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目光下——当代文学价值评判与世界文学标准
一、问题的缘起
近期，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争论在学界烽烟四起，一时间聚讼纷纭，煞是热闹。这些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了毫不留情的否定性意见，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一次论争主要是在中国本土学者间展开，但其话题依旧与顾彬贬抑性的言论密不可分，或者说是对他此类话语从正反两面进行的阐释与再阐释。陈晓明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经过60年代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代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个颓败的历史，而是有几个作家，有几部作品是站得住脚的，是世界级的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独特经验，对现代世界文学是一种贡献。”[1]而肖鹰等人的观点则是针锋相对，认定当下中国文学处于低谷状态，而且陈晓明倡导的评价当代文学时要“有一点中国学者的立场”，则是在重建本土学者文化立场的大旗下，隐藏着故步自封的“长城心态”[2]。
显而易见的是，争论的双方语气激烈，用词尖刻，有时免不了意气用事，但究其用意，对于什么是文学的价值、该如何来评判当代文学作品则有着深刻的歧异。产生这种歧异的原因，除了各自的学术背景、知识谱系的不同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秉持着不同的人文价值情怀。在这轮争辩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评判其实是援引了不同的文学标准：陈晓明看重的是如何从当下中国的经验出发，确立本土文化的价值立场，而肖鹰等人的心目中则高悬着普适性的文学标准，以此展示当下文学发展中的种种不如意状况：本土的经验、立场和普适性的标准在此冲撞、龃龉，掀起了冲天波澜。而渗透在众多学人话语肌理之中的普适性的文学标准与滥觞于19世纪早期的“世界文学”观念密不可分。本文将对“世界文学”观念作一番解析，以期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与意义有一个更为明晰的透视。
二、世界文学：美丽的新世界／霸权意味十足的普适性标准？
每每谈到“世界文学”，人们大多会回溯到1827年1月间歌德对艾克曼的那段脍炙人口的谈话。在谈到他刚读过的一部中国小说和法国诗人贝朗瑞的作品时，歌德发表了以下经典性的论述：“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3]
歌德的这番话在人们的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户，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地平线上呼之欲出：人们即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各民族物质生产交流的日趋频繁，诸如文学之类的精神创造活动也不再能局囿于各自民族的畛域中，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渗透、制约，全方位的交流互动将成为常态。这是交流意味着一切的年代，不在交流中生成，便在交流中死灭。它无疑将改写文学的既定版图，催生出全人类一体化的文学图景。
在世界文学的年代，短时期内民族文学不会消失；但一体化的文学必然会产生出某种普适性的文学价值标准。各民族文学由于其历史发展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它们的文学评判标准不可能整齐划一。尽管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中，各民族享有着抽象意义上的平等，但其地位和影响实则各不相同。一些强势民族的文学的标准更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普适性标准，或在普适性标准的形成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再来看歌德的另一番话：“不过我们在高度重视外国文学的同时，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文学或塞尔维亚的文学，卡尔德隆或尼伯龙人奉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该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常常描绘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只需用历史的目光加以观察。”[4]
歌德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颇合情理。在他看来，各个单个民族的文学都不应成为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楷模，无论它们是中国、塞尔维亚，还是西班牙；但到了后半部分，他的观点发生了惊人的陡转——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前面的观点。因为有一种民族文学获得了豁免权，一种超越历史的特权，那便是作为欧洲文学之源的古希腊。虽然古希腊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民族文学，它却被提升成了超越历史情境、民族语境的普适性典范，它的艺术风格、美学偏好、题材选择、价值取向成了评判其他民族文学好恶美丑的标杆与尺度。这里，“古希腊人”和“人类”几乎是画上了等号，相互间可以自由替换。当然，这一普适性的标准也会汲取其他民族文学的长处，但只是局部的调整，根本不涉及其整体格局的改变。
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彻底重塑了中国文化的面貌。长时期内，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普适性标准无疑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只要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文学”这一观念的，便可明了其实质。在当年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探讨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专著中，人们读到了对“世界文学”观念的如下表述：“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为基础，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批评原则、艺术风格、美学理想等方面，取得了在求同存异中进行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世界性的共同语言。”[5]这一观念也成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界的主流话语，一种貌似不证自明的公理。和歌德对古希腊文学的推崇一样，这一世界文学观念也是高度欧洲中心主义的，尽管使用了“求同存异”、“相互交流”、“融合”等颇富亲和力的语汇，但掩盖不住其欧洲文化霸权的意味。在这一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欧洲不仅是源泉，是根，而且是核心，是基石，发挥着主宰性的影响，引领着发展方向；其他民族的文学只有沐浴在它的光晕中，谦卑、恭顺地吸吮它的奶汁，才能加入全球总体文学的大合唱之中，否则便面临着淘汰出局的危险。其间虽不乏质疑、盘诘之声，但大多被这一文学宏大叙事话语所遮蔽。
