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8年秋，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专业毕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工作。博士在读期间，我师从章清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而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看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代际冲突问题。进入文史研究院工作，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专业方向的改变。

当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葛兆光教授的主持下刚刚创立，葛老师给新成立的研究院确定了特点鲜明的五大研究方向，其中最核心的方向就是“从周边看中国”。2007年12月，文史研究院成立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以“周边看中国”为主题，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全程旁听了会议，受益良多，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在那时候，一扇全新的学术之门在我面前打开了，而不久之后，我走了进去。

在确定进院工作以后，我和葛老师有了第一次正式的面谈。因为听说葛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厉，加上我对自己的学术能力超没自信，所以在那次见面之前，我除了有些许兴奋，更多的还是紧张。可是从进到光华楼二十八楼葛老师的办公室并和葛老师促膝对坐的那一刻起，我感受到的就只有长者的慈祥，而丝毫没有传说中的严厉，这一印象至今没有改变。我记得，在那一次会面中，葛老师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的学术方向需要调整，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说好，事实上我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时葛老师还鼓励我说：“不要急，可以慢慢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动作确实有点慢。

要确定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其实并不容易，刚开始，我除了意识到应该和研究院的学术方向尽量靠拢之外，并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在我寻找新课题的过程中，葛老师时不时给我一些资料看，比如张存武先生的《中韩关系史论文集》以及他请人帮忙从韩国拍回来的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的电子图片等。之后，我便开始阅读燕行文献，并关注起中韩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问题。

工作以后我做的第一个具体研究是金允植天津领选，最初是因为看到葛老师《揽镜自鉴》一文中提到这个事件，而这一事件所发生的时段是在晚清，和我原来关注的时段比较接近。为此，我看了葛老师给我的燕行录全集电子版中所收金允植的《天津谈草》，请朋友从韩国买了金允植的日记《阴晴史》，又因为参与整理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机会而接触到金允植的《领选日记》。在这些材料基础上，我完成了《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一文，经葛老师推荐发表在《复旦学报》上。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发表论文，当时已经是2010年的春天。从那之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韩国汉文文献方面，并致力于利用韩国汉文文献讨论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问题。

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我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前往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访学，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极大深化了我对韩国汉文文献的了解程度，也直接促成了我之后几项研究的完成。我对韩国汉文文献的关注从燕行文献扩展到更广泛的视野，与那一段经历直接相关。回国之后，我结合自己对韩国汉文文献状况的把握，开设了《周边国家汉文文献选读》的研究生课程，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教学相长，不断完善自己对于韩国汉文文献的理解。同时，通过教学和研究的同步展开，我也逐步形成了关于在东亚视野中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而这些就是今天我在这部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从2008年工作至今，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这六年里我经历了一个重头来过的过程，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辛苦的历程，反倒是乐在其中，因为我所经历的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有趣的事物。同时，这样一个过程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所谓学术其实并无界限可言，对一名历史研究者来说，基本的学术训练都是一样的，至于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从积累到释放的过程罢了。期间，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学术视野。

葛兆光教授为文史研究院选定的第一个方向是“从周边看中国”，倡导利用处在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历史上所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研究中国，这就是一个新的学术视野的提出。葛老师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在朝鲜燕行文献的研究上，并将其研究集成了一部颇有学术分量的《想象异域》，而最近他又发表了讨论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史料价值的文章，论述朝鲜和日本交往的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这些研究都堪称是拓展学术视野的典范。“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是葛兆光教授在“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丛书序言中的话。学术视野，大概是在博士阶段之后一直会伴随研究者整个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东西。这些年来，能够近距离地接受这种学术视野的熏陶，并且有机会亲身实践之，是我最大的收获。

六年了，再不交出一点作业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这部还不算成熟的书，就算是一点象征性的交代吧。至于说要向谁交代，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串列不完的名单。首先当然是我的授业恩师章清教授，这几年他的“不务正业”的学生做的这些事，希望不至于令他太失望。然后就是六年来指导帮助我最多的葛兆光教授，感谢他对我这个成长缓慢的下属的耐心和宽容。接着是我的父母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许颖、女儿王梓童，她们永远是我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当然，还有所有文史研究院的我可爱、可敬的同事们，特别是董少新、邓菲、朱莉丽以及金秀英、肖军、杨琴，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让我感到无比愉快和温馨。六年来，在学术道路上还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提点，比如周振鹤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张翔教授、孙卫国教授、羽田正教授等，也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学友的协助，如李妍承、曹苍录、邢丽菊、陈文彬等，在此同样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要感谢的师友着实还有很多，在此不及一一致谢，敬望谅解。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先后因不同课题得到一些项目资助，包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985二期”项目（2009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2010年）、上海市教委“晨光学者”计划项目（2011年）、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年）、复旦大学“卓学计划”项目（2012年）。由以上项目所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均有体现，在此一并鸣谢。

本书第一、二、五章的内容，是我在前期发表于《复旦学报》、《史林》、《韩国研究论丛》等刊物的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来，其余部分此前则未及发表。也因如此，在我交付出版社的书稿中，错漏之处颇多，而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胡春丽博士在后期书稿整理和校对工作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此致以万分的感谢。

最后，对于本书能和朱莉丽、张佳、段志强等几位同事的著作一起列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编的“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第一批出版，我深感荣幸。

书中多有不足之处，敬请各方指正。

王鑫磊

2014年10月9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