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

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

在阿列克·霍约斯乘着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7月5日星期天早上到达柏林之前,当地就已经对奥匈帝国即将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的制裁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而关键的转折点还是在于德皇。当威廉二世读到契尔什基在6月30日的报告中关于他正努力让奥匈帝国方面冷静下来的内容时,他也几近震怒了:

谁给了他这样做的权力?这简直愚蠢透顶!这是奥地利人自己的事,跟他毫无关系。以后如果事情变得更坏了,就会变成:这也并非是德国的意愿!契尔什基能不能别再做这些无稽之举了!是时候一网打尽塞尔维亚人了。

而这一言论肯定也传到了契尔什基的耳朵里,因为就在7月3日,他向贝希托尔德确认了柏林政府将给予奥匈帝国外交方面的积极支持。因此霍约斯才在德国将给予支持这件事上有着十分的把握。他首先提出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瑟杰尼进行短暂会晤,就他所携带的备忘录文件及奥匈帝国皇帝写给德皇的私人信件做一个接洽。之后瑟杰尼就带着这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奔赴波茨坦面见德皇并共进午餐,同时霍约斯则与柏林政府外交办公室副秘书长阿瑟·齐默尔曼会面。

威廉二世与瑟杰尼大使在波茨坦皇宫花园最西边的新官会面了,这是一座巨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德皇一边听着瑟杰尼的介绍,一边浏览了一下两份文件,之后明确表示他已经“对于共同向塞尔维亚做出制裁有所准备”,但同时他必须考虑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整个欧洲的复杂局势”,因此他“在与首相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后德皇就离开了餐桌。瑟杰尼这样写道:

饭后,当我再次强调此次情况的严重性时,陛下让我告知我们的最高统帅(弗兰茨·约瑟夫),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依靠德国的全力支持。正如他所说,他必须听听首相的意见,但他认为贝特曼·霍尔维格不会有与他完全一致的观点,特别是在我们对塞尔维亚采取制裁方面。但是,在他(德皇威廉二世)看来,这一行动刻不容缓。俄国不管在任何事务上都与我们持敌对的态度,但他对此已有多年的准备,而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将一如既往地站在我们一边。更不要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绝无开战的意图,而且必然会在任何武力行动之前做足考量。但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对塞尔维亚进行武力制裁的必要性,如果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他(德皇)不像我们一样采取行动,就一定会有追悔莫及的那一天。

就在大使与德皇在波茨坦会面的同时,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位于柏林的外交办公室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由于还在度蜜月,未能出席此次会见。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德国将对奥匈帝国制裁塞尔维亚一事上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齐默尔曼看了两份文件,表示他无权提供代表官方的观点,而根据霍约斯后来的回忆,齐默尔曼在向大使表示德国将向奥匈帝国提供支援之前,又强调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展开行动将“有90%的可能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战争”。不管怎么说,齐默尔曼曾在7月4日于维也纳表现出的那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当天下午5点,一伙人在新官举行会谈讨论当天的事件,并达成一致意见。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德皇、他的副官普勒森将军、国防大臣林克将军,以及战争部长法金汉,齐默尔曼和首相也出席了。普勒森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此次会谈的细节。德皇当众读出了弗兰茨·约瑟夫写给他的信,从中众人得出一致的观点:奥匈帝国已经“准备好向塞尔维亚开战”,而又想“先确认德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奥匈帝国越早向塞尔维亚开战越好,至于俄国,其虽然与塞尔维亚很亲近,但也不会掺和到这场战争当中”。

第二天,7月6日,霍尔维格与齐默尔曼会见了霍约斯伯爵和瑟杰尼大使,并正式告知德国将给予奥匈帝国支持(德皇威廉二世此时已离开柏林去观看每年在斯堪的纳维亚举行的快艇比赛)。霍尔维格先阐述了一些针对巴尔干地区的总体局势的看法:保加利亚应该加强与三国同盟的紧密关系,布加勒斯特应该减少其在特兰西瓦尼亚对罗马尼亚的支持,等等。之后他才转入拟议的军事行动话题:

在我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当中,(根据瑟杰尼后来的报告)他指出德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理顺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不管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相信德国作为我们的盟友和奥匈帝国王权的支持者,将站在我们一边。我在之后的谈话中总结出来,德皇和首相都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将成为解决巴尔干问题的良好途径之一。从一个国际的视角来看,他将当前的这个局势看得非常重要。

