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情结：西方文化的霸权和东方的边缘性
在20世纪众多撩人心弦的文化景观中，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辉煌的一幕。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文学大奖，它不仅成了个人写作生涯中的辉煌瞬间，而且也是各个国家、民族炫耀其文化实力的绝佳时机。但令国人甚为遗憾的是：在那一长列幸运者中，竟然找不出一个中国本土的作家，或是入了外籍的华裔作家，或是以华语写作的外籍作家。不能说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作家全然绝情，至少获得提名的缘分还是有的，如林语堂、巴金、沈从文、艾青等人，但迄今无一人中选。失望之余，遗憾和懊恼在不断膨胀，而且只要诺贝尔奖一天不落到中国作家头上，这一情结大概就不会自行消失。笔者拟从当今世界文学结构格局的角度入手，对这一现象作一番分析。
一、西方文化的霸权和东方的边缘地位
远在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地域的阻隔、肤色的深浅、习俗的悖违、价值观念的抵牾、表现形式的歧异而形成对峙的年代，那些沸腾着乌托邦血液的理想主义者已在憧憬、描绘未来文学的绚丽奇景了：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歌德谈话录》）
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在全球的进军，随着各个分散的种族、地域性的群体聚合为“地球村”的整体，歌德的预言似乎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这些理想主义者梦寐以求、欢呼雀跃的以共同人性为基础的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并不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并不是各民族文学平等交流、其乐融融的天国；相反，它以西方对东方（包括中国）的征服、统治、压抑、同化为前提，它是西方对东方的一次文化十字军东征，它意味着东方对西方霸权的臣服，意味着东方丧失自身独特的文学话语并在很大程度上借用西方的话语。对这一事态的确认，构成了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和文学格局的一个重要条件。
各民族在近现代时空中全方位的交往和接触，引发了各种文化前所未有的冲撞、渗透和融合，而从中孵化出某些或冠之为“世界性”、“全人类意义”的共同精神财富，本不足为怪。但在当今以西方霸权为核心的文化话语中，“世界”、“人类”往往被赋予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涵义：
在文学领域里，只有质的增添才是有价值的；根据这个观点看，一种“民族的”文学或音乐只有在它为世界艺术所贡献出的新的声音和色彩不仅仅是地方色彩而已的情况下，它才具有普遍的价值和重要性。我们必须规定如下条件：独创性，新的色彩，新的音响并非指的是一种粗野的民族主义；此外，并非每种民族主义都适应纳入一个更大的文化统一体，民族主义只有在它既能吸收世界文化又能被世界文化吸收的条件下，才是世界艺术积极的收获。（保罗·亨利·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上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背后，人们可以发现不少可疑的成分：什么是文化“普遍的价值”，什么是“世界文化”和“文化的统一体”？这种普遍性的文化以何为标准？谁有权创立这些准则？潜藏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只有西方的文化才具有“普遍的价值”，才是世界性的文化，才有资格将全球各种文化组合为一个“文化的统一体”。在这里，人类、世界、普遍性成了西方的代名词。依据作者的逻辑，西方——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心，是众星环绕的太阳，是光明的源泉，一切非西方的、粗野的文化充其量只能陪衬反射西方的光芒，它们的微薄价值仅在于为西方文化吸纳消化并且进入以西方为支柱的全球文化的框架中。
西方的长驱直入，触发了东方文化和文学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变革，但这一切又是以东方丧失自身文化话语的主体地位为代价的。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搏击中，东方的沉默和顺从分外映衬出西方的聒噪与趾高气扬。和在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融化外来影响的温和平稳的改良不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便主张：“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文明论概略》）在这样的情形下，东方原有文化和文学话语的崩溃解体、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对西方话语的移植和借用，乃至文化话语系统的全面转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就中国“五四”期间发轫的新文学而言，它刻意追慕效仿的对象正是近现代西方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究竟向西方汲取了什么呢？从作为思想价值观念的进化论、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到现代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式体裁，从反映切入现实的艺术思维方式，到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结构布局；从对文学本体的思索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到文学语言的丰富完善发展，无不受益于西方。新文学作品里不是没有特定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烙印，但和文学话语整体上的西方化相比，它们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五四”前后一些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全盘拒斥便是这种急风暴雨式文化转换的鲜明表征。