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里的风景：城乡对峙与精神乌托邦
一、凶险的命运不期而至
锁闭在狭小、光鲜的都市空间的人们，由于整日沉溺于使神经处于高度亢奋、直至眩晕的欲望的征逐中，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幻觉，以为自身所处的高度人工化的水泥钢筋森林是世界的全部，他们无暇也缺乏兴趣观望都市边界线以外的风景。在繁花似锦的都市畛域之外，是连绵不断的乡村，它们是这个广袤的古老国度的腹地，尽管不时显现颓败的破落相，但其粗粝而富有生机的存在依旧构成了整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与此相比，灯红酒绿的都市仿佛只是辽远的田野中绽放的一排殷红的罂粟花，它们在微风中窸窣的摇曳倒像是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的阵阵喘息。
纯然描绘农村生活的乡土文学不是我这里论述的对象，我关注的是进入城市谋生的那部分农民的生活情状，它们构成了都市文学中不可忽略的部分。这儿你见不到程式化的男欢女爱，找不到惺惺作态的小资情调，嗅不到令人作呕的脂粉气，听不到浮华颓靡的浅吟低唱。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处于都市边缘的贱民的世界，一个被遮蔽、放逐的底层世界，一个被各种政治经济话语的鼓噪扭曲了的世界，一个找不到有效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被不少人漠视、遗弃的幽暗的世界。但它并没有就此在人间蒸发，它就潜伏于我们的四周，与高楼广厦比肩而立，像蔓生的野草渗透在各个角落，时时刻刻在空气中蹦蹿雀跃，给沾沾自喜的都市人以出其不意的惊骇。
早在19世纪中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对文明世界的大都会巴黎黎明时分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中，便鲜明地展示了繁华世界背后的另一种生活：
炊烟盘绕着远远近近的屋顶。／卖笑的女人闭上发青的眼睑，／张开嘴，耽于浑浑噩噩的酣眠；／垂着冷瘪的乳房的女叫花子，／一面吹着余火，一面呵着手指。／正是此时，在寒冷和拮据之中，／产妇们的苦痛格外加深加重；／远处的鸡鸣划破长空的迷雾，／仿佛吐血的血泡将啜泣噎住，／一切建筑物在雾海之中消沉，／在养老院深处的垂死的病人／一阵阵打呃，吐出最后的喘气。／精疲力竭的浪子们返回家里。[1]
上述场面与人们心目中风雅浪漫妖娆的巴黎的影像有着天壤之别，没有遍地播撒的黄金，没有童话般的乐园，没有田园的牧歌，没有普天同庆的欢乐，人类的各种苦难、衰颓、丑陋在物质财富前所未有的井喷中以分外触目的方式凸现出来，但这一切却是真实的巴黎，巴黎生活中真正的内芯和里子。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城市的底层生活在作家的视野中开始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在大量涌现的此类作品中，尤凤伟于2002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泥鳅》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它以浩大的篇幅，近乎全景图的视角，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细腻详尽地展示了国瑞等一大批农村的打工者如何怀着淘金的梦想进入城市，几经挣扎，最后在光怪陆离的名利场中沉沦的悲惨遭遇。
先从这部作品有些怪异的书名“泥鳅”谈起。从其生理特性看，泥鳅是一种具有极强适应能力的硬骨鱼纲生物。平日里它栖息在泥底，在水干枯的时节经常钻入泥中，一旦离开了水，它也能以肠呼吸来维持生命。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泥鳅在整部作品中是一个统摄全篇的中心意象。从妓女小齐的口中，人们听到了一个奇谲的民间传说：在一次危在旦夕的水灾中，一大群泥鳅聚集在河坝上，嘴里衔着砂石，堵住了漏洞。堵坝救人的泥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神鱼，人们相信它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安泰[2]。因此，小说中的男主人国瑞和小齐都养着泥鳅，藉此祈求好运。但人们要问的是，好运真的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吗？
对于国瑞而言，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是幸运的。他成了富婆玉姐的性伴侣，不时出入于豪华的别墅酒店，不久又被官商宫总任命为国隆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真可谓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幻景，只是阴险的圈套镀上的炫目的粉彩。一刹那间，命运便对国瑞露出了阴森狰狞的面目，使他充当了宫总等人圈钱敛财巧取豪夺的替罪羊，这一切在叙述的进行中早有暗示：一次酒席上端来了名为“泥鳅炖豆腐”的菜，国瑞没吃，“他只是感到惶恐：养泥鳅本是为自己带来好运，而这种结局……他隐隐感到一种不祥”[3]。
