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丕的同胞弟，建安十六年（211）封为平原侯，十九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改为鄄城侯，次年改封为鄄城王。后来他的封地屡经改迁为雍丘、浚仪、东阿，而最后终于陈，死后谥号为思，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陈思王。他在幼年即表现出特异的文学才华，为曹操所宠爱，在与曹丕进行争夺太子地位的暗斗中，他终因性行疏略而失败，这便注定了他后半生悲剧性的生活命运。他的丰富的慷慨动人的优美诗篇，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活基础上形成的。
曹植虽曾在其《陈审举疏》中说自己“生乎乱，长乎军”，但当他将成年时，北方大致已经平定，所以他早期的诗歌，也是如《文心雕龙·明诗》所描述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都是一些贵族生活的自状。不过，就是在这类的诗歌中，仍有许多不能自已的哀怨之情流溢着，如其在《赠徐干》诗中，于同情贫士的困苦生活之后说：“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可见就在他这时的贵公子生活中，仍有无限难以宣泄的苦闷。所以就是他的这些描写贵族生活的诗，也流注着动人的人生实感，非如六朝的某些仅在吟弄风月的作品可比。
在曹植的早期作品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送应氏诗》：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这是其第一首。就在送应玚的地方所望到的洛阳残破景象，加以具体如实的描写。从城市的破坏，田园的荒废，人民的死亡，描绘出一幅伤心惨目的大乱后的社会图景，给曹操的《蒿里行》以更具体有力的补充。此诗作于建安十六年，距当时祸乱演成的时间已有二十年之久，而社会景象仍是如此荒残，可见当时祸乱者对人民所造罪恶的严重程度，因而不能不令人“气结不能言”了。此诗乃因送应玚而出行，就望中所见加以描写，以见其与友好离别时之时事艰难。因此，下首于叙写离别中乃产生世事茫茫之感。“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这正是生活在乱世的文人们常有的一种感慨。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植不幸的命运开始降临了。他听到曹丕代汉献帝做了皇帝，曾悲痛哭泣，因为自己不曾得到对父亲地位的继承，以后将是一个被宰割者。原来曹丕一承继曹操为魏王，即将曹植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丁仪、丁廙杀掉。这时又命令诸侯各回本国，不许留在京城。到第二年，被派监视他的灌均迎合曹丕的意思，诬告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他由临淄侯被贬为安乡侯。曹丕在给了他这顿打击后又改封他为鄄城侯，次年（黄初三年，即公元222年），随例升侯爵为王爵。黄初四年五月，他和诸王同朝京师，骁勇的任城王曹彰就在京城被毒死了。他和白马王曹彪回国时本可同行一段路，借以谈叙一番，可是曹丕的爪牙却不许他们一同行止，于是他写下了一组沉痛的《赠白马王彪》诗。
《赠白马王彪》诗中所抒写的感情是非常沉痛而复杂的。这组诗共有七首，是首尾相连一贯的联章。开始诗人表白他对于京城的依恋，这种感情，从他不断上书请求试用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他对京城心怀依恋，所以在归途特别感到旅行的艰苦。但这种艰苦并不难克服，而最难处理的是人事上感情的创伤。接着在第三首即将这种感情坦率地表白出来：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反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诗人在这里以极大的愤怒，斥骂那些离间他们兄弟感情的谗巧之徒为鸱枭、豺狼、苍蝇。第四章于对旅途时节景物的描写中，象征地抒发其对于时事的忧危之感。这种忧危之感，正是从谗巧之徒所造成的形势下预感到的。第五章则因痛念曹彰的被害而深切感到己身之难保，如云：“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自顾非金石，咄喑令心悲。”充满了人生存亡的酸辛。接着第六章于无可奈何之际故作旷达之言，以互相劝慰：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在这表面旷达的语言里，却包裹着勉力抑制住的深切的人生悲辛。非常复杂曲折的感情，竟表达得这样明白易于感人。最后一章把自己所不能把握的人生生死离合之情一起倾诉出来，如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几乎是放声长号了。终只有无可奈何地以勉力自爱相叮咛说：“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语愈缠绵而感情愈觉沉痛。这组诗中所表现的感情，既愤激而又悲痛缠绵，它的情调时而激扬，时而低沉，而诗骚书传中的语言，又被他提炼运用得非常准确和谐，因此，它看来虽很文雅，却极富有感染人的力量。这类作品，确如钟嵘所称赞的，是“体被文质”的了。从这篇诗里，可看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情况，在一次政治暗斗之后，胜利者对于对方残忍的压抑迫害是无所不至的，尽管彼此是兄弟骨肉的关系。那么，《七步诗》的事实是否会有的问题，我们是难于以常情去测度的。
