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小结
属于19世纪末期朝鲜半岛的两个历史事件，为我们呈现出了同一时空下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历史场景。尽管两者所呈现的面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改革，最终使其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层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但是全面急进的发展力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财力的空虚。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现代化变革，具体来说就是先行发展机器制造业和军工产业，同样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并且可以说并不落后于日本，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和观念的局限性太强，致使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没有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朝鲜王朝意识到需要开化和武备自强的时候，虽然起步稍晚，但他所面对的机遇其实是空前优越的，在邻近的中日两个国家已经探索了一段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并将一些经验教训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过来之后，它事实上拥有很好的条件可以综合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取长补短的学习和实践，而朝鲜事实上也正打算这么做，但是当时的问题是他没有能够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来发展自己，最终内忧外患的大环境阻碍了其顺利向前发展的脚步。我认为如果将以上这些情况联系到一起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幅完整的19世纪末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图景。
“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比较中日现代化改革场景的绝好机会，事实上，这样一种机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和唯一的。随着近年来学者对韩国所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利用，有两大类的资料逐渐浮现，一是朝天录和燕行录资料，即朝鲜使节往来中国的记录，另一类是通信使文献，即朝鲜使节往来日本的记录，而如果将这两部分资料联系到一起，有很大的可能我们可以找到某一时期有关中国和日本两边情况的同时记载。本章所涉及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燕行使和通信使的范畴，但基本上也是上述史料状况的一种同质性表现。而这样的一种史料状况，在合适的研究者那里，有很大几率可以催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成果。
当然，这还不单单只是史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史料状况形成的历史背景，才更是有意思的话题。与其说通过韩国留存的史料可以将中日两国的历史叙述联系到一起，倒不如说朝鲜半岛在历史上的东亚三国关系中本就扮演着有趣的中间人的角色。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史料留存状况还是历史角色特殊性的考虑，都不难看到朝鲜半岛因素在未来的东亚史研究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东亚史、东洋史等提法，在当下的历史学界，多数学者非但不会感到陌生，而且还往往乐成其拥趸，这实际上是对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理念和方法的认同。西方学界之所以强调亚洲史或者东亚史，或多或少是源自其学术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对于区域史研究的热衷。而对于东亚这一范畴所直接指向的中国、日本、韩国而言，其学界在接受这一点上更没有太多的观念障碍。在东亚三国学界对于东亚史研究的重视这一点上，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某些学术主张的强势影响，但归根到底应该看到，其各自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仍是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比如中国学界向来有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等提法，日本学界虽有“脱亚入欧”一面，但其“大东亚”的学术传统亦始终在基底流淌，韩国学界亦历来有重视东洋史研究的传统。姑且不论目前的实际情况如何，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本就身处东亚的三国学界，从长远来看，在研究自身的问题上定然有着西方学界所不具备的优势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东亚史研究强调的是将东亚这一区域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这里所说的整体，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联系。具体地说，在东亚这一区域范畴内，针对某一特定现象或事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域之间能否找到某种关联，继而将其作为整个东亚的问题加以理解和认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如果所谓的东亚史只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各国从各自立场和角度进行不同表述，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东亚史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或者说一种可能性，即以往按照东亚三国的国别史展开的叙述，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纳入到东亚地域的整体框架中重新加以考量，如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相对宏大的背景之下更好地理解某些问题。
————————————————————