岂止是不祥，凶险的命运在猝不及防间将国瑞碾磨成齑粉。当国瑞还沉浸在香甜的美梦中时，东窗事发，他供职的国隆公司被控从银行骗贷千余万资金，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国瑞难辞其咎。此刻，原本颠倒的世界又一次颠倒过来：审讯中他得知国隆公司与宫总的腾达公司从法律上说毫无瓜葛。此时他总算明白了自己被人利用，宫总将他垫了背，成功地金蝉脱壳。他虽然肚里明白，但有口难辩。有人会说，谁让他头脑这么简单！他真是忘记他是什么东东了，他真相信天上会掉下硕大的馅饼，真以为他是百里挑一，交上了如此好运，结果将自己送上了法场，成了刀下冤鬼，还背负着洗刷不清的耻辱的印记。此刻，作品标题中“泥鳅”所隐含的反讽意味昭然若揭，被国瑞视为吉祥鱼的泥鳅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他自己倒像“泥鳅炖豆腐”菜中的活泥鳅，成了食客的美味佳肴。
相比之下，国瑞身边的伙伴们的遭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挚爱的女友陶凤在性骚扰、人格凌辱等多重打击下精神失常；蔡毅江因工伤得不到及时救治丧失了生育功能和性功能，在与老板打官司败诉后流落街头，成为黑帮头目，并对曾经对他见死不救的女医生实施了残酷的报复；他的女友寇兰为了筹集医药费，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得出卖自己的肉体……围绕着国瑞和他的伙伴，尤凤伟为人们描制了一幅当今都市农民工为主体的底层人生的浮世绘，尽管不时掺杂着戏剧性的夸张，但就基本面而言，它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综上所述，《泥鳅》中所呈现的都市是一个险象环生的世界，它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国瑞等人在此找不到立锥之地，他们以血汗换来的只是牲畜般的温饱，没有尊严，没有前途，没有温情。虽然作家艾阳、女记者常容容等人对他们怀着程度不一的同情，提供了大小不一的帮助，但对这些来自乡村的打工者整体而言，城市可以说是傲慢地关上了通向一切美好天地的大门。虽然同处社会的下层，同在生活的泥沼中打滚，城市贫民的境况比他们要优越得多。尽管前者下岗失业，手头拮据，但他们拥有的城市户口仍给他们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使他们可以获得政府各种形式的救助。但对于国瑞他们来说，这一切都付之阙如。仅仅因为是农村户口，在城市人的眼里他们就成了隐性的贱民，在为城市发展作奉献的同时却无法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悲惨的命运，不是由于别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不是城里人。对于这一社会不公，国瑞等人也有着较为清醒的意识：“社会的不公不在于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而在于机会不均等。”[4]由这种不均等导致的城市与乡村间的巨大鸿沟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纵观《泥鳅》全书，人们找不到作者对都市空间细密的静态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代都市生活缺乏应有的敏感。国瑞进城后两个阶段泾渭分明的生活形态，使他得以游走、穿梭于都市的上层与下层之间，正是他和蔡毅江、寇兰等众多打工者的艰辛经历，共同汇成了都市生活汹涌驳杂的洪流，酿造出特有的都市氤氲。正是在这一氤氲中，都市生活日夜不息的流动性、泥沙俱下的混杂、神秘的非理性的凶险与个人的渺小孱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中借一个诗人跨越宽硕的林荫道的真切体验，凸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典型场景：
亲爱的，您是知道我是特别怕车和马的。刚才，正当我急匆匆地穿过大街，在泥泞中跋涉着，忽然，死神穿过这滚动的泥水，从各个地方飞快地跑了过来。当时，我猛然一动，光环就从头上掉落在路边的烂泥里。我没有勇气把它拾起来，我觉得丢掉自己的标志要比粉身碎骨来得好受一点。[5]
除了诗人那掉落下来的所谓“光环”，穿越车水马龙的通衢大街、躲避各种灾祸是都市人日常生活中共有的基本体验。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对波德莱尔的这段文字作过深入的阐释：“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现代人原型，是一个被抛入了现代城市车流中的行人，一个与一大团厚重、快速和致命的物质和能量抗争的孤独的人。迅速增长的街道和车流并不知道任何空间或时间的限制，于是蔓延至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将自己的节律强加于每个人的时间，把整个现代环境转变成了一团‘运动的混乱’。这种混乱不在于运动者自己——每个行人或驾驶马车的人可能都在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路线——而在于他们的相互作用，在于他们在一个共同空间中的运动的总和。”[6]
可以发现，都市中的林荫道并不是行人得以悠闲徜徉的乐园，毋宁说它是一团飞速运转的漩流，随时可能将势单力薄的行人裹挟其中，将他们抛入毁灭的深渊。孤独的个体与庞杂的都市生存空间的这一紧张的关系不只是显现在喧哗的大街上，而且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基本经验。而当代都市在《泥鳅》的文本中，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作为一种隐喻出现，它如一个娇媚无比的女人，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诱惑，向国瑞等人抛绣球一般刺激逗引着他们的欲望，将他们紧紧地吸附在自己身边，如痴如醉；但当国瑞他们上了钩，它一点点显露出其真相。此刻人们发现，温情脉脉的目光只是它的伪装，它是一头蛰伏在地平线上的巨兽，喜怒无常，具备了恶魔的所有特性，随时将沉溺于欲望追逐潮流中的人们（尤其是来自乡村的陌生者）甩入万劫不复的泥沼。
