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做什么
事件给奥匈帝国决策层带来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6月28日之后没几天，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就达成共识：只有靠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鹰派更是对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施以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迅速采取行动。“去年我还在写给你的信中表示我们将学着宽容对待塞尔维亚的戏谑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付诸战争。”里特尔·冯·施托克在6月30日给贝希托尔德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在回答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错误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战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抓住一切机会毫不迟疑地给予他们毁灭性的打击。
被任命为接替瑟杰尼（Szögyényi）出任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王子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会见了贝希托尔德。霍恩洛厄威胁道，如果现在还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即便是冒着犯上的大罪也不愿去继任驻柏林大使一职。在贝希托尔德经历了一天的类似对话之后，当天晚上，康拉德到了。这名总参谋长借助萨拉热窝事件终于得以毫无顾虑地开始再次说起他的那套理论，即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立刻开始总动员，不要再与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了。“打蛇打七寸，否则你只会面对毒蛇坐以待毙。”后来贝希托尔德回忆道，总参谋长的建议其实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开战！开战！开战！”而刚从南蒂罗尔视察归来的国防大臣克罗巴廷（Krobatin）在6月30日（星期二）与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会见时也持类似的态度。克罗巴廷声明，军队已经准备就绪，面对如此灾难性的事件，战争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联合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也被卷入了此次事件。作为奥匈帝国政府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三大高官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对这次危机的走向至关重要。比林斯基并不仇视塞尔维亚人，作为负责波斯尼亚的行政大臣，他在处理该地区少数民族事务时从未采取过强硬措施，始终以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他通过自学学会了阅读并能听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平时与他的南斯拉夫同事们交流也是用俄语而非德语，这也让属下们备感亲切，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全力营造和谐的氛围。直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比林斯基仍在持续致力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与少数民族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他也极力反对波蒂奥雷克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
在巴尔干局势动荡的时期，比林斯基对于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是战还是和的态度曾来回摇摆。在1913年5月与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对峙和10月的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即便他知道皇帝和皇储对于全面战争都不会支持，并且会因此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依然是主战派的一员。另外，他也与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诺维奇交往甚密，并通过这层关系和平解决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纷争。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反对帮助保加利亚打击贝尔格莱德政府，并以此帮助塞尔维亚开拓了疆土。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康拉德针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建议，认为这将使奥匈帝国变成一个暴虐无理的国家，失去在大国之中的权威。
但萨拉热窝事件让比林斯基的态度急转直下，从6月28日下午开始，他就大力倡导对塞尔维亚加以制裁。即便他与弗朗茨·斐迪南从未有过真正的交往，但他依然认为在萨拉热窝事件上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失职责任，当然，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完全不必为此自责。他之前也并不清楚波蒂奥雷克将大公夫妇带进城里的种种安排，因此他在后来读到相关报道时更是感到莫大的震惊。虽然在大公夫妇此次出行的安全事务上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在萨拉热窝事件后的会议上，他并没有像贝希托尔德那样急于通过各种证据摆脱各方的责难。
