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幻

萨拉热窝的枪响也打乱了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思绪。6月28日下午，他正在巴登度假，这是一个离维也纳很近的温泉小镇。这里远离喧嚣的人群，也让他有机会耐心阅读俄国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的一篇论文。他很快沉浸在文字当中。

而林间的风声、小鸟的阵阵啼叫和公园里悠扬的音乐声在我看书的同时似乎也萦绕在耳边。我可以清楚地辨别那旋律，因为我的耳朵此时已经屏蔽了吵闹的街道和湍急的河流所带来的噪声；只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停顿让我竖起了耳朵。……突然音乐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演奏的是哪个乐章，我只是感觉到音乐突然停了。我本能地抬起头，远处的人群似乎也乱了阵脚，突然静止了动作。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萨拉热窝事件就像在1963年达拉斯发生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当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人们都在回忆当时自己在哪、和谁在一起。来自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当时正在与她患有抑郁症的丈夫卡尔在德国旅行，他们在德累斯顿所下榻的旅馆对面的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上看到了相关消息被贴出。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半个世纪之后，阿尔方斯·克拉里–阿尔德林根（Alfons Clary-Aldrigen）王子想起他当时正在与金斯基的亲戚在波西米亚的森林里打猎，当他们在黄昏时分在森林边缘的路边露营时，来自金斯基的一个厨师骑着车将这个从当地邮政局局长那里得知的消息告知了他们。国会议员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则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的，随后的整个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和合作伙伴，告知他们这一消息。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就在４个星期之前还梦到耶稣会指派他去刺杀大公，在那之后他就被人打电话告知大公遇刺身亡了。

更有甚者，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预感。6月28日，由于要等到11点才去做弥撒，他就一早在维也纳的家中看报，他被上面的一篇关于斐迪南大公出访波斯尼亚的详细行程的文章吸引了。

直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在读到这篇描述（出访萨拉热窝）行程细节的文章时身体上的不适感。但鉴于只是一些疼痛的感觉而无大碍，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自己竟然为看到斐迪南大公出席这样的活动而感到难受。然而片刻之后，（向我通知他遇刺的消息的）电话响了。

利昂·比林斯基

当时的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称，这个消息太过骇人，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直到当天晚上一些相关细节报道见诸报端、表示哀悼的旗帜在政府建筑上升起，才算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首都的居民聚集在街道上，为了这件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整夜。”在24小时内，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甚至传到了《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里。那个傻气十足的捷克士兵帅克在布拉格家中的客房里，一边给自己患有关节炎的膝盖上药，一边谈论此事。萨拉热窝事件甚至融入当时的很多文学艺术创作当中，在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这部小说《好兵帅克》中，就以斐迪南大公遇刺这一事件作为重要情节的铺垫，当时帅克从负责清扫公寓的米勒太太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借助帅克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讽刺了奥匈帝国政治上的丑恶。

米勒太太：他们在萨拉热窝把他刺杀了，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吧。当时大公正与他的夫人一起坐着车。

帅克：哦，你知道得还挺清楚，米勒太太，原来他们是在车里遇刺的啊。这也难怪了，如果是平时，他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就遇刺了，但当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脚下时就不一定了，况且是在萨拉热窝！那是波斯尼亚地区啊，米勒太太，我希望是土耳其人干的，毕竟我们当时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就是个错误。

直到奥匈帝国覆灭多年之后，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描述依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来自萨拉热窝的消息与多年来文学上关于消失的帝国的想象紧密呼应：从卡尔· 克劳斯的《人类的末日》（Last Days of Mankind）中不祥的电话铃声，到约瑟夫·罗特的《特罗塔·冯·斯普尔杰少尉》（Lieutenant Trotta von Sipolje），在书中，特罗塔中尉接到“令其终日幻想成为现实”的噩耗。