此外，国瑞等民工与都市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城市人和农民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的冲突，还隐含着乡村与城市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凡是读过《泥鳅》的人，对全书开头蔡毅江当搬场工挤破睾丸到医院求治这一情节大多难以忘怀。它之所以如此揪心，症结在于一个原本可以得到救治的民工在诸多因素阴差阳错的作用下丧失了治疗的良机：医生的冷漠推诿，公司管理层的敷衍失职，医院为收取高额住院押金而置病人死活不顾的冷酷僵硬的制度，已身居高位的同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容否认，这里面不乏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因素，最典型的莫过于女医生黄群，她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我见了你们这号人就犯恶心”，直言不讳地表露了她对农民工所怀的深重偏见，然而，这种歧视不仅仅是个人的品性问题，从更大范围看，它是都市人普遍心态的一种折射[7]。在现代都市，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的成熟孕育出了不同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乡村的心理倾向，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乔治·西美尔对都市人的精神气质曾作过十分深入的剖析。在现代都市里，货币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生的终极目标，其他则沦为手段，这培育了人们精于算计的倾向：“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为量的价值的行为。按照金钱对价值斤斤计较教我们学会了把价值确定和具体到最后一厘，并且在对比各种各样的生活内容时给它们强加上越来越大的精确度和明确的界限。”[8]
这种心性不断扩展不断膨胀的结果必然使都市人对生活世界中的一切进行量化估价，并对那些无法加以量化的价值极尽贬低蔑视之能事，贪财和吝啬，奢侈，禁欲式的贫困，犬儒主义和乐极生厌的态度成了都市人常见的心理痼疾[9]。在都市人这一理性算计畸形发达的心性中，情感的地位一落千丈，处于受抑制的状态。在传统社会的生活世界中经过长时间累积起来的纯朴的道德观、同情心、友爱，将个体与群体、社团紧密联系起来的那种休戚与共的认同感，因为与金钱这一都市社会的神灵没有瓜葛，在追逐可以量化计算的功利目标的都市人的眼里被边缘化，变得可有可无。设想一下，医生、公司的老板、同乡只要在那一刻多一份同情心，伸出援助之手，蔡毅江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但救助蔡毅江这样一个外来的民工，对他们平日里孜孜以求的功利目标毫无裨益，因而他们情愿摆出一副冷漠傲慢的面孔，听任他跌入悲惨的境地。下面的细节典型地展示了他们的心态：当病人赶来就诊时，那两个男女医生不是忙于救助病人，倒是津津乐道于谈论如何选号买进彩票。在他们的眼里蔡毅江根本不是有情感有尊严的血肉之躯，只是一个激发不起他们任何兴趣的灰色符号。
与这些缺乏心肝的都市人相比，国瑞还保有深厚的同情心与正义感。在蔡毅江受伤后他四处奔走求助，在女友陶凤发病后他并没有袖手旁观，还发誓要对她负责到底。即便在与富婆玉姐那种并不干净的两性关系中，国瑞并不显得卑鄙，相反他在读者眼里只是充当了那个富婆的性工具，只是受愚弄的对象。而他的天真善良也是导致他稀里糊涂充当宫总替罪羊的缘由之一。就是这样一个纯朴、充满上进心的民工在老谋深算的官商的操控下，在冷酷颟顸的司法机器的播弄下走上了不归路。对国瑞的悲剧，作者饱含同情之泪。毋庸讳言，尤凤伟对国瑞形象的塑造在一些地方有美化拔高之嫌，但无论如何，他始料未及的不幸结局成了对工于算计的都市社会的控诉，而这种控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国瑞所体现的纯朴的乡村道德，它们在充满铜臭气味的都市面前熠熠闪光。
以这样一种对照的方式，尤凤伟将降临到国瑞等人头上的不乏传奇性的凶险的命运转化成了一幅善恶二元对立的寓意图。在里面，你找不到对城市生活自身节律的细心捕捉，找不到对城市繁复的社会关系的直接展示，找不到对在都市生态中占霸权地位的资本、市场、商品、生产、消费、效率、管理、成本核算、利润等力量的理性剖析，它们与国瑞等人身上所体现的友爱、互助、情谊、忠诚等正面品质一起融化在不无夸张的都市生活阴晦深幽的画面中。在作者满含同情义愤的笔触下，国瑞等民工与都市人与城市生活世界的对峙成了善恶间的伦理对峙。而从这种作者褒贬分明的态度中，可以推断出他的人生价值评判尺度和意识形态倾向。不言而喻，在作者的眼里，建立在牺牲国瑞等人幸福、发展机遇甚至生命基础之上、以感性欲望追逐为主要目标的都市生活缺乏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它将丰富的人生简化为对物质欲望与名利无休止的竞赛，将人们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一同放逐到都市生活的边界线之外：这种欲望的疯狂追逐在《泥鳅》文本收尾时被打上了硕大的问号，成为人们质疑乃至唾弃的对象。