鹰派中最激进的当属比林斯基的下属波蒂奥雷克了，与比林斯基不同，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萨拉热窝事件感到自责。波蒂奥雷克也提出要首先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演习行动。在斐迪南夫妇出访当天，一切安排都是由他全权负责的，也是他在大公从市政厅出发之后的这段行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处理。实际上，波蒂奥雷克只是在借这种深切的自责掩盖自己好战的本性。在从萨拉热窝传到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能看出，波蒂奥雷克期望对贝尔格莱德进行快速打击。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波斯尼亚地区即将面临被塞尔维亚势力控制的局面，一旦如此，该地区将无法再进行大型兵力部署。只有打击散布在各地的塞尔维亚组织、根除贝尔格莱德的问题，奥匈帝国才能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安全。波蒂奥雷克虽然并不能扮演决策者的角色，但他的相关报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朗茨·斐迪南始终认为奥匈帝国只会因为与别国的战争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波蒂奥雷克则推翻了这种论断，指出战争将解决帝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这种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国内政治的首要性”的理论帮助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在与鸽派的论战中占据上风。
外交部的官员们也开始接受这一主战的政策。早在6月30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就表示大多数驻外使节都希望看到一个“与塞尔维亚一了百了的做法”。主战的事态也逐渐扩大开来：出席了几次相关会议后便自称是“塞尔维亚问题专家”的亚历山大·冯·穆苏林（Alexander von Musulim）男爵作为一名克罗地亚人，生怕塞尔维亚的发展会给克罗地亚带来威胁；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绍帕里因为回国探望生病的妻子故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正巧在维也纳，在他看来，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则值得忧虑；自1913年10月开始担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一职的福尔加奇伯爵也因为曾经在贝尔格莱德遭遇的不堪经历而颇有成见。主战派占到了决定性的比例。掩盖对对抗政策的偏好是积极外交政策的一贯作风——这被视为是顺从的极端反面，以及可能困扰奥地利政策的得过且过的心态。埃伦塔尔在1908年到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期间，曾就这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先发制人的观点与其前任们的“宿命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福尔加奇、亚历山大·奥约斯伯爵（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绍帕里、阿尔伯特·内梅斯伯爵（Count Albert Nemes）和穆苏林男爵都是埃伦塔尔的忠实信徒。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期间，这些人多次向贝希托尔德施压，要求他不要放任俄国的恐吓行为，也不要纵容塞尔维亚“越发的无礼举动”；他们私下还为他实施的过度安抚政策感到悲哀。更有一部分政界人士在1912~1913年持续劝诫贝希托尔德不要向俄国或塞尔维亚“日益蔓延的侵略”屈服。
萨拉热窝事件不只鼓动了鹰派走向战争，也彻底摧毁了和平的希望。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在1914年波斯尼亚之行中幸免于难，他必将继续坚持他一贯以来反对战争的态度。在他此次出访结束后，他可能就会将康拉德调离目前的岗位，如果果真是这样，也就绝不会有这个好战的总参谋长的今天了。“大公一直以来反对战争，这完全不合情理，”一个奥匈帝国高级外交官曾在7月底这样对约瑟夫·雷德利希说，“是他的死让我们找到了一种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带来的力量！”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奥匈帝国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的压力是最大的，他被萨拉热窝的消息极大地震惊了。他和弗朗茨·斐迪南自儿时起就是要好的伙伴，与这个英姿勃发、自信满满、富有主见的大公相比，他则显得思维缜密、心思细腻，他们二人彼此间充满了敬意。贝希托尔德深知这名曾带给外界古怪形象的大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怎样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此外他们二人还有一层亲戚关系：贝希托尔德的夫人南迪纳和索菲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贝希托尔德得知刺杀消息时正身在他位于布赫劳的城堡，他震惊得哑口无言，之后立即乘坐火车赶往维也纳，并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一个逝去的人，一个逝去的伟人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谈话，”贝希托尔德后来回忆道，“我内心的伤痛无以复加。他被残忍地杀害的场景一遍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明亮的眼睛依然散发着光彩……”
贝希托尔德除与塞尔维亚开战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吗？这当然离不开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第二天就有鹰派开始对他教唆身为外交大臣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即便贝希托尔德也曾在一些事务上采取过强硬措施（例如针对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但他始终还是主要以怀柔政策而出名的。1914年5月，曾有一名大使宣称贝希托尔德就是个“外行”，他那“缺乏主见的做事方法和不足的信念”让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为了催促这位外交大臣对萨拉热窝采取强制措施，鹰派开始费尽心思进行各种努力。康拉德也扮演了鹰派中的急先锋，他在6月30日对贝希托尔德宣称，奥匈帝国目前陷入了和在巴尔干战争时相同的窘迫境地。
事实上，贝希托尔德似乎自己提早做出了一个或许是完全出自个人意向的导向直接措施的政策，这个别人眼中“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铁腕的领袖。在6月30日下午1点就萨拉热窝事件举行发布会并在美泉宫接受皇帝会见时，他第一次有机会阐述自己针对这次危机的观点。这次会见至关重要，在一份未曾出版的贝希托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关于此次会见的细节。引起他高度关注的是，尽管皇帝与大公和他出身低微的夫人索菲的关系并不大好，但对于萨拉热窝事件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悲痛。这位83岁高龄的统治者破例拉住贝希托尔德的手并要求他坐下，在谈到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他的眼眶湿润了。贝希托尔德与皇帝达成了共识——奥匈帝国的“忍耐政策”已经到达了极限，同时贝希托尔德警告，如果帝国在这样一个极端恶劣的事件后表露出自己的软弱，那么“东边和西边的邻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自己的利益行动”。帝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据贝希托尔德回忆，皇帝看起来明确了目前所处的状况并完全同意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但皇帝也坚持要求贝希托尔德与当时身在维也纳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的步调保持一致。
