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的回应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反应引起了塞尔维亚的极大重视，贝尔格莱德政府极力示好，但其官方的吊唁与塞尔维亚民间丝毫没有悲痛之感的氛围让奥匈帝国政府感到巨大反差。根据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报告，本来计划在事件第二天举行的纪念同样身为刺客的米洛什·奥比里克的活动被临时取消了，但他的报告中同样指出，民间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表现出的情绪似乎很高涨。其中，在科索沃地区更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圣维特日庆典，据奥匈帝国领事报告，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传到当地时，当地人“极其夸张”地热烈庆祝，那种表现“我只能用‘兽性’来形容”。此外，塞尔维亚官方此前表示的将对此事件进行7周的官方哀悼活动也被改成了只持续8天，但这好在对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中所充斥的对哈布斯堡家族此次深重打击所带来的喜悦有所掩饰。

伴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持续的谩骂之声，奥匈帝国方面的质疑也进一步加强。6月29日，印有关于揭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塞尔维亚人的所谓“种族灭绝”阴谋的小册子开始在贝尔格莱德被分发，里面提到哈布斯堡王朝当时对屠杀坐视不管，这让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颇为不满。情况后来愈演愈烈，第二天就有当地一份重要报纸指出并谴责维也纳政府试图与塞尔维亚结盟完全是个“谎言”；其他媒体则将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刺客称为“身怀荣誉感的优秀青年”，带有如上内容的这篇文章（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文章）被定期翻译、刊发在奥匈帝国国内的报刊上，不断激起民怨。带来更恶性的影响是（因为内容里充满了真实的描述），这些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向维也纳方面提出过官方警告。一篇在贝尔格莱德《新闻报》（Stampa）上刊登的名为“一个被忽略的警告“的文章指出，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约万诺维奇曾将刺杀的各项安排提前告知了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对于大使的此番话语“感激不尽”，并将这一警告及时地转达给了皇帝和皇储。以上内容可以被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方面揭示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个警告的忽视，另一方面透露出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就对此次刺杀行动了如指掌了。

当然，面对指责之声，塞尔维亚官方几乎束手无策。贝尔格莱德政府既不能禁止在咖啡厅里随处可见的庆祝活动，也无法控制科索沃地区的激进活动。媒体成为灰色地带，在维也纳，约万诺维奇意识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媒体刊发的内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敦促帕希奇对其中最恶劣的几家媒体采取措施，杀鸡儆猴，防止更多极端言论的涌现。奥匈帝国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提出警告。但对于帕希奇政府来说，对限制塞尔维亚媒体的言论自由，他们缺少足够的宪法依据。实际上政府还指示塞尔维亚新闻出版署署长要谨慎处理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有关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在7月7日官方辟谣后，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官方警告维也纳关于刺杀的这一传言也烟消云散了。帕希奇是否动用强制措施管住了媒体的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他很有可能考虑到如果此时对媒体强硬，会导致内阁中激进派作祟，因此没有动用强制手段。此外，毕竟8月14日的大选日益临近，面对选举阵营中普遍的对奥匈帝国的愤慨情绪，帕希奇也不敢在此时对种族主义者们大动干戈。

还有更多失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6月29日，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向俄媒体表明了关于波斯尼亚反对维也纳政府的各项论据，谴责奥匈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收复失地的组织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多年以来斯帕拉伊科维奇都在向媒体表示，身在维也纳的一些政治领袖正在谋划反奥匈帝国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新兴的被称作‘黑手社’的组织”。他坚持认为，在塞尔维亚国内没有任何革命组织。在日后接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他还否认刺客的武器是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提供的，并指责耶稣会挑起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地区的宿怨，并警告称如果有塞尔维亚领袖在波斯尼亚被逮捕，很可能由此引发塞尔维亚人对政府的反抗。斯帕拉伊科维奇历来以善于与奥匈帝国外交官针锋相对并在唇枪舌剑中占据上风而出名，就连与他交往密切的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都形容他“不甘平静”。但当这些公开言论快速地被传到维也纳的官方时，也加剧了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阴云。