二、源远流长的对峙
纵观文学史，不难发现《泥鳅》所体现的城乡间的对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不是单纯的地域或不同生活空间的差异，它还被赋予了一种道德的涵义：城市是罪恶的渊薮，而乡村则是人们理想生活的乐园，正面价值的源泉。在不少作家那儿，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中国新文学发轫之初，在以农村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乡土文学中，对家园土地的赞美眷恋是其重要的主题之一[10]。尽管传统宗法制社会并不是世外桃源，在它迟滞、封闭的生活世界中也不乏触目惊心的悲剧，但与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的现代工商业都市相比，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与大自然保持着相对和谐的关系，而弥漫其间温馨的田园风情则为人们躲避外界的风暴提供了一个栖息之所。废名的短篇小说《菱荡》便以诗化的语言展示了一幅恬静、和煦的田园图景：阳光下的瓦屋，河岸边逶迤的竹林，聊天说笑的洗衣妇，憨厚的长工陈聋子，口口相传的得道成仙的奇闻……[11]
一旦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两个不同类型的世界碰撞在一起，人们的精神和命运遭际经常会烙上难以磨灭的印记。师陀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结婚》便集中展示了都市生活对人道德上的毁灭性影响。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由蛰居上海的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给在乡下小学任教的未婚妻林佩芳的六封信组成，而下卷六章用的则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形式上这一多视角的叙述方法并不是作者刻意炫技的结果，文本中叙述方式的变换与主人公的精神蜕变过程正相吻合，它堪称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作品一开头，人们情不自禁地为胡去恶催人泪下的倾诉所吸引，他有一腔话语要对他心爱的未婚妻诉说。在上海这个人欲横流的都市里，他感到分外的孤独。艰窘拮据的生活使他无法与林佩芳在近期内成婚，他为此奋斗着。远在乡村的林佩芳在胡去恶的心目中，是富有田园意味的东方美的化身，她成了他精神上奋斗自强的力量源泉：“温柔、善良、诚恳、含蓄，不可动摇的自尊。一种温暖随着你走进来，你不单照亮了我的屋子，并将照亮我的一生。”[12]
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胡去恶对林佩芳的一腔热情并没能维持多久。显而易见，他的第一封信写得最为感人，但在后面的信函中，人们感到灼热的情感在悄然降温，他的野心、贪欲却在不断膨胀，而且他的叙述已不那么坦诚，而是试图隐藏点什么；到了最后一封信中，对照后半卷中的相关叙述，胡去恶已在应付、敷衍林佩芳，在某些要害处还大言不惭地说谎。他已无法坦然面对佩芳，这时作品顺势转入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从做股票投机生意起，胡去恶一点点陷入都市欲望追逐的恶战中，作为乡村田园精神的化身的佩芳的形象在他脑中一点点淡化，失去了原有的魅力，而风情万种的洋场尤物田国秀成了他倾慕的对象。但殊不知田国秀只是在利用他，藉此向玩弄过她的纨绔子弟钱亨报复。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钱亨谎称胡去恶的股资为日军没收而侵吞了他的财产，而田国秀不久也腻烦了他。此刻的胡去恶陷入了四面楚歌之危境。如果他就此屈服，他还只是一个惹人同情的被侮辱被损害者，但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上海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已使他的精神发生畸变：“这是个吃人的世界，你不吃人，人就吃你。可见人生在世，第一是狠，只要没有凭据落在人家手里，你即使杀了人，也不算犯罪……世上既然可以为所欲为，根本无所谓情感，正义，良心，法律，他又何必难过？他教谁同情？况且他要同情做什么用？”[13]绝望之下，胡去恶成了一个无所顾忌的复仇者，在杀死仇人钱亨后自己也被巡警击毙。正如他的名字喻示的那样，他铲除了恶棍，但也将自己的性命一同搭了进去。
《结婚》的这一结局无疑具有相当的震撼力。人们不妨设想一下，胡去恶如果没有抛弃林佩芳，即便在金钱上血本无归，那他还不至于踏上彻底毁灭的不归路。他至少还有个家可以返回，如他每一封信中所述的那样，可以和佩芳全家过上恬适、宁静、其乐融融、情趣盎然的田园生活。它与胡去恶置身其间的上海洋场的恶浊、喧嚷、迷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小说全篇叙述以心理写实和外部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写成，胡去恶这一形象具有相当的心理深度，他那自卑与自负、真情与冷酷、怯懦与孤注一掷的疯狂混合掺杂的心理状态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但作品主要旨趣并不在剖析主人公的心理与精神层面，孤岛时期上海日常生活如何一步步影响、制约了胡去恶的生活轨迹成了作品的重心。但写实这一层面并不能囊括作品的全部内涵。掩卷思索，不难察觉到，在胡去恶悲剧性命运的背后，城乡对峙的道德喻义显豁而出：一个人只有扎根大地，与乡土保持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才有会健康的精神；沉迷于都市中的物质追求，并进而背弃传统的乡土价值，他不仅在精神上堕落，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惩罚。
