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缘起

第一节　选题缘起

历史上把《春秋》记事的242年，即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0年）称为“春秋”时代，孔子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末期。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治统治权力从周王室向诸侯公室再向卿大夫的下移。但是，不同于夏商、殷周的“汤武革命”那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这种政治权力的转移是通过渐进的、和平的、对原来权力界限及其他行为规范即“礼”的僭越来实现的。如据《左传》记载，按照古制，祭祀时天子的乐队为八佾，诸侯为六佾，大夫为四佾，而身为大夫的季氏却“八佾舞于庭”。孔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周室微而礼乐废”的时代。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也是旧有的社会伦理秩序分崩离析后的社会现实。当时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对此都有强烈的感受，他们都曾思索过造成这一社会现状的原因。“这一时代的哲学理性，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1士大夫们经过长期的思索，认为丧失道德修养，就会违背礼制，最终导致王室的式微、公室卑的社会伦理秩序破坏，因此，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孔子说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即要恢复周时的纲纪与人伦，恢复旧时的社会秩序。

“这一时代思潮具有一种甚为清晰的理论导向，就是要在崩溃的礼乐中寻找出某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合理性、永恒性的内容或价值。”3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个理论方向上产生的。

儒学是中国学，也是世界学，从诞生起就开始了它的传播。两千多年来，它先是传播到了周边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在亚洲地区形成了儒教文化圈；后来，随着西方传教士入华，东西两大文明进行对话和碰撞，儒学开始传播至欧洲、北美，深深地影响了欧美思想和文化；19、20世纪以来，中国大门打开，广泛的国际交往和华人移民，使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传播到全世界。

儒学在欧洲的传播过程首先是儒学经典的译介过程，因此，本部分拟从儒学经典的翻译入手，探讨儒学在欧洲的传播历史。

意大利是儒学在欧洲最早传入的国家。从13世纪起，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兄弟就来到了中国，带回了中国文化。

16、17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首先来到中国，这其中最应提及的便是利玛窦。1594年，利玛窦出版了《四书》拉丁文译本。而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殷铎泽等人在译介儒学典籍中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利玛窦，1552年生，1571年进入罗马耶稣会修院学习，1578年到果阿，1582年抵达澳门学习中文。1583年，利玛窦与会士罗明坚入肇庆，开设了第一个传教站，后入韶州。1589年他在韶州结识了儒生瞿太素并成为挚友。在瞿的建议下易僧装，穿儒服，戴儒冠，自称儒者。1595年，利玛窦来到南昌，刊刻《天学实义》（后改为《天主实义》），第一次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1601年，利玛窦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创建“北京会院”。

利玛窦在华28年，翻译和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中国传教史》曾先后以意大利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出版。在该书中，利玛窦向西方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孔子，这在西方人中堪称先河。

利玛窦在华期间撰写和翻译的汉文著作有19种，其中入《明史·艺文志》的有6种，《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的有13种。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意大利来华传教士不仅悉心钻研儒家经典，而且从事翻译和著作，直接将孔子及其思想介绍给西方，其中成就斐然者为艾儒略和殷铎泽。

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同时从事儒经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活动。他对《四书》、《五经》都颇有研究，著述相当丰富。他的著作，和利玛窦一样，也大量引用儒家经典。1625年，艾儒略复入闽讲学，交际官绅，盛誉风生，被闽中人称为“西来孔子”。1659年来华的殷铎泽在1662年将《大学》、《论语》等译成拉丁文；1669年出版《中国政治道德学》（即《中庸》译本）。由此看来，在16、17世纪“东学西渐”过程中，意大利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走在了最前列。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文化交往最为密切的国家。17世纪晚期，中法两国在两位大君主路易十四和康熙之间就开始了最早的学术联系与合作。法国科学院遵从国王令派遣传教士科学家来中国，白晋、张诚、李明、刘应、洪若翰、巴多明来到中国，译介了《易经》、《诗经》、《书经》、《礼记》等儒家典籍。在此后的18、19世纪，法国掀起了“中国热”，哲学家培尔、马勒伯朗士、伏尔泰、魁奈、狄德罗、孟德斯鸠等都对中国儒学予以关注并深受其影响。

最早来到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是金尼阁。1610年，金尼阁受耶稣会派遣抵达中国澳门，不久到南京。1614年返回罗马，详述在华传教情况，极力推崇中国文化。1618年，他再次与同会士22人启程来华，1620年抵达澳门，先后赴南昌、杭州、开封和山西、陕西等地传教。他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弟子，同样主张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调和，继利玛窦译《四书》成拉丁文后将《五经》译为拉丁文，推动了儒教在西方的传播。