帕希奇也因为其不合时宜的虚张声势使这摊浑水越搅越浑。在6月29日于新塞尔维亚进行的一场有几名内阁大臣、多名奥匈帝国辖区的塞尔维亚代表出席的演讲中，帕希奇警告如果奥匈帝国方面尝试以“刺杀案这一让人遗憾的事件”作为政治筹码抵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民则“必将毫不迟疑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当时刺杀案发生没过多久的那个时刻看来，这一姿态显得甚为扎眼。在7月1日发送给所有塞尔维亚使馆的通函中，帕希奇也以类似的态度，对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事件的平息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奥匈帝国媒体在其中的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与揭露，并提出塞尔维亚及其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抵抗维也纳政府任何“印有欧洲整体舆论导向”的尝试。在后来就此通函的进一步补充中，帕希奇指责了维也纳媒体对塞尔维亚报刊的错误翻译与舆论导向，并指出这一行为阻碍了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正面措施控制舆论发展。简而言之，帕希奇有些时候更像是在扮演一个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火上浇油而非是釜底抽薪的角色。(https://www.daowen.com)

帕希奇与奥匈帝国大使和外交官们的往来一直困难重重，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他们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尴尬。例如7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的一次对大公的官方悼念仪式上，帕希奇对奥匈帝国大使表示对此可以尽管放心，贝尔格莱德政府将“像是本国的领袖去世一样”处理这件事。他这么说固然是出于好意，但在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弑君行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的国土上，这番话就显得毫无分量了。

与帕希奇的话语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或他的政府能否在奥匈帝国政府调查皇储夫妇遇刺案的根源动机时提供可靠的协助，而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质疑。6月30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会见了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Slavko Gruić），询问塞尔维亚警方目前在调查众所周知的刺杀阴谋上已经有了怎样的进展，格鲁伊奇对此报以了一种极端的（很可能是装傻充愣）天真的态度，表示因为不确定奥匈帝国政府是否希望就此事展开调查，警方还未有任何动作。施托克听后勃然大怒，表示不论维也纳方面是否要求进行调查，这都应该是贝尔格莱德警方最起码的职责。

然而，尽管塞尔维亚做出过官方的承诺，但其当局从未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过切实有效的犯罪动机调查，或对该事件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实质性的评估。格鲁伊奇表示，内政大臣确实任命了贝尔格莱德警察局局长瓦西尔·拉扎列维奇（Vasil Lazarević）调查该事件，一周后拉扎列维奇就结束了他的“调查”并欣喜地宣布，萨拉热窝事件与贝尔格莱德方面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他补充，在贝尔格莱德从来没有过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当施托克提出希望得到塞尔维亚警方及外交部的帮助，调查一个可能有计划更多刺杀行动的当地一个学生团体时，却得到了对方敷衍了事的合作，这使他相信，尽管尼古拉·帕希奇一直担保塞尔维亚的调查效果，但实际上塞尔维亚外交部在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中并不能胜任一个合格的协作伙伴。对于黑手社，塞尔维亚当局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措施，警方大多按兵不动，而帕希奇关于非法入境者的调查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帕希奇（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奥匈帝国方面建立最终的协助关系，而是采取了自我辩解的态度：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萨拉热窝，塞尔维亚民族始终都是受害者，而这都是奥地利人带给他们的；如果有必要，塞尔维亚人有通过言论或军队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帕希奇看来，萨拉热窝事件与“塞尔维亚官方”没有丝毫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参与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独立措施，在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都是可以允许的。塞尔维亚也指出，奥匈帝国此前一直都对自己的政府进行无端的言论攻击。这一切在塞尔维亚方面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激怒了奥匈帝国政府，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塞尔维亚的傲慢无礼和假意逢迎，而塞尔维亚曾经信誓旦旦做出的关于遇到灾害性事件时的所谓合作，在此刻只能产生更负面的作用。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的言论中，完全看不到塞尔维亚政府能对此次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虽说对于已经在与塞尔维亚合作道路上踌躇不前的奥匈帝国来说，这些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这些后续事件的发生使两国关系已经很难再恢复到曾经正常的轨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