而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的路遥的《人生》，可以说在新时期的语境中以高加林进城返乡的曲折经历，重写了上述有关城乡对峙的伦理训诫。时光流逝，但作品流露的道德倾向却一脉相承，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结婚》一样，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间的情感纠葛是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线索。高加林高考落榜，后又受村干部排挤，丢了民办教师的职位。在他处于艰窘境地中时，大字不识的刘巧珍爱上了他，重新唤起了他对生活的希望。然而，贫瘠落后的乡村对于雄心勃勃的高加林来说，天地毕竟是太狭小了。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到了县城工作。他遇上了中学同学黄亚萍，她身上展现的美以及未来的发展前途是善良但没有文化的刘巧珍无法相比的。个人发展的前景与传统的伦理责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几经犹豫，高加林与黄亚萍堕入爱河，抛弃了刘巧珍。为此他受到了众乡亲的谴责。最后，由于被查明他系开后门入城，高加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被取消城镇户口，回乡做农民。他的美妙梦想一下化为乌有[14]。
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人生》中占据着主导的强势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德顺老汉对高加林的指责中（“你把良心卖了！……归根到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而且高加林最后也痛悔自己走了岔路：“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他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去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毁灭了……”[15]
乍看之下，乡村社会所尊崇的伦理价值在此又一次获得了凯旋式的弘扬，土地、良心与虚荣、自私构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女主人公刘巧珍尽管感情上受了伤害，但她在道义上是赢家，而背信弃义的高加林则受到了唾弃。然而，细究之下，可以看到，在处理高加林的人生抉择时，作者的笔触不无暧昧的色彩。路遥在谴责高加林所谓自私行为的同时，并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纯然的反面人物；相反，作者对他的追求不无理解，乃至同情，例如高加林与刘巧珍中断关系前，内心的激烈冲突使他陷入了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时间难以取舍：一边是温馨可人的旧情，一边是未知但充满刺激的新天地，两者拼杀着，竭力想赢得他的首肯：
他尽量使他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16]
这里，人们读到了为了自己前途不惜抛弃恋人的负心汉的狠心，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丰沛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身上有着许多可爱之处，尤其是他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追求得到了作者的肯定。这成了《人生》文本中的一个隐微的缝隙，展示了作者在伦理选择上的两难窘境。
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这不仅是作者路遥个人的困惑，也是整个时代的困惑。当《人生》这部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时，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还触及了全民思潮变革中的许多敏感问题。实际上，它涉及如何对都市生活、欲望、个人价值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界定。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人们既要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个人欲望与价值的合理性，又要对它们进行约束，不能让它们危及传统道德价值的神圣地位。因此，伦理上的张力弥漫在《人生》文本的肌理之中，作者尽管对乡村的伦理规范还抱有信心，但他的心中毕竟已掺杂了另类的因素，因而仿佛在走钢丝，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作者与许多读者对高加林人生选择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实际上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双重效应也密切相连。