这里蕴含着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蒂萨强烈反对立即采取冲突行为的政策。蒂萨曾于1903~1905年出任匈牙利首相，并于1913年再次接任，是匈牙利政坛的一把手。这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同时也是俾斯麦的狂热崇拜者，他通过贿选、对内铁腕统治、倡导经济改革而为马札尔中产阶级带来利益与支持率等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蒂萨于1867年建立了妥协系统。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信赖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他认为这是匈牙利未来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坚持执行马札尔精英统治的方针，并因此使非马札尔人不能进入政坛。
对蒂萨来说，皇储遇刺事件带来的不是悲痛，而是极大的解脱。弗朗茨·斐迪南曾倡导的改革或将撼动蒂萨所建立的权力体系，大公与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尤其让人感到不安。因此，这位匈牙利首相并没有像他的奥匈帝国盟友那样表现出愤怒与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的急不可耐。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一次会见以及之后几天与皇帝的书信交流中，蒂萨认为不能以此作为与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主要的限制因素还在于目前巴尔干地区并不稳定的局势。1914年与俄国以及协约国调解之后所产生的罗马尼亚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鉴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巨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和与罗马尼亚冗长的边境线，布加勒斯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蒂萨认为，在这种罗马尼亚随时可能翻脸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与塞尔维亚开战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为此蒂萨设想了两种选择：要么在德国的帮助下说服罗马尼亚再次加入三国同盟，要么通过建立与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敌人保加利亚的关系，达到限制罗马尼亚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
罗马尼亚政府的心腹之患只有保加利亚。一旦他们觉得不能阻止我们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他们或许就将尝试加入三国同盟并借此保护自己免遭保加利亚的侵略。
在匈牙利人眼中，这其实是巴尔干关系的再次体现。身为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家庭的后裔，蒂萨很愿意看到罗马尼亚受制于马札尔精英集团的控制。蒂萨和他的幕僚们都觉得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是匈牙利安全的巨大保障，当时这种理念在马札尔领导集团中也颇为盛行。这名匈牙利首相指出战争并非是绝对的。蒂萨曾在1913年10月第二次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支持对塞尔维亚动用武力，同时他也很乐意看到在将来某个更合适的时机展开与塞尔维亚的另一场战争。但他坚决反对大多数奥匈帝国决策者所支持的直接采取行动的政策。
即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奥匈帝国领导层一直被激烈的情绪冲击着，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不可能为此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首先说服蒂萨同意这一观点就很难，而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宪法上都不可能在这个二元制的统治系统下忽略匈牙利首相的意见。此外塞尔维亚官方对开展萨拉热窝刺杀行动的介入问题也并未完全得到证实。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会见中，蒂萨曾指出应该给塞尔维亚政府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展示出良好的意愿”。贝希托尔德对此表示怀疑，但他同意等到塞尔维亚政府的罪责被进一步确认之后再采取军事行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康拉德反复要求鸽派们“立即行动”（即无须等待更多的调查结果），但他也曾在6月30日上午告知贝希托尔德，总参谋部需要16天筹备针对塞尔维亚的打击行动——后来证实远不止需要这么几天。因此即便领导层同意立刻展开行动，也免不了被一拖再拖。
最后，最重要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会同意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峙吗？德国对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的支持也已经形同虚设。绍帕里大使8周前才刚刚从圣彼得堡写信过来抱怨德国为了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利益而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各种信息从柏林接踵而来。7月1日，德国著名记者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将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阿列克·霍约斯（Alek Hogos）称为“内阁之首”，用以抨击他相信德国将乐于看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开战并准备好与俄国开战的可能的一厢情愿。瑙曼并不能代表官方的意见，但他与德国外交部政策司司长威廉·冯·施图姆（Wilhelm von Stumm）交往甚密，因此他的话也带有一定分量。同时，德国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则催促奥比利人小心观察。每当奥地利人向他感叹采取强硬的措施是多么有必要的时候，契尔什基在6月30日写道：“我就会劝诫他们要冷静地分析形势，不要冲动。”在一次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谈话中，德国外交副秘书阿瑟·齐默尔曼表示了他对维亚纳政府所处困境的同情，但同时也警示他们不要对贝尔格莱德政府提出“羞辱性的要求”。