文化传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典籍的传播。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奉国王之命一批批来华，返法时纷纷将中国典籍带回凡尔赛宫，为儒学在法国的传播做好了资料的准备。1697年，白晋返法求取增援人才时，向路易十四呈递了康熙皇帝赠送的41部中国书籍。1700年，李明、洪若翰返法时带回了更多的中国典籍。1722年，通过耶稣会士运回法国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典籍多达4000种，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儒学通过传教士传入法国后对中世纪神学统治下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深受儒学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18世纪的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一批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神权主义宣战，用伏尔泰的话来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这就是儒学和中国。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尤为启蒙思想家所倾倒。孔子思想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更为启蒙思想家所折服。

与此同时，赴法的中国学人也在法国极力推介中国儒学，直接影响了法国的哲学家。乾隆年间赴法的中国学人高类思撰写的《中国古代论》，详细介绍了《论语》、《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孝经》、《左传》、《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成为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来源。

14世纪，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德国建起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厂。15世纪中叶，德国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了第一部拉丁文《圣经》。

17世纪初，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来华，顺治皇帝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成为朝廷的近臣。此时，德国柏林成为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交流中心。

18世纪，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近事》一书，对儒学的“自然神论”、实践哲学、伦理观、“易经”思辨逻辑给予高度评价。19、20世纪，德国文化界和哲学界诸多名人都对儒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汉学家福兰阁、佛尔克、鲍吾刚、陶泽德等在儒学研究方面均有突出的建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教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更是儒学著作等身。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后因酷爱中国文化而取中文名卫礼贤。卫礼贤在华二十多年，不传教义，而专心致力于传播中国文明，办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译著儒家经典：1905年，他翻译的《论语》、《大学》的部分章节发表在传教会通讯上。接着，他先后翻译了《论语》、《易经》、《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中庸》、《大学》、《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孝经》、《礼记》等，其中以《易经》译本最享盛誉。1930年卫礼贤去世前夕，他又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诗歌选》、《中国文化史》等著作。他一生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德国是一个哲学家辈出的国度，康德、赫尔德、黑格尔、谢林、韦伯、沃尔弗等，都曾关注过中国，接触和研究过儒家思想，对儒学在德国的传播起了特殊的作用。

14世纪时，英国人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开始了解中国。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抵达澳门。后来，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多次提到中国。1687年，牛津大学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获得《大学》拉丁文译本。1691年，英国出版了第一本英文节本《孔子的道德》。

英国传教士来华晚于意、法、德等国。到19世纪，英国向中国派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理雅各后任牛津大学教授期间，英译了《十三经》中的十经。他的译作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英国哲学家休谟、威尔斯、罗素、汤因比、李约瑟、梅森等对中国的儒学均赞赏有加。

罗伯特·马礼逊出生于1782年，在华27年。这期间他对儒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孔子创立的儒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体系，因为他的学说与人们崇拜的或将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心灵至上之神（上帝）并没有什么关联。孔子主要采取道德格言的方式来表述他的思想，谆谆强调的是高玄的德性，其中一些看起来和所罗门的格言很相像。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孝”的观念上的道德体系。孔子从孩子对父母应有的责任与服从，推演出一个国家中不同年龄段和各个阶层的人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马礼逊的出色贡献，伦敦差会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就对儒学的研究和在英国的传播而言，理雅各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1840年，理雅各受伦敦传教会批准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校长，后负责将其迁至香港，继续担任校长。来到中国后，理雅各发现，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和解释者。从此，他以英华书院为基地，开始了中国经典英译的巨大工程。1861年，理雅各的英译本《中国经典》（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出版，在英国和整个西方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到目前为止，由中国人或华裔所译的《论语》译本也达到了几十个，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辜鸿铭的译本。辜鸿铭以其独步神州的英语语言造诣和深厚的儒学功底致力于儒学经典的译介事业，其后的译本许多都受过他的影响。

对于“西学东渐”这一事实史学界早有共识，但对于“东学西渐”则仍有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东学西渐”这一事实。然而，儒学在西方的传播，无论规模大小、影响深浅，这的确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同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无时不在困扰着人类。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回到孔子的时代，从孔子的思想中寻求答案，这已是许多人的共识。因此，如何更好地向国外，尤其是西方译介孔子的思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论题。缘于理雅各和辜鸿铭在儒学经典译介上的造诣和影响，本书拟以他们的《论语》译本为案例，探讨其译介的得失，以图为儒学思想的外译提供一些借鉴。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