如上所述，西美尔在精细地剖析了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金钱成为凌驾于人们头上的终极的价值目标的同时，也展示了它另一方面的积极效应，即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为个人及其内心开拓了以往传统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空间：“唯有当经济发展了其全部的范围、复杂性、内部的相互作用时，才出现了人与人彼此的依赖关系，通过取消个人因素这种依赖关系使单个人更强烈地返回自身，使其更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由。货币是这一种关系的绝对理想的载体；因它既沟通了人与人的关系，又使人们在此之外不受干扰。”[17]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异化的两重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现代性所导致的无法解决的两难窘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城乡对峙的道德寓言在文学作品中一再复现，它在纷乱的世事变迁中试图肯定与土地有着巨大亲和性的伦理规范，但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中，它的力度、强度都各不相同。到了社会步入变革轨道的80年代，城市中盛行的许多价值观念虽然还受到斥责，但人们已无法全盘否定它们，个人欲望的版图在一天天顽强地生长，扩展。
三、精神乌托邦与救赎之路(https://www.daowen.com)
时间不愧是最富于毁灭性的力量，它使一切可能变为不可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使一切实在沦为虚无，又使虚无化为实体。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叶的社会变革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重新建构、塑造着四周的生活世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洗牌使大批人被非人格化的力量抛出原有的生活轨道，坠落到底层，都市的畸形繁荣与广大农村的凋敝败落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巨大反差，而乡村社会及其伦理观念在商品、市场、资本的多重夹攻下分崩离析。正如我们在《人生》中所看到的那样，在80年代还被革命意识形态小心翼翼地加以监视、操控的个体的感性欲望，在世纪之交，已完全摆脱了各种形式的束缚，冲破了高低不一的防护坝，一跃而为生活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在所谓的“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中蔚为大观，在各式包装精良或粗陋的文化话语中畅通无阻，成了王晓明先生阐述的“新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18]。实际上，它已泛滥到了这样的境地，当年它所蕴含的反叛意义几乎消耗殆尽，而欲望话语本身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肆无忌惮地辖制着生命。而传统生活价值的紊乱与泯灭，使人们的精神处于空前的荒芜状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描绘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人们精神幻灭的一段话移用到这儿不无启发意义：“失去庇护的个人使我们的时代呈现如此面貌：反叛；虚无主义的绝望；无数得不到发展的人陷于困惑；许多人放弃了有限的目的，抵制和谐的诱惑，但是却沿着错误的道路探索。‘没有了上帝’——群众愈益强烈地喊出了这样的声音。随着上帝的丧失，人失去了他的价值观念——可以说他是被杀戮了，因为他感到了自己毫无价值。”[19]
但人对于精神价值的渴求犹如空气和水。如果缺少了它，人们就会设法制造出一个来。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物欲甚嚣尘上之际，常常会有精神的因素浮现出来与之抗衡。在前面论述的《泥鳅》中，尤凤伟以民工国瑞等人身上闪现的乡村社会中原有的相对纯朴的道德感来反衬当今都市人欲横流所导致的阴晦幽黑的险象。作为一种抗议，它还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没有从原有的乡土伦理观中绎出堪与都市对峙的精神价值。而恰恰在这方面，李佩甫的新作《城的灯》做了有益的尝试。它构筑出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在物欲甚嚣尘上的年代试图为人们寻找到一条有效的救赎之路。
