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儒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辉煌的代表。儒学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自从诞生以来，便开始了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形成了亚洲儒教文化圈。随着17世纪地理大发现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东、西方两大文明不期而遇地开始了对话、碰撞与融合，也开启了儒学在欧美各国的传播历程，并对欧美主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语》作为儒学的代表之作，其内容体现了儒学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中国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比拟的。

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手段无疑是文本的翻译，《论语》自从诞生以来，已经有多种语言的译本，这其中英语译本就达数十个之多。研究不同译本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中国传统典籍外文翻译研究，尤其是儒家典籍的外文翻译研究，较之于其他学术领域，尚属起步阶段。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间，我们对于儒学及其作为主要译者的西方传教士有着与今日大不同的认识，对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政治的角度，而极少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认识也无外乎“殖民侵略者”、“精神鸦片的散播者”等，充斥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字眼。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本书作者王东波选取了《论语》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多年来一直从事此方面的研究工作。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吸收了答辩委员会几位专家的意见，经过精心修改而形成的一部学术著作。

王东波是我指导的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典籍外文翻译。在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以及现在，王东波一直是我校的英语教师，迄今已从教近30年，其学士和硕士专业均为英语语言文学。在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的过程中，王东波一直保持了对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研究的浓厚的兴趣。2005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克服了年过不惑这一困境，发奋读书，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典籍翻译方面的材料，在学业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论文开题之前，我建议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儒学典籍英译本做对比研究。依此思路，经过我们的认真考虑和探讨，最后选定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和中国国学大师辜鸿铭的译本为比较研究的对象。(https://www.daowen.com)

理雅各1815年出生于英国，少年时便勤奋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语法；在阿伯丁英王学院就学时，又致力于哲学和宗教学的学习，这为他日后翻译中国经典奠定了雄厚的基础。1840年他抵达马六甲开始了传教生涯，1843年来到香港，开始了其在华传教生涯，先后长达30年。正是在此期间，他意识到，要更好地完成在华的传教事业，就必须研究中国经典，以此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协助下，理雅各开始了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1861年，包含在《中国经典》第一卷中的《论语》译本出版，甫一问世，便以其严谨的译风、详尽的注疏赢得了学界的赞誉，至今，该译本仍被称为“标准译本”。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13岁时赴英读书，期间游学多国，1880年学成返回槟榔屿，并于1885年正式回国，应邀入张之洞幕府。在此之前及以后，辜鸿铭苦读经史子集，国学造诣日增。1884年，在其“中国学”一文中，辜鸿铭表达了对理雅各《论语》英译本的不满之情，并于1898年以其“独步神州”的英语造诣和雄厚的国学功底发表了自己的《论语》英译本，这是华人在此领域的开山之作。辜鸿铭的译本以其地道的英文表述和独特的比拟方式，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的演绎，很快也赢得了学界的赞誉。

理雅各的译本和辜鸿铭的译本风格殊异，有很大的可对比研究的空间。本书作者王东波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译本对《论语》原文思想的诠释、的语的再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研究，从历史学、语言学的角度发掘了两个译本的优点及其所存在的局限，内容涵盖了原著绝大部分的内容。我认为，这对于中国传统典籍的外文翻译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大有裨益的。

近年来，儒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又出现了一轮新的浪潮。但当下的世界战争频繁，文明冲突论的阴霾挥之不去。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以及新旧社会秩序重组所带来的纷杂的社会矛盾，人们纷纷向古人讨教。因此，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必将大有作为。相信王东波的这部著作，将会推动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

是为序。

方辉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