(1) 本章节的写作得到了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笔者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访问学者计划”资助，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前往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访问期间，查找到大量与本章节写作直接相关的一手文献，在此亦向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及奎章阁表示感谢。
(2) 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1866年，朝鲜焚毁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朝鲜击退侵入江华岛美国舰队的，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所谓“锁国攘夷”政策下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朝鲜排外的决心，当时执政的大院君更是以“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刻于石碑之上，忠告朝鲜“万年子孙”，是为“反洋夷石碑”。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并未出现对现代化改革的迫切需求。参见伊原泽周著《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60页。
(3) 1875年8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近海进行侦察挑衅，与草芝镇炮台守军交火，遭遇抵抗的日军转而攻击防守薄弱的丁山岛和永宗镇，杀害大批平民。其后，日本反诬朝鲜炮击日本军舰而向朝鲜“问罪”。朝鲜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同意与日本谈判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从此向日本打开了国门。“云扬号事件”亦称“江华岛事件”。
(4) 参见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十七、十八辑合辑，1962年，第277页。
(5) 韩国学者关于“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代表性研究，可参看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年，第105—142页；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十七、十八辑合辑，1962年，第277—312页。
(6) 《日省录》，百七十七，丙子二月初六条。
(7) 此人名中之“宪”字当为“
”，因字库无此字，故以“宪”代之，后文同。
(8) 关于“绅士游览团”人员构成的详细情况，可参看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14—117页。
(9) 东莱府即今韩国南部釜山地区，暗行御史是朝鲜王朝时期直接受国王任命前往地方巡察的官员名称，类似中国历史上的钦差大臣。
(10) 《高宗实录》，卷十八，高宗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条，见国史编撰委员会编《高宗纯宗实录》，第二册，探求堂，1970年，第32页。
(11) 游览团行程情况具体可参见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22—126页。在滞留东京的二人中，鱼允中于当年末始归国复命，而金镛元此后行踪未见记载，去向不明，参见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25、119页。
(12) 见赵准永《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311-1，第1—2页。
(13) 但郑玉子教授据其他材料推测，赵秉稷考察对象为税关情况、李元会为军事情况，参见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19页。
(14) 朝鲜王朝派往中国的使臣，即所谓燕行使，其名义较多。在朝鲜的典志体史书《同文汇考》中，按出使性质分为二十六种。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按使臣出使时的称号来区分，有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谢恩使、奏请使、陈奏使（辨诬使）、进贺使、问安使、陈慰使、告讣使等。然而，“领选使”一称均不在其列，这并不难理解，它恰恰说明，“领选使”在朝鲜历史上鲜少有之，而天津领选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的使行活动。
(15) 据文献记载，该使团有姓名可考的成员人数为69人。金允植《领选日记》中有使团成员名单如下：“领选使金（允植）；从事官尹泰骏；官弁白乐伦；译官崔性学；医员柳钟翕；伴倘朴泳钰、尹泰驲；学徒高永喆、金光錬、金台善、赵台源、安昱相、安浚、李章焕、李南秀、李礥、崔圭汉、金声、郑在圭；工匠金永元、韩德俊、朴台荣、尚沄、李熙民、李昌烈、赵汉根、李苾善、秦尚彦、高永镒、黄贵成、金兴龙、金泰贤、河致淡、金圣元、张荣焕、崔同顺、朴奎性、皮三成、洪万吉、宋景和、安应龙、崔志亨、金成孙、朴永祚、全德鸿；通事郑麟兴、李文熙、崔志华；随从顺得、仁锡、学甫、长孙、善基、万吉、根成、龙成、兴福、在吉、公禄、千万、寿凤、学祚、贞哲、同伊、仁石、石伊、汉杰；别遣堂上卞元圭；堂下李根培。”同时，金允植还提道：“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可见，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有学者估计，包括没有进入名单的随从人员在内，该使团可能有近百人规模。同时，金允植还提道：“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可见，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参见金允植《领选日记》，收入［韩］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全三册），中册，[韩] 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社，2008年，第420—423页。
(16) 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10—211页。
(17) （1）金允植著《领选日记》，收入［韩］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全三册），［韩］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社，2008年，中册。又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三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2）金允植著《天津谈草》，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三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0月。（3）金允植著《阴晴史》，收入［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六：《从政年表·阴晴史》，1971年探求堂翻刻发行。