现在人们要追问的是，一种超越了民族、文化界限的普适性的文学标准是否可能存在？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普适性标准的存在天经地义，如日月星辰，不容置疑。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只要回溯一下西方的思想史，所谓的普适性标准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如说很大程度上出自人们大脑思维活动的建构。许多人坚定而虔诚地相信，在纷繁多样的事物表象背后，潜藏着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话来说，这些观点认定“存在着某些普遍的真理，它对无论何时何地的所有人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些真理就体现在普遍的法则之中”；毋庸讳言，普遍的人性论是其理论基石，在这些人看来，“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真理之光，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尽管人们经常是德性不足、愚蠢或脆弱，不能发现它，或者即便是看到它了，也不能够在它的光芒下生活”[6]。此外，这一普适性价值与标准的话语蕴含着强烈的乐观主义气息，它确信人类的历史将朝着理性凯旋这一终极目标不断前行，呈单线发展的轨迹：“一切高级文化，均为同一棵启蒙大树上的一些枝杈，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基本上是一种一往直前的运动，中间可能被衰退和崩溃时期打断，但无论破坏多么严重，总是能不断更新，而且无限趋近于理性的最终胜利。”[7]
依照这一思维逻辑，地球上各个民族起先经历了民族文学时代——地方和集团的文学在交流中融合为民族性的文学，这是文学的内部交流时代，是各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多中心、分途发展的时代。到了近代，随着各民族文学世界性交流的增多，人们逐渐萌生了一体化的“世界文学”意识。各民族文学在交流和融合中将产生并组合为总体性的世界文学，而各民族文学间自觉的外部交流取代了先前内部交流所据有的主导地位[8]。在此情形下，一体化的世界文学赫然间成了无可争辩、无可置疑的人间正道，成了无数人心仪、倾慕的大同世界，它的标准自然也成为评判文学的普适性标准。
然而，对同质化、普适性的霸权话语的反抗也开始萌生，并不断壮大其声势。从18世纪中后叶起，不少思想家开始关注到人类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有关文化多元论的各种论说。纷繁的差异性在一些人眼里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表象，但在德国批评家赫尔德那儿却成了其理论言说的重心。他赞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尤其是它们间的不可通约性。他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各族群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丰富多样，生活观念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差异，不可能将它们化约到一个简单、千篇一律的公式中去[9]。而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更是在其皇皇巨著《新科学》中将文化多元论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对古代神话、仪式、法律、艺术形象的分析中。他的工作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每一个文化通过各自的艺术作品、思想产品以及生活和行动的方式表现自身，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它们也并不必然会朝向唯一的宇宙目的单线发展的一个阶段。”[10]维柯的立场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如下的结论：“运用一个单一的绝对标准——这一标准实际上是后世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标准——来评判任何一个时代的成就，不仅是非历史的、时代倒错的，而且它建立在一种谬误的基础上，亦即假定存在永恒的标准——理想社会里的理想标准。”[11]
不难看出，“世界文学”观念向人们展示的恰恰是人类文学活动单线发展的远大前景。由于它根植于欧洲的文学经验，因而在运用它评判、品鉴欧洲之外的文学时，经常会出现裂缝与错讹[12]。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人们经常会遇到此类削足适履的事例。由于史诗、戏剧在欧洲文学中的崇高地位，许多中国学者不时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缺乏系统的神话和长篇史诗而自惭形秽，为此他们不得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寻踪觅迹，非要在《诗经》、《楚辞》和先秦诸子百家文本中复原出失传了的神话和史诗的母本。而戏剧文学发育迟缓、直到元朝才蔚为大观这一现象也颇令不少中国学者汗颜。此外，文学体裁的划分也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今通行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加上影视文学）分类方法，无疑是从西方沿袭而来的。把它运用到深受域外文学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然是严丝合缝，但一旦将它挪用到与欧洲文学没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中国古代文学，便陷入一片难以自拔的沼泽。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宋代以后出现的戏剧、白话小说外，主要体裁无疑是诗文，但其诗文的分类和欧洲文学大不相同。只要打开《昭明文选》，翻阅一下其目录，便可发现它收录的作品除了诗、赋外，文章则包括了众多的亚类型，主要有诏、册、令、教、表、上书、启、笺、书、檄、设论、序、颂、论、诔等。赋是介于诗、文间的一种体裁，是韵文和散文的混合体；而文章各种体裁除了一部分用散文体写成外，很大一部分用词句整齐对偶、凸显声韵和谐和辞藻华丽的骈体文写成。另外，用通行的文学标准来衡量，《昭明文选》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文章只有一小部分可归入文学范畴，其余作品大都偏重实用功能，非文学性因素远远大于文学因素。作品的分类尚且如此，如果扩展到文学的观念、趣味、风格、批评标准、美学理想等领域，庞大芜杂的中国古代文学体系实在难以用单一的“世界文学”标准加以梳理、评判。
然而，在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土的语境下，百余年来人们正是借助这一“世界文学”的观念对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进行解析、阐释。在文化自信力萎瘪之际，人们忘记了本来可以使用另外的方式来阐释中国的文学，也丧失了从传统资源中推陈出新的能力。在西方霸气十足的“世界文学”的强势话语下，人们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地，唯恐被扣上落后、老朽的帽子。中国数千年独特的文学经验只有在西方的概念、框架和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才能获得其合法性的证明；而那些无法被普适性标准顺利吸纳、规驯、化约的因素，则被弃置一旁，如孤魂野鬼般地长年游荡。
