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我永远都不可能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1936年，小说家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站在萨拉热窝市政厅的阳台上对她的丈夫这样说道。她表示，这不是因为相关的史实太少，而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摆在那里。1914年那场危机的复杂性也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出于当时的复杂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行为，在当今的政治现象中同样存在。在写本书最后一部分时，正值欧洲2011~2012年经济危机的最高峰——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像1914年那些国家一样，也都注意到了有可能出现的普遍的灾难性结果——欧元崩溃。所有的大国都不希望产生这种结果，但除了这个共同的利益，他们也各自有着特殊且矛盾的、属于各自的利益关注点。基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每个国家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他国进一步的反应，而由于政策决定的不透明，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很难被预估。与此同时，身陷于欧债危机的各国领袖们还在尝试利用普遍性危机作为杠杆，以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4年的那些人跟我们是同一代人。但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和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显著。至少负责解决欧债危机的各国领导们对问题的关键有着相同的认识。与此相反的是，1914年关于道德与政治的争端磨灭了各国间的共识和信任。况且1914年也还没有如此强大而成熟的国家体系，可以准确制定应对策略、调解冲突、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此外，1914年危机的复杂性并非源于各国之间单一的政治经济体系交流，而是源于各国之间频繁出现的军事动作和面对高风险、低信任所做出的对威胁的反应。

普林西普的足迹
（萨拉热窝，摄于1955年）

国际关系体系中发生的飞速变革，对形成1914年复杂的事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异军突起，黑海地区进行的奥斯曼帝国与俄国间的军备竞赛，俄国对从索非亚到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重新定位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不是长期的历史变革，而是短期内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由于欧洲各国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而扩散：例如格雷与自由党之间的斗争、普恩加莱和其同僚们推行的政策或是苏霍姆利诺夫对科科夫佐夫发动的战役。根据一份未出版的回忆录所记载的，科科夫佐夫在1914年1月卸任后，沙皇尼古拉二世首先想到将他的职位交给行事风格非常保守的彼得·N·杜尔诺沃，这是一个强势而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巴尔干纠纷。但杜尔诺沃并没能胜任，后来位置又让给了戈列梅金，由于他的软弱，克里沃舍因和一些高级军官们于1914年7月掌握了议会的实际权力。过于关注这个细节可能有失偏颇，但这也确实是引发1914年危机的原因之一。

这反过来让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透明且难以预测，以至于使同盟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感，这对和平都是非常不利的。在1914年，俄国和英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但这并没有让英国外交部拒绝加入这场俄国发起的欧洲战争；相反，它还加强了增援。这同样也适用于法俄同盟：对于未来发展的疑虑让两国的心气更加高涨，而不以避让的姿态对待危机。各国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外部条件的多变导致了政策上的变革和信息的复杂交错，这成为战前危机阶段的显著特点。而鉴于1914年前后类似的文件或承诺过于多变，用“政策”这个词似乎也确实不合适。俄国或德国在1912~1914年是否有过一个巴尔干政策，是值得推敲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多样的措施、方案和表态，难以下一个总体的定论。对于各国领导人来说，大国关系的变动也意味着制定政策者将承受巨大的国内压力，这不仅来自于媒体舆论、工业和金融团体，也来自于他们各自的政党内部。而这也加剧了各国决策者们在1914年夏天焦虑的情绪。

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对决策者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以及他们对本国及他国所说的关于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本书中所涉及的关键国家领导人的内心都曾经充满了恐惧、不安以及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在维也纳上演的是一个关于年轻暴徒弑君之后，政府教唆邻国共同抵制贝尔格莱德的故事；在塞尔维亚，被受害妄想症所困扰的贪婪而强大的哈布斯堡皇朝也做过同样的应对举动；而德国则是因对未来被入侵、分割的恐惧导致了1914年夏天的决策。俄国多次在轴心国那里蒙受羞辱同样产生了影响，对过去的认知不复存在，人们更加认清了现在的局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奥匈帝国出于历史发展角度必然会出现衰败趋势（这十分有利于奥匈帝国的敌人），这也逐渐改变了此前人们对奥匈帝国扮演中欧和东欧霸主的看法。它破坏了这样一种观念：正如其他列强，奥匈帝国为保护现有利益而不顾一切地进行抵抗。(https://www.daowen.com)

巴尔干地区是战争爆发的中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巴尔干地区也正是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发生之地。但还是有两个特别之处值得关注。首先，巴尔干战争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重新确定了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关系。在奥匈帝国和俄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对巴尔干半岛的归属权加以干预，将带来新的威胁，特别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期间。后果之一就是法俄同盟的巴尔干化。法国和俄国以不同的步伐、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边境地区设置了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巴尔干问题并不是由逐渐成形的政策或阴谋引发的，1912年和1913年的遗留问题也和此后的“一战”爆发没有必然的或线性的联系。这并不能说巴尔干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塞尔维亚问题导致的，并将整个欧洲卷入了1914年的战争，正相反，一旦战争爆发，它便可以提供能够对危机做出解释的概念框架。世界上两个差异巨大的大国俄国和法国也为了这一地区的稳定联合起来。

对于地区安全已经被巴尔干战争破坏了的奥匈帝国来说，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们也不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这是带有变革意义的事件，带着实实在在而又无从捕捉的威胁。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来评判，维也纳政府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就萨拉热窝事件寻找和平的处理方式的，但在1914年就不可能了。同样，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提倡的“四国调解”机制也不可能真正实施，因为他所代表的党派自身就对奥匈帝国局势的发展走向漠不关心。并非塞尔维亚当局不愿意或者不能抑制由盛行起来的领土收复主义者策划的萨拉热窝事件，而是塞尔维亚的盟友们并没承认维也纳政府对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监控和疏导的权利。他们之所以拒绝维也纳政府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塞尔维亚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这与2011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对一项提案的争议有相似之处，该提案是北约国家支持的，即应加强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制裁，以防止其对该国公民中持不同政见者的进一步屠戮。俄罗斯代表当时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表现出一种不太恰当的“对抗方式”，是典型的西方做法；中国的代表则认为强加制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对叙利亚“主权”的干预。