鲁迅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胡适在《我自己的思想》中认为：“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占了一个位置——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而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就这样，东方被纳入了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共同体中。在这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东方既丧失了原有话语的主体性，又无法从传统的遗产中抽取催生出全新而又生机勃勃的话语，以应付全然改变了的生存情势，那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向处于中心宝座上的西方认同。一切无法与西方认同的东西都或早或晚地被抛弃、剔除。东方古老文学衰败式微的命运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文学家塔哈·侯赛因感叹道：“阿拉伯文学的过错只是人们不去读它也不去理解它。”（《阿拉伯文学在世界几大文学中的地位》）在当今世界文学的园苑中，被漠视、遗忘的又岂止是阿拉伯文学？整个东方已沦为一种边缘性的存在，沦为西方话语的回音壁，沦为被西方权势主宰的文化景观中的“他者”形象，一个丧失了传统根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他者。
尽管西方文化长时间内陶醉在自我中心的幻象中，常常不屑于对处于边缘地带的非西方的、地方色彩甚为浓厚的各类文化加以认真、仔细的审视，以至于有些视野较为开阔的西方学者也对此发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所有伟大的当代文化中，西方文化是气度最狭小的，因为它被锁住在进行现代化的当地经验里，缺乏对它自身的外面的一瞥。”（保尔·A·柯亨：《在中国发现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文化在近现代遭遇所产生的结局纯然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单向性输入，并不意味着西方没有从东方汲取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相反，从18世纪欧洲文化界兴起的东方和中国热（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直接脱胎于中国元代的杂剧《赵氏孤儿》，歌德创作过以东方和中国为主题素材的《西方与东方合集》、《中德四季晨昏杂吟》等诗集），到中国和日本古典诗歌对本世纪初叶以庞德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意象诗运动的刺激催化和启示，直至中国唐代诗僧寒山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引为同道，人们可以轻易地拈出一连串事例展示东方文化和文学对西方的反向影响和渗透。但与西方对东方的冲击相比，两者数量上的悬殊一望便知；同时，两者间更具本质意义的差异在于：和东方在西方的威压下放弃自身的话语主体权力、全盘移用西方话语不同，西方原有的话语主体地位、文化价值内核和表达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遭到颠覆，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成了西方自我中心意识笼罩下的原有文化视阈的扩大和调整，而且根本不涉及它基本框架的改弦更张和重塑。荷兰比较文学学者福克马曾说：“对非西方文学的价值系统作深入探讨，也许能间接地带来对我们西方文学的价值系统做出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研究也许还能帮助我们发展一些方法，使我们得以成功地研究欧洲的早期文学。”（《文化的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这里东方成了西方进行自我阐释和分析活动中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系。和抱着善良意愿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者预想的相反，东方对西方影响的存在不但不能填平横亘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不但不能改变这一无情的事实（在近现代世界文学格局中西方由于占据中心的有利位置，而得以随心所欲地向处于边缘位置的东方推行文学上的霸权主义），而且正是这种影响使西方吸收了新的养料，使其内部调节功能更趋灵活多变，并为今后的发展开拓了更大的发展余地，其结果只能是其中心霸权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中国作家迄今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翻译的拙劣平庸与交流介绍的匮乏只是某种更为深层原因的结果。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冰清玉洁的神祇，它本身便是当今世界西方文化霸权机构化的体现，它致力于在文学领域中维系和粉饰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从领奖标准看，诺贝尔文学奖似乎超越于各个文化、民族、国界之上，向全人类一视同仁地开放，但实际上它远非字面上允诺的那样公正，否则便难于解释这一畸轻畸重的现象：何以在八十多位获奖者中，非西方文化圈的作家仅此三位：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埃及的马哈福兹（尼日利亚的索夫卡和南非的戈迪默用英语创作的作品从整体上看属于西方文化圈）。在一些作家的颁奖词中，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意识已表露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法国作家纪德由于创作了“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而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由于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人类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精湛分析”而获奖。这些西方文化的宠儿成了全人类诗情灵感与道德良心的代言人和化身，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奖仅仅是由于“他的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最具民族特性的日本灵魂”——那只是一种边缘、地域性的存在，在文化等级秩序中与前者无法比肩而立。