曹植早年常随着曹操征伐四方，曾得到父亲许多军事学的传授，在当时现实形势的激发下，即有建立功业的愿望，后来处于曹丕父子的统治下，自觉是个罪人，虽身为藩王，总感到是无功受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以立功来解除，因此他不断迫切要求给他以立功自效的机会。这种要求，他在其《责躬诗》（《文选》卷二〇）、《求自试表》（《文选》卷二七）和《陈审举疏》（《三国志·魏志》本传）中都曾恳切提出，但从未获得曹丕父子的准许。因此，这种力求为国捐躯以及因遭受抑制而才力无可伸展的慷慨情绪，在他的诗篇中也是普遍流溢着的。
他的一首乐府诗《白马篇》中所描写的游侠少年形象，正是作者自己的写照：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这游侠少年精强的武艺及不顾一切而奔赴国难的忠勇气概。篇末揭示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就是作者在《求自试表》中所表明的“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的志气。这种志气，也曾被作者直率地表明在他的两首《杂诗》里：“闲居非吾愿，甘心赴国忧”、“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正因为作者在思想上蓄之有素，所以这位游侠少年的形象才在他的笔下呈现得这样凛然有神。
他的《名都篇》乃是从《白马篇》的思想基础出发，对于一班贵族少年一味消耗其时间精力以追求游戏宴猎之乐的微妙讽刺：(https://www.daowen.com)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光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
，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作者极力铺写了他们的衣具之美、骑射之妙和游宴之乐，即在为了显示他们这种生活之为浪费而无意义。他们精妙的骑射也不过是为了快意于“众工归我妍”。他们就以这样的生活消磨其不可追攀的宝贵时光。最后两句更揭示了他们这种生活的经常性，并形容出他们除此以外无所事事之状。作者对他们的讽刺态度，就从最后四句意味深长地表现出来。在对于这种贵族少年生活的讽刺背后，也正显示了作者自己的人生观。因为这种庸俗的生活，在志图“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而宣称“平居非吾志”的作者看来，是毫不足取的。
由于曹丕父子对他的压抑，使他迫切的功业要求不能获得实现的机会，他因而对自己的美好才能之不能见用于世常深致惋惜。他的这种情绪，常是运用比兴手法，通过对于女性的描写，象征地表达出来。如其《杂诗》的“南国有佳人”一首，所抒写的美人对于迟暮的忧惧，便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感情。他的一首名作《美女篇》中的美女形象，正是为了表达这种感情而着力描写的：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道，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美女篇》所描写的对象和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承袭着《陌上桑》的，但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则各不同。《陌上桑》之着力描写罗敷的美，是为了显示她对于使君的骄傲，而予轻视妇女人格的统治者以尖锐的嘲讽；而《美女篇》之极写美女容采之盛，以见其独处房室之可惜，乃是为了抒发自己对于身世的感叹。《美女篇》中的主人公之所以以如此的美质而“盛年处房室”，乃因她“慕高义”、“求贤”，不愿苟且求合；这也如同作者在《求自试表》中所表白的，他之所以“寝不安席，食不遑味”，非为“徒荣其躯而丰其体”，乃因“微才弗试，没世无闻”。由此可知，作者在诗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中所具有的高尚品质，正是诗人对自己的理想要求。我们如了解作者的生平志气，这个女主人公形象的意义是易于理解的。这首诗在描写技巧上比《陌上桑》有着明显的提高。《陌上桑》在对罗敷的形体上仅着重于衣饰的铺写，而对她的容色之美，只是从旁观者的感觉行为上作侧面的烘托。而《美女篇》于描写美女衣饰的同时，生动光辉地绘出她的各种姿态神情，形象更为具体鲜明，而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表现了高度的精炼。从这首诗，也可看出曹植学习乐府民歌而加以提高的显著成绩。
在曹丕父子的歧视压抑下，曹植不仅希求施展其才能而不可得，就是在生活上也得不到居住的安宁。他在《迁都赋序》中曾叙明这种实况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邑，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还是刚改封东阿时的所有情况，他还不曾经历最后一次改封到陈的迁徙。他在叙述中还省掉一次，就是从浚邑又曾改回到雍丘，后又从雍丘到东阿。每一次迁徙，他必须在生活上放弃从前所努力的而重作安排。他在从雍丘迁到东阿时，曾上表申诉“在雍丘劬劳五年……园果万株，枝条始茂”，希望皇帝体念他“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而在经济上略给他以补助（《转封东阿王谢表》）。由此可以想见，频繁的迁徙，给他生活上造成的痛苦是很难堪的。他的一首《吁嗟篇》就是为了倾诉这种流徙播迁之苦而写的：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沈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