德国皇帝的看法也值得关注。1913年秋冬之际，威廉二世就多次建议奥地利人通过礼尚往来建立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友好关系。而在他于1914年6月与弗朗茨·斐迪南的最后一次会见中，德皇则是含糊其辞。在被问及奥匈帝国“能否在未来继续依赖德国的力量”时，威廉二世“避重就轻地做出了回复，并且完全没有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在7月1日提交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蒂萨警告称德皇是“亲塞尔维亚”的，并且如果想让他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巴尔干政策，就需要给予德皇更有力的说服。在威廉二世即将来维也纳出席大公葬礼的时候，奥匈帝国的领导层本来希望两国的皇帝可以借此机会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但德皇的此次行动随即因为“塞尔维亚刺客组织还将对德皇展开刺杀行动”这一传言而被迫取消了，故而只能通过其他手段争取与德国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起码在一件事上贝希托尔德、蒂萨和其他奥匈帝国决策者们达成了共识：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开展之前，都必须先充分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负责监督对德国的外交动作，两份文件都被发往德国盟友处。第一份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虽由皇帝签名，但实际上是由贝希托尔德的首席顾问阿列克·霍约斯所起草的；第二份则是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备忘录，其中还包括暗杀事件后的一些内容。
如今这两份文件产生的效果让人震惊。备忘录传递出来的实际上与巴尔干协约的内容如出一辙，但更强调罗马尼亚的潜在危害。法俄同盟的侵略性被夸大了，并被误导地称为不仅对奥匈帝国是威胁，对德国也是威胁。在文件的最后有这样一个附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上述备忘录刚刚被写完。”这份文件完全是为了宣扬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危险和紧迫性”，并指出此时对塞尔维亚采取怀柔政策毫无意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要挑起战争，但也暗示着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近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份文件还以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结尾：奥匈帝国之鹰“现在必须亲手撕裂它的敌人们笼罩在它头上的罗网”。
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则更加开门见山，它也对罗马尼亚和俄国可能采取的动作做了暗示，但结尾处则明示了需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措施。文件中指出，刺杀行动绝非偶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牵涉贝尔格莱德政府”。只有当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中立力量”时，奥匈帝国才会安全。
你也将明白最近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事件进一步说明塞尔维亚与我们同床异梦，欧洲大国所倡导的和平实际上纵容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狂妄，让他们逍遥法外。
现今的读者们对这些文件感到震惊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没有做到有理有据，也并没能以情动人，没有要求德国的援助，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协议，没有讲威胁为何最大化，也没有将巴尔干的局势阐述清楚，而只是将外交途径解决的关键放在了塞尔维亚上，而这就让读者明白了该文件的起草者心中是渴望战争的。
贝希托尔德最开始打算将这两份文件以政府定期快递送到柏林，但在7月4日的这个周六，他给驻柏林大使瑟杰尼发电报表示他的“内阁之首”霍约斯伯爵将亲手将两份文件送至柏林。瑟杰尼被要求安排一场与德皇以及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会见。霍约斯虽然只有36岁，但他已经是外交部中鹰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与柏林政府的关系也很好，1908年瑟杰尼大使就曾赞许他促成了与德国“亲密的且值得信赖的”友好关系。在中国期间，霍约斯结识了阿瑟·齐默尔曼。在霍约斯看来，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是奥匈帝国安全保障的基石。更重要的是，身为强硬派的霍约斯一开始就主张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争取蒂萨的支持时，他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派霍约斯执行前往柏林的任务，贝希托尔德确保了借助这两份文件将好战的思想有效地传达过去。毫无疑问，在德国人眼中奥地利人也很重要。虽然表面上同意蒂萨所建议的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中断了传统的匈牙利决策进程，并保证政策方向朝着对萨拉热窝事件予以制裁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正如德国大使在7月3日向贝希托尔德尖锐地指出的，奥地利人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天赋就是通过一系列策划影响政策的走向。
部队武装进程、政治纷争、萨拉热窝警方的调查、等待德国的支持，这些都拖延了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日程，康拉德对此也束手无策。而随着危机的发酵，奥地利人开始越来越认为即便草草准备之下就对塞尔维亚发动武装突袭也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经历了如此的举国哀悼之后。在危机就这样愈演愈烈的时刻，罗马尼亚首相布勒蒂亚努在7月4日曾质疑为何奥匈帝国不直接攻击塞尔维亚。“之后（你）将得到整个欧洲的同情。”危机将如何发展，人们争论不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自载着阿列克·霍约斯的火车在夜色中抵达柏林的那一刻，通向和平的那道大门就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