(18) 《领选日记》、《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三种材料之比较。《天津谈草》是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笔谈记录的汇编，其内容基本全部包含于《阴晴史》或《领选日记》中，惟开篇《天津奉使缘起》这一篇序文为1892年整理时新作，因不见于后两种文献中。而《阴晴史》和《领选日记》，都是日记体裁的文献，两者主体内容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是，目前所见的《阴晴史》版本，是经过了作者本人的整理和后来编者的校注的印刷版本。而《领选日记》则为手稿本，当是未经修订过的原始版本或其传抄本。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编撰出版的《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中，就收录了《领选日记》这一文献，此举令中国研究者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得并利用这一材料。
(19) 闵种默《日本外务省视察记》，奎章阁藏：奎3712，3015，3711。
(20) 具体可参考郑玉子教授在《绅士游览团考》一文中对所有视察记材料目录进行的摘录，见前引该文第136—139页。
(21) 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奎1311-2，第8页。
(22) 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奎1311-1，第6页。
(23) 见姜晋馨《日东录》，奎章阁藏：奎7774，第39—40页。
(24) 见宋宪斌《东京日记》，奎章阁藏：古4710-4，第14页。
(25) 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8页。
(26) 见姜文馨《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5250，第21—22页。
(27) 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第5—6页。
(28) 见前引姜晋馨《日东录》，第43—44页。姜晋馨不仅记录了自己看到的电报操作的情况，还详细了解并记录了电报的工作原理以及各国电报建设的简要介绍，写成一篇洋洋数千字的“电信之法”，见前引《日东录》，第44—52页。
(29) 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8页。
(30) 同上，第19页。
(31) 见前引宋宪斌《东京日记》，第8—9页。
(32) 同上，第15—16页。
(33) 见前引宋宪斌《东京日记》，第15页。
(34) 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5—6页。
(35) 赵准永《闻见事件》记载“内外新旧现在公债至为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圆之多”（奎1311-1，第3页）、李宪永《闻见事件》记载“自内国至外国而公债之渐积今为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九百七十余圆”（奎1311-3，第4页）、严世永《闻见事件》记载“国债积至于三亿万有余”（奎1311-4，第7页）、姜文馨《闻见事件》记载“内外国债犹为三亿五千八百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圆”（奎15250，第4页），几无差异。
(36) 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第3页。
(37) 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6页。
(38) 见前引姜文馨《闻见事件》，第4页。
(39) 见李宪永《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311-3，第4页。
(40) 见严世永《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311-4，第7页。
(41) 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页。
(42) 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7—8页。
(43) 金允植在中国期间接触过的清朝官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海关道周馥、永定河道游智开、候选道马建忠、天津机器局总办许其光、天津军械所观察刘含芳、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机器局南局总办王德均、东局总办潘骏德、水雷学堂总兵文瑞、水师学堂观察吴中翔、青年军官袁世凯等。
(44) 该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近代朝鲜真正意义上的开港的标志。关于朝美条约的缔结与近代朝鲜开港的问题，可参看［日］伊原泽周著：《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
(45) 此观点可参看［韩］震檀学会编，李瑄根著《韩国史》（最近世编），第三编第一章“与欧美诸国的修好及其影响”，乙酉文化社，1980年，第706—717页；另可参看前引《金允植全集》，第一册，解题。
(46) 香港城市大学的林学忠教授认为，对朝鲜而言，1876年对日签订《江华条约》，在观念上是视其为江户时期260多年以来“交邻”体制之恢复而已的。参见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收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362页。
(47) 官员鱼允中的随员俞吉浚及柳定秀入读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尹致昊入读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可参看前引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第365页。
(48) 对当时的朝鲜来说，清朝和日本都是它在开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对象，而事实上它最初也是同时向两国展开学习的，这也直接导致其国内后来形成了两种开化派势力，一是以闵氏戚族为代表的亲日急进派，一是以金允植、鱼允中等为代表的亲清稳健派。
(49) 见金允植撰《天津奉使缘起》一文，载金允植著《天津谈草》，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三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08页。
(50) 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06—211页。
(51) 见前引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第370页。