中国作家为诺贝尔奖所冷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化结构所衍生的必然结果。纵使来年有个别中国作家荣膺此奖，从而打破零的记录，但也无法从整体上扭转这一全球性的文化态势。(https://www.daowen.com)
二、中国文学的现实图景
前面我们分析的是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格局中所处的地位，现在再来看看中国文学自身，看看它是否已具备可摆脱目前边缘地位的可能性。
一种文化孕育出来的文学，要想真正对其他文化体系内的文学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为极少数书斋中的学问家案头赏玩的摆设，必须以它自身充溢的强健的生命力为前提。任何一种文化，不管它是如何自诩富于开放和宽容的精神，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的倾向——这并不是文化的罪过。的确，正是这种倾向使某些文化陷于故步自封、僵死退化的颓运，但它同时又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这种文化顷刻间便会淹没在异质文化喧嚣的声浪中，更遑论发展和更新了。因而，一种文化只有在其他文化强大到足以对它产生压力时，它才会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做出反应，才会对别种文化作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才会转而反思自身文化中潜藏的缺陷和弊端，才会在一定限度内吸收异质文化因子。而当其他文化处于羸弱无力、对它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境地时，它一般对前者的态度是漠然置之，至多是投以走马看花、观光客式的匆匆一瞥，并继续沉醉于自身优越的地位。当今的中国文学想要受到其他民族的瞩目，并进而动摇西方的中心地位，只有以它自身内在的力度去震撼、威慑对方。但中国文学目前显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的文学高峰都不会魔术般地凭空产生。它的因子蛰伏在文化的沃土中，在特定形式的社会生活的激发下，在几代人的播撒、耕耘下，在一群天才人物意气风发的挥洒点拨中，方能得以卓然挺立。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小说和戏剧就是这样一些文学高峰。这些作品采用的完全是属于本民族的话语结构和话语方式，以本民族文化中特有的意象与象征，诉说着本民族心灵深处亘古常在的悲哀和欢乐——这种情感和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阐述的“集体无意识”已相差无几。当一个民族文学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并由于坐井观天、衰朽保守而日益丧失创造原生力的时候，异域摇曳多姿的文学便犹如强大的刺激源，为它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天地，重新激发它自身的创造活力，从而成为本民族文学发展的一大动因。但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的崛起，则有赖于本土文学对外来文学的吸收不再停留于表层的模拟、复写阶段，有赖于外来的影响已完全融化到本民族的文化中，转换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话语。它能与自身传统的源泉进行有机的对接，能够容纳本民族最深层的感受、梦想和自由奔涌的诗情，而不是去扭曲或是阻碍它们的凸显。但它与本土自生的古典的文学话语也存在着质的差别，它已是脱胎换骨后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果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遭遇了它的卡夫丁峡谷。
和富于自生力、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中的古典文学不同，现今的中国文学是一种过渡型、混血型的文学。它是在外来文学强有力的刺激下作为一种回应而产生的。鲁迅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致董永舒》，1933年）这段话也适用于“五四”以来很大一部分中国作家。对外来文学亦步亦趋或独出心裁的模仿与效法成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特色之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阶段。我们可用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用的“假晶”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复杂的现象。