三、复杂的张力：在普适性标准与本土经验之间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速和宏观经济实力的提升，先前隐晦不明的本土文化意识再一次开始彰显。除了风行一时的国学热外，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价值的诸多争议也可视为这一本土文化意识突现的鲜明征兆。平心而论，德国汉学家顾彬并没有读过多少中国当代小说，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评论缺乏精细的学理辨析，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而他的“垃圾论”所以被人看重，除了颇具吸引眼球的媒体效应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一个西方人，他代表了普适性标准在发言。其实，以前全盘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观点并不鲜见，但并没有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言的人都身处本土文化圈内部，缺乏顾彬所具有的居高临下的权威。而陈晓明对当代中国文学价值的肯定性评论，对于具体作品的褒贬的意义还在其次，其着眼点就在于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内重建本土文化经验的自信心，而对中国立场的呼吁则凸显了中国批评家在西方强势话语和所谓普适性标准压力下的焦虑。具有中国立场，不但意味着中国批评家有能力阐释自己国族的文学，而且意味着不再唯普适性标准为上，而要从中国的语境和本土经验出发，夺回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判应有的话语权。
在当今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形下，不可能完全无视普适性标准的影响和效力，这一点在陈晓明的言论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再三辩白：“但我的做法，绝对不是弃置西方的现代文学另搞一套，而是牢牢地，甚至坚实地站立在西方现代文学（小说或诗）创造的经验基础上，去发掘汉语写作的特质。”[13]这儿，其维护西方普适性标准的语气透露出中国本土批评家无法回避的窘境。一方面，他们目前无法撼动以西方文学经验为蓝本的普适性标准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束手就擒，只能借倡导“中国立场”为本土文化意识的生长创造必要的空间，以鲜明丰厚的本土经验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这一姿态在其他批评家那儿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呼应。张清华提出，“普世性的人文价值和真实的当下本土经验是两项不可分离的评价标准”，“因为即便是从最苛刻的角度看，当代文学也是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其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恰当而且有力地使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对当代中国人自身的生存处境和基本经验做出了真切而深刻的揭示”[14]。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种和稀泥的方式，它将普适性标准与本土经验并重并置，但它其实是一种诡谲的文化策略。它并不直接否定普适性价值的存在与效力，但在它身边悄悄添加着从本土丰厚的历史传统和驳杂的现实情境中生发而出的经验，以此为本土文化意识的繁盛开拓场域。(https://www.daowen.com)
或许，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中国文学批评中本土文化意识的强化将不是采取与“世界文学”等普适性标准全然对抗的方式，并不试图在顷刻间颠覆后者的霸权地位，而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积累着本土的经验，并藉此参与到原有“世界文学”观念和标准的拓展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修正原有的规则和模式。因此，对中国文学批评家而言，这其实是对其学识、能力和智慧的高难度挑战。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必须在“世界文学”的普适性标准与本土经验两者间穿梭往返，如走钢丝一般，保持着困难而必要的平衡。他有时必须得低下高傲的头颅，承认普适性标准的某种合理性；他有时也必须孤注一掷地为本土经验的提升而拼死一搏。他有时是忠诚于母国文化骁勇善战的骑士，有时则是圆滑老道、巧于周旋的外交家。他的使命就在于此，在两者的张力间拓展出新的领地，孕育新的可能性。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
【注释】
[1]参看陈晓明：《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上半月），第34—35页。
[2]参看肖鹰：《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兼驳“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4期。其他相关文章可参看，肖鹰：《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8日；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王彬彬：《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王彬彬：《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文学报》2009年12月4日。
[3]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据译者所加的注释，朱光潜先生认为歌德提及的那部中国小说可能是《风月好逑传》。
[4]《歌德谈话录》，第221页。
[5]参看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导言部分“论世界文学时代”，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6]参看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中相关论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54页。
[7]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56页。
[8]此处的论述利用了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导言部分“论世界文学时代”中相关论述，第7—13页。
[9]有关赫尔德的思想，参看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57—61页。
[10]参看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67页。
[11]同上书，第69—70页。
[12]这儿论及的欧洲经验，也包括北美和南美使用欧洲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地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美洲地区的文学对原有的欧洲经验有所修正、拓展，但从其源头而言，它们依然是欧洲文学中衍生而出的枝杈。
[13]陈晓明：《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第39页。
[14]张清华：《人文主义与本土经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从肖鹰对陈晓明的批评谈起》，《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上半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