时隔二十载，从某种角度看，《城的灯》算得上是《人生》的一部改写本。同为农家子弟的冯家昌与村支书之女刘汉香相恋。后来他应征入伍，到了城里。刘汉香对冯家昌可谓一片痴情，在未正式办理结婚手续的情形下，她住到了冯家，在整整八年中承担起照顾家昌病弱的父亲和几个幼小弟弟的重任。但她含辛茹苦的岁月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为了获得进入城市的入场券，冯家昌移情别恋，对刘汉香来说这不啻是晴天霹雳，她八年的心血在瞬间付诸东流。村民们对家昌这种行径义愤填膺。《城的灯》的情节发展在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依照《人生》的处理方式，冯家昌在部队中会因道德败坏受到处分，而刘汉香则因她的善良、坚忍、尽心尽责而受到褒扬。但《城的灯》毕竟不是《人生》的机械翻版。在现今的年代，以严苛的清教徒道德来要求冯家昌这样雄心勃勃的农家子弟，未免太苛刻。他从小因贫困受尽屈辱，一旦有机会脱离落后贫困的乡村，他自然会倾全力而一搏。冯家昌也明白自己对刘汉香的伤害，因而一直向她汇寄钱款，想藉此弥补自己的过失。但他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回去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他的几个弟弟（除了发疯的老四外）都顺利地离开了农村，完成了从食草族到食肉族的转化。作者并没有像路遥一样让冯家昌因道德上的过失而受到惩罚，并没有借此构筑道德化的人生寓意图，从作品结尾展示的冯家兄弟聚会的场景看，作者对冯家昌兄弟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迁徙并不持否定的态度，尽管笔调中也悄然渗进了嘲讽。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女主人公刘汉香的描绘。在蒙受了巨大的情感创伤后，她以罕见的毅力挺立起来；更让人叹奇的是，她伤痕累累的心灵不让仇恨与敌意相主宰。平常人在受过伤害后，常对世界和他人怀着或多或少的仇意，冯家昌便是这样，他幼年时遭遇的贫贱屈辱使他的心灵发生畸变，丧失了爱意，充溢着怨恨。德国思想家舍勒对这种怨恨心态作过精辟的分析：“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怨恨形成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报复冲动”[20]。但刘汉香没有让自己沉溺于这一习见的怨恨心态之中。作者以详尽的篇幅描绘了她心灵的巨大痛苦以及她的精神如何从痛苦中得以升华的过程：她超越了痛苦，更可贵的是她超越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复仇的法则，以爱意面对他人，包括伤害过她的人。就这样，她挨过了这段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光，抚平了伤痕。在她就任村长、村支书的那一刻，出现在众乡民面前的刘汉香完全恢复了自信：
对于刘汉香来说，这是她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日子，是她一生当中做出的最重大的一次选择。她要活下去，她必须有尊严地生活。她曾经那样地爱过一个人，曾经有过美好的向往……现在，她要把爱意播撒在这块土地上！[21]
她放弃了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村民谋福利的事业中。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刘汉香终于培育成了新型花卉——月亮花。她没有为自己赚取大量专利转让费，而是坚持与港商合作成立企业合作开发办实业，几年后，她的家乡上梁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成为一个以花卉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新型城镇。然而，刘汉香本人却没有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她被几个窃贼谋害了。她死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光华熠熠的圣母形象，为了乡亲的利益和福祉，她奉献了一切，无怨无悔。就连她墓前的景象也颇具神奇性：“当晚，午夜时分，月亮花倏尔就变了，刹那间，香姑坟前一片亮白，那花晶莹如雪，欲飞欲舞，美如天仙下凡！”[22]
就这样，借助于刘汉香这一奇女子的形象，作者构筑起了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世界。在刘汉香的身上，作者汇集了人类一切美好的品质，一切殷切的憧憬。应该说，这一精神乌托邦并不纯然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它在相当程度上汲取了基督教的精神资源。乍看之下，书名《城的灯》仿佛是借城市璀璨的灯火喻指其繁华丰裕，但全书开卷的引文表明这里的城并不是指现代的都市，而是作为上帝所创造的理想国度的“新耶路撒冷”，那灯是神的荣耀的光焰。而刘汉香则是基督徒心目中神的光亮的化身，正因为有了这光焰，人世间才不至于完全沉沦于欲望追逐、厮杀的漩涡之中，人们才会在心灵上得到一丝慰藉，才会在生活中寻找到某种价值和意义。
《城的灯》所蕴含的乌托邦精神世界并不是悬在浩瀚的天穹上的孤零零的星辰，它通过刘汉香为民造福的实践活动，与乡村农民的生活建立了密切联系，使它对普通人来说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刘汉香成了下凡的神人，她培育花卉的努力成了连接乌托邦与现实世界的坚实桥梁，与此同时也向人们彰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救赎之路。