“假晶”本是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他种岩石的罅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包裹的实际是甲种岩石。文化上的“假晶”指的是在不同文化遭遇、影响的过程中，势力弱的一方被迫接受势力强的一方的文化样式与外衣，来寄托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学的势力过于强大，本土的文学传统又无法繁衍出富有生机的文学话语，因而一时间只能借助外来的形式表达新时代民族的生活和情感。中国文学在此陷入的二律背反的窘境是：不以“假晶”的形式，便无法展示新时代的生活、情感和梦想；如果长久匍匐在“假晶”的外衣下，便会与本民族的传统形成巨大的断裂，民族真实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屏蔽，更无力铸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与西方争雄斗胜。对这个问题，“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时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郑振铎曾说：“文学是无国界的。它所反映的是全体人们的精神，不是一国、一民族的”，“新文学的目的，并不是给我们民族保存国粹，乃是超于国界，求人们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新旧文学的调和》）。这种文学的世界主义胸襟固然值得钦佩，但实在无助于培植本民族的文学话语。作为艺术创作内核之一的这种独特的话语，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的基本标记，没有它，文学高峰的产生将始终是一个海市蜃楼。深谙艺术创作奥秘的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一个伟大的画家、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或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色彩、线条、韵律和语词不只是他技术手段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创造过程的必要要素。”对于单个的作家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同样是这样。
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学由于其自生性和独特性还足以刺激西方人的灵感，那么响彻西方回声的、以“假晶”方式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难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更遑论对西方的文学造成震撼性的冲击。作为一种过渡型的文学，现当代的中国文学是昔日的古典文学高峰和未来可能涌现的新的文学高峰间的低谷。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文学只能在低谷中逡巡，无力抵达高峰，这是历史的命数。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学无力与虽已呈现衰弱征兆的西方文学抗衡，无力摆脱目前的边缘地位。
三、“西方的桂冠”的代价
历史有时是如此的冷酷无情：对那些意气风发、一心旨在复兴中国文学的作家，它剥夺了他们攀上文学高峰的机缘，将他们抛掷在低谷中，追想往昔的光荣，惆怅万端地憧憬未来的辉煌。但历史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中的某些佼佼者，由于其作品独特的魅力、由于特殊的机缘而获得西方世界的激赏，从而获得诺贝尔奖。仅有的几位东方作家获奖这一事实便向人们昭示了西方的桂冠并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但摘取“西方的桂冠”并非一路坦荡荣耀，在这片鲜亮的底色上，沉重苦涩的代价成了抹不去的阴影。下面以1913年获奖的泰戈尔为例加以说明。
有“东方诗哲”美称的泰戈尔，在他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在西方文学界激起重大反响的莫过于他的英语诗集《吉檀迦利》。这部诗集是泰戈尔本人从他孟加拉语诗集《吉檀迦利》、《渡船》、《奉献集》中选出一些诗篇翻译成英语后缀合而成。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奖，便是要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西方在文学上的霸权没有比这表达得更明晰清楚的了：西方的桂冠有着这样神奇的魔力，它能把泰戈尔从印度原有的文化体系中抽取出来，予以蒸馏过滤，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随心所欲地加以阉割，从而将他的作品转化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多方面的成就绝不是西方的桂冠所能囊括得了的，但它们浸渍着印度孟加拉文化独有的色彩，有着太浓郁的地方性，因而无法为西方文化吸纳，也无法成为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文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桂冠的精心粉饰下，泰戈尔那源自一个古老次大陆心灵深处神秘而又奇丽的诗情从最初对西方的诱惑和刺激，被同化为西方富于压抑性的文学话语的一部分。
问鼎西方桂冠的幸运者看来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命运：在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的同时，西方的剃刀悄无声息地阉割、扭曲、改装并进而同化着他们，使他们的作品沦为西方文学的一种变体。虽不强韧，但已成为他们鲜明标记的本民族的文学话语在西方桂冠的垂照下一天天枯萎、模糊。他们凌空出世、曾令对手惊惧不已的激情并没有能瓦解、颠覆西方的话语，现在占据主声部的渐渐变成了西方的声音，带着东方情调，比纯粹的西方声音多了几分妖娆，多了几分魔力。他们成功了，似乎是功德圆满了，培育他们的民族文学似乎也胜利了，它们似乎重新站立起来，走向了世界，为世界承认。它们似乎一洗往日的卑微与屈辱。但是，对于这些东方民族来说，熠熠闪亮的西方的桂冠与其说是胜利者的旌旗，不如说是被奴役的烙印，被阉割的刀疤。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只有在新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铸造出新的一套生机盎然的话语系统，中国文学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才能摆脱为西方话语霸权统治的命运。
（原载《上海文学》199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