与其他内容相比,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显得少得可怜,瑟杰尼只用了54行文字表述了将针对塞尔维亚采取的具体措施,且其中并未提到俄国方面——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德国政府内部也达成了一致,德皇和首相(他也曾是外交大臣)达成一致,外交部副秘书长也与秘书长贾高的意见相同。国防大臣告知并建议德皇,德军已经对所有情况做好了准备。其结果就是德国给予的支持许诺变成了“空头支票”。

鉴于这种对于同盟关系的支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德国方面的以上形容并不为过。德皇和首相相信奥地利人完全有理由对塞尔维亚展开武力行动,且不必忧虑俄国方面的威慑。更大的麻烦是,德国人对奥匈帝国的信息领会得过于严重了,以至于做出了驱使奥匈帝国迈向战争的支持性行为。虽然弗兰茨·约瑟夫在信中并没有直接提到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但从字里行间中读者都能领悟到维也纳政府正在准备采取最激进的行动,不然人们还能怎么理解两国之间“冲突的调解”已经不可能,而且只有在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一支争霸势力被消灭”才能解决问题等此类字眼?霍约斯伯爵的所作所为也让人相信维也纳政府确实是这么考虑的,他在柏林执行“任务”期间,加入了过多的个人行为;后来他向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表示,是他,而非大使,把瑟杰尼总结的霍尔维格的话做出那种解读的。

德国领导层如何评估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可能带来的俄国威胁,以至于让德国卷入同盟之中并激怒法俄同盟,进而引发欧陆战争这种风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二世、贝特曼和他们的军方参谋们将萨拉热窝事件视为与其他大国挑起冲突并从中为德国带来利益的机会。几年来,由于三国同盟逐渐失去军事上的优势,德国军方都在尽力避免战争,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而现在若要打一仗,还是有可能胜利的,但5年来的军事装备发展上的差距让协约国的获胜概率也增大了。

像这样的权衡在德国领导层中究竟又做了多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关键决策者不相信俄国可能对此做出干预,同时也不想挑起俄国的参战。根据7月2日撒克逊驻柏林特使萨尔扎·利希特瑙(Salza Lichtenau)的报告,虽然某些高层军官强调“现在立刻开战”是非常可取的,俄国也毫无准备,但似乎德皇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之后由撒克逊军队代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与那些迫不及待想要开战的人相比,“德皇表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7月5日下午在波茨坦与威廉二世举行会谈的人都认为俄国虽然与塞尔维亚关系亲密,“但并不会加入这场战争”。因此,当法金汉在会上向德皇问及他是否希望针对大国之间的冲突“进行某种形式的准备”时,威廉二世表示了否定。德国没有进行军事准备,并维持这种姿态直到7月底,这一方面显示出德军对于已有的准备工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德国领导层希望将冲突限制在巴尔干地区,即便目前的备战情况非常冒险。

德皇自己也坚信冲突只会发生在巴尔干地区内。7月6日早上,在他离开柏林之前,他告诉海军将领阿德米拉尔·冯·卡佩勒(Admiral von Capelle),鉴于“沙皇不会与出现弑君行为的国家站在一起,并且俄国和法国都没做好准备”,“他相信不会出现更多军事问题了”。对其他军方高层人士,他也是这样说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德皇一直以来都认为虽然俄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在推进,但距离冒险开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巴尔干危机之后的1913年10月底,他就曾劝慰瑟杰尼大使,“这一刻俄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威胁感,接下来6年里也完全不必为之感到畏惧”。

这种推论并不是反对战争,相反,这也同主战思想交织在一起。主战思想由两个独立分开的要素组成:首先是人们已经能够察觉到,德国在欧洲军事上的能力已经减退;其次是德国看起来必须在为时不晚之前通过战争解决这一问题。德皇所考虑到的主要是第一点要素。毕竟鉴于德国本身的实力不及当年,俄国干涉进来的可能性更小了。如果与1914年相比,俄国在战争中胜利的可能性真的在这三年中远远超过了德国,那圣彼得堡又何必冒险在还未做万全准备的时候就挑起欧陆冲突呢?