然而，这里潜藏着一个难以化解的悖论。正是刘汉香创建花卉培育基地的举动，使上梁村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一旦花卉生产基地开始运作，并随着它发展壮大为一个新兴的城镇，它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商品生活的体系之中，这意味着它必须依照城市通行的商品、货币经济的法则行事，而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乡村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会发生蜕化，会形成都市中盛行的契约关系。像上文所引述的西美尔的看法，这一关系具有双重性，既给予个体以空前的自由，又将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简化为可算计的联系。的确，花卉生产的成功将为上梁村的人们带来滚滚的财富，让他们过上梦寐以求的丰裕生活，打开通向未来美好新世界的大门；但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也会在这一工业化的过程中渐渐解体，而这一后果肯定是刘汉香没有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这一悖论使刘汉香身体力行的救赎之路罩上了一团疑云。显而易见，作者借刘汉香这一圣母般的形象消解了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伦理对峙，她所从事的花卉种植业力图填平城乡间在物质财富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鸿沟，实现城乡一体化，一旦这成为现实，城乡间原有的道德冲突便趋于消失。但这只是作者想象性的解决方案，且不论大都市与中小城市间的差异，在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上的动荡与伦理冲突，并不是这一乌托邦世界能加以一笔勾销的。原有的城乡伦理冲突将变换面目重新出现，其激烈程度可能并不亚于往昔。而对于这一切，《城的灯》似乎还没有提供一种对人性及其伦理冲突的复杂的洞见。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注释】
[1]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258页。
[2]参看尤凤伟《泥鳅》中的相关描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3]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4]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5]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亚丁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6]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译文略有改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4页。
[7]尤凤伟：《泥鳅》，第28页。
[8]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9]同上书，第168—187页。
[10]有关那一时期乡土文学的情形，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527页。
[11]沈从文对废名作品作过这样的评价：“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见陈思和、李平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现代文学100篇》（上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11页。
[12]师陀：《结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13]师陀：《结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
[14]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那样，《人生》中的县城根本算不上是现代化的都市，只是所谓的“城乡交叉地带”（有关这一问题，参看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相关论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但与闭塞的高家村相比，它毕竟具备了现代城市的许多元素，因而我将它作为与乡村的对立面来论述。
[15]路遥：《人生》，见《1981—1982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512页。
[16]同上书，第469页。
[17]西美尔：《货币哲学》，第229页。
[18]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2页。
[19]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20]马克斯·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价值的颠覆》，刘小枫编，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21]李佩甫：《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353页。
[22]李佩甫：《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