我们很难具体评估萨拉热窝事件在当时对奥匈帝国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一个专家曾如此写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作为公众人物“最杰出”的一点“就是他在各个阶层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绝非万人迷，他没什么人格魅力，并且易怒。透过他平时给人的那种矮胖、迟钝的形象，普通大众很难想象当他和至亲在一起时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会变得充满活力，碧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不能容忍有犯上由头的行为，同时他又对只知道阿谀奉承的人深恶痛绝，在他的政治友人奥托卡尔·切尔宁看来，他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他暴躁的脾气也让那些大臣和高官们经常“在还没面对他的时候就已经胆战心惊”。他只有几个真正交心的朋友，在与其他人交流时，他更多时候是保持着戒心。“在每次与别人初次见面时，我都认定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曾经这样说，“只有深入交往后，我才慢慢消除自己的这种成见。”他对于打猎的极端痴迷也不时引起负面评论，尤其是在布吕恩巴赫堡所在的山谷，这里是他的主要狩猎场，为了保证当地能有足够的健康的猎物，弗朗茨·斐迪南封锁了城堡周边所有的土地。当地人不能再走那些熟悉的路了，也不能再到山上去放羊了，这都引起了当地的民怨。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就曾在记录萨拉热窝事件的一份笔录中注意到，当时的“第一波袭击”很快退却，但因为斐迪南大公“极其不受欢迎”，民众中的戾气一时间并没有消散。

也正因此，刺杀案的消息公之于众时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哀痛情绪，这也是为什么这场刺杀案一直以来都以发生地命名，而不是受害者的名字（相较之下，没人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称为“达拉斯事件”）。也正因为斐迪南大公并非一个饱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能作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线。当然，这么想是错误的。首先，不管他是否受欢迎，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和对于改革的热忱都受到广泛的认可。驻君士坦丁堡的奥匈帝国大使曾告诉他的塞尔维亚同事，弗朗茨·斐迪南有着“罕见的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将把自己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献给国家，并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有识之士，并且“都深知只有实施一个彻底的改革政策”才能确保帝国的持续生存。此外，这不仅关乎弗朗茨·斐迪南个人的存亡，更在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走向——王朝的未来以及“哈布斯堡国家理想”的实现。

弗朗茨·斐迪南的声望在纸媒的报道炒作之下不断提升，24小时之内萨拉热窝事件的诸多主要细节（从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到跳河寻死、从大公对伤者所表示出的关切到他在市长致辞时对情绪的克制、从那个致命的通往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弯道到大公弥留之际对妻子说的话）已是人尽皆知。报纸以大篇幅持续报道此事。代表哀悼的黑色条纹最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随即街上开始出现哀悼的黑旗，直到最后就连电车上都被盖上黑布以示哀悼。舆论领袖们也开始从大公个人出类拔萃的政治能力竟然英年早逝、一段完满的婚姻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摧毁了、大公夫妇的三个孩子一夜间变成了可怜的孤儿、老皇帝承受丧子之痛等多个方面突显这一事件是如此让人悲痛。

此外，这也是第一次将大公的私人生活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当中。6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援引了大公对自己家庭的一段描述：“每当我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里，看到爱妻在那里做针线活、孩子们在周围玩耍，我就感到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家门外，而围绕着我的只剩下幸福。”这些被大公的亲信们整理口述出来的片段，完全改变了大公曾经的那种并不太受欢迎的形象，但事实上报道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炒作而非事实。在卡尔·克劳斯将这些内容引入自己的作品后，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也显得倍加悲壮了。

然而，萨拉热窝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冲动所为。舆论领袖们也迅速将此事件包装得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代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新自由报》用“命中注定的打击”来形容这个事件，“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撰稿者如此写道，“就仿佛是暴风撼动了帝国的权威，似乎历史注定要用血在这个新时代开启的时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茵斯布鲁克消息报》（Innslbrucker Nachrichten）则用“奥匈帝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件”来形容此事。斐迪南大公遇刺后，有媒体报道，这不仅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更使民众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他们所依靠的、能够为他们构建美好未来的伟人”。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奥匈帝国的声音。在布达佩斯，更多的声音则是一个灾星终于陨落了。但即便在这里，资产阶级报刊也将这个事件渲染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在舆论的普遍影响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传遍了奥匈帝国的大城小镇，很少有人能坚持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事件。但也有例外，当时身在布拉格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对此事充耳不闻，他那天的日记里只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出门走错了路、坐错了车，然后又错过了电话。当然，他只是为数不多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