这首诗以随风飘转的蓬草为主题，把蓬草加以人格化，表达出它亲身感受的流转之苦。蓬草在风飙的支配下，完全失去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力，因而被迫上下四方流转而无恒处，这简直是作者自己身世的写照。最后表示愿受糜灭的痛苦，随野火以俱尽，这乃是作者感到无人生之趣而发出的沉痛的心声。他的这类情绪，也表现在《杂诗》的“转蓬离本根”这篇里，作者在这里明显地以转蓬比喻游子，其用意与《吁嗟篇》基本上是一致的。
曹植有一首《泰山梁甫行》，描写他在流徙中所看到的齐东滨海地方贫苦人民的生活图景：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诗中“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二句，极有力地勾画出穷民因衣不蔽体而行动畏人之状。最后两句使人可以想象到那居室的破坏情况，它是有极少防御作用的。即从衣和住两方面可以推想到这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其他方面。作者用笔如此精简而形象却如此突出鲜明，由此也可看到作者惊人的艺术手腕。而作者之能这样真实地反映人民这种悲惨生活，正由于他有“流惠下民”的思想基础，尽管他自己常在流徙之中，他还能注视人民的生活疾苦。
曹植由于在政治上遭受压抑，感到人生的无味，在思想上常激发出力图自我解放的要求。这种要求在他的许多游仙诗中表现得很充分。游仙思想在曹操的乐府诗中也很有些，但他们二人的这种思想是从不同的生活基础出发的。曹操的这种思想基本上是秦皇汉武之类的，乃是在人生意志得到满足后的进一步要求。如在他的《秋胡行》第二首中，他虽感到“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而“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他并未忘怀于“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并进而感到“不戚年往，忧世不治”，而考虑“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趋，将以惠谁”了。这种思想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志趋向仍是一致的，即为了想达到他的更高功业要求。而曹植在其《游仙》诗中却说：“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他的又一首《五游》诗也说：“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由此可见，他之托志于空虚的神仙之游，乃是他不能忍受现实生活的抑郁，感到只有高步于九州之外，奋凌于空虚之境，才能抒发自己的意气。这种思想情况，在以前的屈原和以后的李白作品中可看到许多，都是在自己的思想矛盾激烈时的一种自我排遣方法，也是积极要求自我解放的精神表现。
这里还须谈谈曹植的一首《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曾有人认为这是作者自己要求解放的思想表现，这是不合实际的说法。这诗先说“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从下面接着叙写少年拔剑救雀之事看来，这两句的意思是在感叹自己手无利剑，不能如少年拔剑救雀那样解救自己朋友的危难。少年拔剑救雀的行为，乃是作者当时对朋友的危难深感自己无能为力，而望有人能出加援助的理想愿望。考《三国志·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说：“太祖（按：即曹操）既有意欲立植，而（丁）仪又共赞之。及太子（按：即曹丕）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朱乾的《乐府正义》和黄节的《曹子建诗注》都认为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之作，乃为丁仪兄弟被杀而自叹无力救援，这是确实可信的。作者在诗的开端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象征地显示出时势的重大变故，从壮阔的自然景象的变化中，给人以巨大的世局动荡之感，这是作者自己不幸命运的开始，但他这时所劳心悲虑的是他的朋友的命运，尚未顾到他自己也将如罗雀之失去自由而任人宰制了。
如上所述，可知曹植的诗篇，是充分体现了他一生的生活情绪的。从他的诗篇里，我们可俨然感触到一个怀才莫展而沉浸于抑郁痛苦中的诗人形象，它在客观上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种情况，使我们看到了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权而对于人才是怎样抑制摧残的。他的占整个作品半数的乐府诗，虽仍是袭用乐府古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具有较重的主观抒情性，自然地把乐府诗过渡到律诗，淡漠了乐府诗和文人律诗的疆界，这实际上应理解为文人的诗歌从乐府民歌吸取营养所呈现的新的面貌。他的诗歌，一方面仍具有乐府民歌的浑朴之气，这从他的语言的朴质明朗及抒情的真挚坦率都可感受到；而另一方面他所具有的语言和结构的精炼之美，仍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卓越的艺术才华，也标志着文人在学习民歌基础上的提高。就曹植的整个诗歌创作而言，他的艺术成就之高和篇章之富，在建安时代是首屈一指的，他以其光辉的成就，如一颗明星般照耀着当时的诗坛，配合着当时一班文人的共同努力，为五言诗的发展壮盛建立了坚实而具有相当规模的基础。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而在诗篇中，诗人个性之表现得充分、鲜明和强烈，也是在屈原以后陶渊明以前所仅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