(52) 金允植记载：“初九日（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笔者注），闻岭儒李晚孙等伏阁斥邪，盖以清人黄遵宪方驻日本，而其所制《策略》专为我国计，而有亲中国、结日本、通美国之语，岭儒之意以倭洋一体、邪教易染，故斥之。”见前引《领选日记》，第416页。
(53) 见金允植著《阴晴史》，收入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六：《从政年表·阴晴史（全）》，1971年3月初版，探求堂翻刻发行，第88页。又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47—549页。
(54) 还有一个细节可作为此论点的旁证，金允植在《领选日记》中记载，临出发前，高宗一天之内召见金允植两次，而两次向其申谕的事情，都是“学造事”，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与联美相关的内容。“二十六日早饭后诣……上命近坐，天颜温粹，酬酢如响，以学造事处分纤悉……跪受咨文而出，至阶下，复召贱臣，申谕学造事宜，退还政院。”见前引《领选日记》，第419—420页。
(55) 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10—211页。
(56) 《天津奉使缘起》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这一点毋庸置疑，特别是其中对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论述，颇为精辟。但仅从该文全篇都在论述朝美议约相关的问题，就认定天津领选的主要目的就是立约，这样的推断却有失偏颇。据文中所记：“壬辰季夏谪居无事，属印君东植移誊行历中谈草汇为一册，命之曰天津谈草。略述缘起于上。”其实我们仅需注意到两点，就能发现问题之所在。首先，文中所说壬辰年是1892年，这已经是领选活动之后的第10年。这个时候，朝美缔约和开港对朝鲜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金允植此时回顾前事，难免对天津议约一事的重要性有所放大。其次，单编的这一册《天津谈草》，收录的仅仅只是他和清朝洋务官员的笔谈内容，这些笔谈内容中“议约事居十之八九”，倒也是一个可信之数，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整个天津领选而言，还有很大一块是金允植的考察见闻，如果算上这部分内容，议约事就明显占不到八九之数，这样我们还能说天津领选的主要目的是立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57) 当时闵氏集团主导的朝鲜王朝，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国库积蓄无存，朝廷无饷米供养军队。1882年7月23日，由于发生大旱，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发生骚动。而政府匆忙间将掺有砂糠的米发放下去，激化了矛盾，不堪忍受的士兵包围大院君府邸向大院君求助，还有几路暴动者攻打了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新军教官并开仓放粮。次日，乱兵冲入昌德宫，到处搜寻闵妃。闵妃乔装出逃。驻在首尔的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7月25日，高宗召大院君入宫，委其主政。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政权。高宗还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暴动的士兵才撤出王宫，放下武器。是为“壬午军变”经过。参见前引刘顺利著《王朝间的对话》，第331—332页。
(58) 金允植请求清政府出兵的原话见于《领选日记》：“若内忧滋蔓，不能即定，日本人乘便下岸，名曰替我定乱，嗣后要挟。将无所不至矣。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探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次第就捕，则幸矣。若不然，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参见前引《领选日记》，第700页。金允植之所以力主清朝出兵，原因是：“若中国出兵，不至打仗，自有善处之道。他国则不能也。”参见前引《领选日记》，第707页。鉴于当时中朝间的特殊关系，金允植的判断应该说是相当清晰和正确的。
(59) 金允植认为，“壬午军变”时，乱民攻打日本使馆，致使朝鲜与日本构衅，因为大院君历来是反对和洋的，所以各国都将容易将他和军变联系起来，如果大院君继续主政，日本乃至各国都会有借口，进而对朝鲜不利。“盖此番军变时，与日本人构衅。大院君素力斥和洋，故各国人皆归咎于大院君。中国若无此举（指囚拘大院君，笔者注），则各国及日本皆有借口，势难调停。”见前引《阴晴史》，第193页。
(60) 金允植完成天津领选回国后，先后出任机器局总办，经国事务衙门、通商事务衙门协办，工曹判书，兵曹判书，中枢院副议长、议长，经学院大提学、外部大臣等职。
(61)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40—545页。
(62)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55页。
(63) 同上，第590页。
(64) 同上，第601—604页。
(65) 同上，第612—614页。
(66) 同上，第623页。
(67)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40—541页。
(68)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02页。
(69) 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金允植在天津期间，与之对话次数最多的人，不是李鸿章，而是周馥。金允植和李鸿章的会谈一共是九次，而与周馥的会谈达到了十二次。参见［韩］金圣培《金允植的政治思想研究》，第214—215页，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校外交学科博士论文，2001年。
(70)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4页。
(71)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21—511页。
(72)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60—561页。
(73)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6页。
(74) 同上，第518页。
(75) 同上，第564—565页。
(76)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472页。
(77) 朝鲜学徒工匠入学机器局，金允植为上下打点，给机器局内骨干人员一一送礼，并将送礼清单录于日记中，是以留下了这样一份名单。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20—521页。
(78)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0—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