基于这样的考量,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情况。第一种是,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行为不进行干预,放任其攻打塞尔维亚,或许会在之后召开外交发布会,向其他国家阐述其这样做的原因,而这也是霍尔维格等人认为比较有可能的;第二种看起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俄国会质疑奥匈帝国,并不顾自身备战尚未完成的状况,参与到战争当中。正因为出现了第二种情况的假设,让预防战争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如果不管怎么说都要爆发战争,那倒不如现在立刻开战。(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认为俄国不会干预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造成这种过度错误考量的原因并不难找。俄国在1913年10月接受的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引发了当时德国的种种想法,再有就是当时对俄国强权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柏林政府看来,萨拉热窝事件是对君主制的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种观点在一些英国媒体上也能看到)。而如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样,德皇认为沙皇不会“与谋反者”狼狈为奸。除此之外,当时我们必须记上一些关于俄国的意图问题。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法俄同盟所关注的问题,他们也难以想到,对俄国和法国来说,谁挑起战争并不重要。

此外,德国人也没能意识到科科夫佐夫离开俄国内阁之后在俄国国内产生的新的重大政治变化。在这一点上,不只是他们犯了糊涂,英国人也误以为科科夫佐夫为首的反战派已然占据上风。而在法国,谢尔盖·维特所领导的“亲德派”也受到侧目。从前的成见加上现在的种种谣传,让局势变得越发危险。与此同时,鉴于此前曾与伦敦政府合作处理巴尔干问题,德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即便自己与英国人之间在海上存在利益纷争,但在这件事上,英国会支持德国的理念,并对俄国施压。这种缓和风险无异于“温水煮青蛙”:德国的决策者们为此低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此就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需要对风险的正确评估,但在当时的德国人那里正少了这一环。那就是,俄国将借此机会向中欧大国宣战,借奥匈帝国的力来发力,达到打破三国同盟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危机倒不像是战争,而是俄国建立其帝国的一步。而如果俄国也是渴望战争的(从其当时的一系列动作中,在德国眼里看来也确实如此),那么与其退缩逃避,倒不如面对俄国挑起的这场战争。毕竟,如果德国选择逃避,那么就将面临输掉盟友、丧失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的局面。

因此,严格地说,这就不是一个以危险为中心的评估,而是面对俄国所带来的危机进行的一次应对。换句话说,如果俄国选择对德国发动欧陆战争,那么并不是因为德国,而是俄国为了重新平衡欧洲大国关系所采取的一个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并不是在冒险,而是在验证威胁。这也是霍尔维格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坚持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内容,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1914年春夏之交世界各国政客和媒体对此事的评论。1914年1月2日,巴黎《晨报》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名为“庞大的俄国”的文章,撰写该文的是总编辑斯特凡娜·洛桑(Stéphane Lauzanne),他刚刚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归来,透过他细腻的文笔,柏林的读者们形象地感受到了俄国对于战争的挑衅意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幅名为“俄国的备战情况”的图,在这张图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密密麻麻的部队被铁路线连起来。图的附注中表示这些是“俄国截至1913年12月31日的确切部队部署情况”,并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些武装力量对俄国和普鲁士边境地区产生的特别影响”。夸张地描述了俄国的军事力量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抵制俄国的贷款寻找的借口,但在德国读者眼中,这篇文章却起到了不同的警戒作用。这些原本源自官方的信息被错误地放大了,《晨报》代表的是普恩加莱的口舌,而洛桑也曾在其赴俄期间与萨佐诺夫以及俄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会面。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虚张声势的内容被写入报道,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看作总参谋部官方刊物的军事杂志也为与德国的战争表达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

不仅是部队,俄国的所有民众都必须清楚,我们要为了消灭德国的战争而全副武装,即便为此我们将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德意志帝国也必须被消灭。

这种半官方的恐怖舆论一致持续到夏季。尤其令人不安的是6月13日《商业日报》(Birzheviia Vedomosti)上刊登的头条:“我们准备好了。法国也必须准备好了。”这篇文章也在法国和德国被广泛传播。而真正引起柏林政府领导层警惕的是来自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的(准确)建议,而他的灵感则完全来自俄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他描绘出一个在战争爆发后德国将面临庞大战争机器的情景:俄国军队人数很快将达到232万(相比之下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有约180万的兵力);而借助目前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调兵也更加方便了。