那么罪责又该在谁那儿呢？鉴于断言德国及其盟友对战争的爆发有着道义上的责任，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条规定，战争的罪责在于战争起源。类似的对德国的指责从未停止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费舍尔论文”，这份由弗里茨·费舍尔、伊曼努尔·盖斯和几名年轻的德国同事共同撰写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件里，他们将德国视为引发战争的主要责任国。根据他们的观点（抛开费舍尔一派内部的诸多变化不谈），德国并非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争，而是主动选择了战争，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更糟的情况，即德国人事先就策划了此次战争，以图借助战争的爆发打破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孤立，并跻身世界大国之列。对费舍尔论文的近期研究强调了，德国学者之所以认为德国对“一战”负有罪责是源于他们对纳粹时期的反思；费舍尔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遭人诟病。但即便如此，“费舍尔论文”的简化版仍然被当作学习德国“一战”时期心态的重要文献。

我们真的有必要将战争的罪责怪到某个国家头上吗，或者我们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参战国的责任程度列出他们应该为战争的爆发所承担的罪责？在一份根据当时的文件所做的研究中，保罗·肯尼迪指出通过指责全部的国家或不指责任何的交战国，来解决相关的战争缘由问题都是“站不住脚的”。肯尼迪暗示，强硬的做法不应该回避问题。人们如果只是为了责备而责备，并不能最终达到责备错误一方的目的。围绕责备而进行的解释则更能够构成假设。人们普遍倾向于首先假设在冲突中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是错误的。塞尔维亚人寻求民族的统一是错误的吗？奥地利人坚持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性是错误的吗？这两个国家哪个错误更大？这些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错误是，它将问题局限在了某个特定的政府或者国家，而非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因此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批判对象的探索使得人们容易将决策者的举动看作有计划而为之，并有着连贯的意图。而实际上你需要证明，确实有人渴望战争并引发了战争。在极端情况下，这样的过程中就诞生了阴谋论式的叙述：一小撮掌权的人（比如那些穿着天鹅绒夹克的恶棍们）依照一个恶毒的计划，从幕后操纵着事情。无可否认，这样的解释确实传递出一种道德满足感，而且从逻辑上看，1914年夏天所爆发的大战也是由这种方式开始的，但是本书认为以上论点并不能由切实的史实证据支撑。

1914年战争的爆发过程绝非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那样：最后，我们发现罪魁祸首站在温室里的尸体旁，手里拿着一支冒着烟的手枪。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冒着烟的手枪，或者应该说每个主要角色的手里都拿着枪。从这一点来看，战争的爆发是一场悲剧，而非罪行。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我们要为奥匈帝国和德国领导人穷兵黩武的姿态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开脱。关于这一点，费舍尔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是对的。而同时，德国也绝非唯一的帝国主义者，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帝国主义思想控制的国家。引发“一战”的那场危机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多极化的事件，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相互影响。也正因此，“一战”的危机成为当代最复杂的事件之一，同时也让“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刺客普林西普射出那两颗致命的子弹之后成为悬而未决的谜题。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与后来“一战”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比，1914年危机期间政客们尔虞我诈所得到的任何所谓权益都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各国领袖们知道他们在冒着怎样的风险吗？有种说法是，欧洲人普遍毫无根据地相信下一次的大陆冲突将是类似18世纪那样的短暂而尖锐的内阁之争，就如俗语中所说，人们将“来得及回家过圣诞节”。最近，这种“对于短期战争的幻想”的说法也遭到质疑。德国的施里芬计划是以大规模的闪电突击对法国进攻，但就连施里芬的下属都认为，接下来的战争无法取得快速的胜利，而恐怕会演变为“步履艰难的充满血腥的道路”。赫尔穆特·冯·毛奇也希望，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能迅速结束战斗。但他也承认这场战斗有可能旷日持久，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1914年7月底也曾将此形容为“世界末日”临近了。一些法国和俄国的将领则将其称为一场“灭绝人类的战争”以及“文明的湮灭”。

他们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他们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吗？这或许也是1914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最大的区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领导人和舆论都深刻地认识到核战争意味着什么——广岛和长崎升起的两朵蘑菇云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永远的噩梦。也正因如此，后来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再也没有发展到核战争的程度，但在1914年则完全不同。在许多政治家看来，对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期望和对长期战争的恐惧相互抵消，让人们不怯于冒险。1913年3月，《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巴黎军医界领军人物的报道。其中包括雅克–安布鲁瓦兹·蒙波菲特（Jacques-Ambroise Monprofit）教授，他刚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军事医院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归来，在那里，他协助当地的军医建立了更高水平的手术标准。蒙波菲特注意到“被法国大炮（这些炮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被卖到了巴尔干地区国家）炸伤的情况不只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同时也会导致最恐怖的死亡方式——骨头被震碎、肌肉组织被撕裂、胸部和头部被炸开了花”。由于这种武器的杀伤效果过于残忍，军医中的另一名杰出的专家安托万·德佩（Antoine Depage）教授甚至提出对这种武器实施国际禁运，防止其出现在未来的战争当中。“我们理解他的用心良苦，”记者评论道，“但只要我们有一天还可能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我们就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有如此厉害的武器保卫自己，让敌人恐惧……”这篇文章在结尾表示，法国应该为同时拥有让人感到恐怖的武装力量以及“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医疗组织”而感到高兴。在“一战”前的欧洲，诸如此类的文章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着，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