平偏向了好战那一边。

最终，利曼事件显现出俄国对海峡地区变得多么热衷。同时，麻烦的问题不断涌现，三国协约的伙伴国对俄国努力争取在海峡地区畅通无阻表示支持，但这种支持能保持多久？萨佐诺夫在这一点上的怀疑反映在并不怎么重要的1月13日的会议总结里。总结在一方面同意俄国应该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施展一系列强制的手段对付君士坦丁堡；另一方面，如果协约国继续抱持支持的态度，俄国要限制自己的强制手段，不可以涉及军事。俄国在协约国支持上的怀疑是对的。即使危机过去，英国仍然担心俄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提出（关于土耳其海峡）的问题”。

换句话说，很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项直接并公开地瞄准海峡地区安全控制问题的政策得到俄国的保证，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1911年11月，当恰雷科夫在探寻与奥斯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时，正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时，萨佐诺夫选择不承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因为他相信直接争取海峡地区的时机仍未成熟。他转而投向哈特维希，因为他那好战的泛斯拉夫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并特别关注塞尔维亚。萨佐诺夫的选择说明，重新将目光投向巴尔干战线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峡政策上遭受的失败或挫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默认的或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前进政策并不要求放弃俄国在海峡地区的终极利益。相反，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更长久、更曲折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俄国的战略思考在1912~1914年逐渐倾向于把巴尔干看作海峡地区的腹地，同时也是确保自己对奥斯曼控制住“咽喉”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关键。在这种决心的背后是一种信任：相信俄国在海峡地区的宣言只有在欧洲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信任在战前最后几年内渐渐变为萨佐诺夫的中心思想。而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战斗即确保自己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控制。

这些都在1914年2月8日的国家特别会议议定书里呈现了出来。会议由萨佐诺夫召集并主持。在科科夫佐夫下台之后，会议的基调及大致氛围很明显并未延续他的风格。会议重新确定了俄国控制海峡地区的重要性。但连萨佐诺夫都承认，现在仍然很难描绘拿下海峡地区却不触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的画面。由此展开了关于俄国应该如何考虑这两项不同任务的优先性的讨论：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动用所有可用的力量赢得欧洲战争。作为对萨佐诺夫观点的回应，总参谋长日林斯基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将没有多余的力量攻占海峡地区，因为军力要集中在俄国西端战线。但是（这也是概念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俄国在西线战争中占据优势，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许多其他地区的问题就算是其他更严重冲突的一部分，也能得以解决。这一点也得到了总军需官达尼洛夫（Danilov）的赞同。他反对军方任何专门为保障海峡地区而采取的行动：

西线战争需要的是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分配任何一个军团去执行其他任务。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保证在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场的成功。在这个战场的胜利需要我们在其他次要问题上做出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决定。

这并不是会议上被采纳的唯一一种看法。身为俄国海军行动部门领导的聂梅兹上校曾经警告说，萨佐诺夫、日林斯基和达尼洛夫所描绘的愿景只有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威胁君士坦丁堡安全的敌人，和俄国在西部战线的敌人是同一个国家（比如德国和/或奥匈帝国）。在那种情况下，再加上如果那时海峡地区能够及时被俄国掌控，俄国才能够真正地只关注主要冲突。但在争夺海峡地区的努力中，聂梅兹描述道，俄国也曾遇到过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外的敌人。这说起来仿佛也合理，即当俄国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前线浴血奋战时，有可能有“外国舰队和军队”来占领海峡地区，在这里他暗中影射了英国。聂梅兹说出了他的道理：从这几年的经验看来，任何单方面改变海峡地区政治体制的尝试，都有可能遭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抵抗。

这些反映都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利曼事件成为俄国对英国政策的关键节点。萨佐诺夫立即开始施压，采取能使三国协约变成完全成熟联盟的措施，他同时也是与伦敦进行的海军对话的主要参与者，这一对话开始于1914年6月7日。在他的传记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德国派遣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事代表团，它“迫使”俄国在“意识到柏林引发的共同危险”的基础上寻求与英国之间“实质上的一致”——这也同样符合我们回顾走向1914年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但正当萨佐诺夫梦想着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正面对抗德国并抑制它的势头时，很明显（虽然这并不是外交大臣能够马上实现的），一份与英国的海军协议履行了约束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诺言，并使其退出了海峡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行动。俄国于1914年5月正式递交给伦敦的抗议强化了这一论断，这一抗议针对的是英国官员在奥斯曼帝国海军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俄国眼里（对英国人来说亦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潜在的敌人不止一个。在联盟的架构下隐藏的是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