苏霍姆利诺夫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吓唬德国人,而是想告诉法国俄国已经尽了两国协约中应尽的义务,同时提醒法国人也做出一些应有的“表示”。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信息给德国人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忧。德皇更是写下了这样的随笔:“哈!俄国佬终于摊牌了!这时候如果还有德国人觉得俄国和高卢人并没有和我们开战的想法,那真算是脑子有毛病了!”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也获知了来自苏霍姆利诺夫的信息。在6月16日写给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中,首相指出,俄国“军国主义党徒”的战争欲望从来没有“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过。同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些“极端分子”、泛德意志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对俄国为侵略德国备战一事有所认同。而现在,“就连那些淡定的政客们”(在这里霍尔维格应该也把自己算在内)也“开始相信俄国对德国的侵略性了”。戈特利布·冯·贾高也认为,即便俄国现在似乎还没有准备开战,但很快它就将以其庞大的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以及战略铁路网等多方军事优势“淹没”德国。在1913年11月27日和1914年7月7日德军总参谋部报告中提供的针对俄国战略铁路设施的最新分析中,深入俄国腹地并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边境接壤的一些关键铁路线路用粗笔重点标示了出来。

1914年6月英俄海军的会谈让协约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入,也让德国的担忧进一步加剧。1914年5月,为了应对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压力,英国内阁决定加入与俄国的海军高层对话。尽管这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但德国依然通过潜伏在俄国驻伦敦使馆的间谍本诺·冯·西伯特(Benno von Siebert)详尽了解了会谈的相关内容。柏林政府从中了解到,英国和俄国正在密谋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军舰将载着俄国的先遣部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这一消息引发了柏林政府的高度警戒。1913~1914年,俄国在海军方面的军费支出首次超过了德国,德方开始担心俄国更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与协约国之间的稳固关系将很快使德国陷于束手束脚的不利境地。爱德华·格雷给利赫诺夫斯基提供的闪烁其词的回复与西伯特所阐述的细节大相径庭,这让人不得不警惕英国的刻意隐瞒,让德国与英国间一度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毕竟在他过去制定政策时,一直认定即便英国与协约国之间有瓜葛,也绝不会支持一场由协约国发起的侵略德国的战争。

作为霍尔维格最亲密的顾问和知己,外交官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位首相当时是如何做出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决定的。在结束了与瑟杰尼和霍约斯于7月6日的会见之后,里茨勒陪同霍尔维格回到了位于霍恩芬诺的府邸。里茨勒回忆起当晚他与霍尔维格的一段对话:

夜色之下,谈话就发生在阳台上。他透露给我的那些秘密信息(德国间谍偷听到的关于英俄海军谈话的相关内容)令人无比震惊。他认为英俄海军关于波美拉尼亚合作行动一事非常严重,事关重大。一方面,俄国的军事实力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稳固德国在波兰的阵地已经于事无补。此外,奥匈帝国的实力也在逐步减弱。

随着对俄国方面的担忧,对于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的可靠性和长久性也受到了挑战。

首相谈到了一些重要决定: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凶手,塞尔维亚官员的涉入,奥匈帝国想要重整旗鼓,以及弗兰茨·约瑟夫的信件里提到的关于联军的战斗。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动作一直以来都让我们觉得进退两难:如果我们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说是我们逼迫他们这么做的;如果我们反对他们,他们就会说我们视他们于困境而不顾,之后他们就将投入早已伸开双臂迎接他们的西边其他大国的怀抱,而我们也将失去最后一个可靠的盟友。

在7月7日与里茨勒的一次谈话中,霍尔维格更是表示,奥匈帝国不可能“作为我们的盟友参与任何一场因德国的原因而爆发的战争”。相比之下,一场源于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且事关奥匈帝国利益的“来自东部的战争”则将让维也纳政府倾其全力:“如果战火从东边烧来,随后我们加入战争,为奥匈帝国而战,而不是奥匈帝国为我们而战,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成功的希望的。”德国的这种想法恰恰与法国领导层的想法如出一辙,即一场源于巴尔干的战争将让俄国全力加入欧洲大国对抗德国的战争之中。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不相信其盟友会在只涉及法国或德国利益的战争中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