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及其他诗人
刘桢（170？—217）的五言诗，在当时曾被评价很高。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干（刘桢的字）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在《诗品》中把刘桢列在上品，称他的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并说：“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他们对刘桢的这些高度评价，我们可从他的《赠从弟三首》得到印证。在这三首诗中，作者运用比兴的手法，以
藻、松柏和凤凰比喻其从弟的美好品质，由此也显示出他自己对于人的品德修养的观点和评价，钟嵘所谓的“仗气爱奇”和“真骨凌霜”之类的评语，当是指的诗中这种感情气概。三首诗的语言都很简练谐稳，曹丕称他“妙绝时人”，也当包含有他的这种修辞之美在内。但也使人感到他的诗笔瘦硬而缺乏丰腴的辞采，钟嵘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也是很恰当的。但是即如当时曹丕及其后钟嵘对他那样推重，而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在诗中所表现的生活感情的范围很有限，是不能和王粲并驾比肩的。兹录其《赠从弟三首》中的第二首于下，以示一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严寒？松柏有本性。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美徐干说：“伟长（徐干的字）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而曹植在《赠徐干》诗中说：“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由曹丕所说，徐干的性格，在当时诸子中较为恬退，并不汲汲于事业功名的进取。但从曹植诗中可以看出，徐干仍是希望获得知己者的援用的。他希望把君臣关系建立在道义关系的基础上，他的一首《室思》即表达了他希望巩固这种关系的情绪：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犹讥。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相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
这首诗全用比兴的手法，假托女子希望巩固其和男子的爱情，从女子的境地设想，感到在爱情上并不能获得完全的保证，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诚，而从好的方面来希望并勉励对方，从委婉的言辞中表达出深厚的情意，这种表达的方式，正是恰合于这种不稳定程度的爱情关系的。这样把君臣或朋友关系的愿望，托之于男女爱情来表达，我们在《楚辞》和《古诗十九首》中可常见到，而在曹植的诗赋中也不乏其例。
徐干的诗篇不多，差不多都是如上所举的内容，情辞婉曲畅适。他的创作精力都集中在《中论》一书的著述上。
陈琳和阮瑀二人都长于章表书记，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俱见《文选》卷四四）和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选》卷四二），都是以洋洋洒洒的辞藻，夸张形势，引证古今，陈说利害，具有很大的鼓动力量。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称赞他们这方面的才能说：“孔璋（陈琳的字）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阮瑀的字）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并不算高，但也各有少许可观的篇章，足以抗衡当时流辈。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https://www.daowen.com)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这首诗用对话的方式，从筑城卒与妻室以书信相对答中，揭示出筑城苦役给予人民的祸灾。筑城卒对于妻子的嘱语中，充分表达自己无生还的希望及作为一个男子的不幸，后面告以长城下死人之众的惨象，即在加强证明自己意料之确实。而诗的最后则以其妻子表示不能独活结束，充满了人民身家破灭的悲痛。这首诗所表现的感情的坦率和语言的朴实以及对话方式的运用，都显示出很浓厚的民歌气质。其中如“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乃是人民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的血泪之语，极为沉痛酸楚。杜甫的《兵车行》末端所叙写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当也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
阮瑀的诗颇多人生时序之感，气调与曹丕很相类似。他的一首乐府诗《驾出北郭门行》，叙写一个孤儿在后母虐待下的惨痛生活，其意义与汉乐府民歌中的《孤儿行》是一致的。虽然阮作在文辞整洁上显示了文人的本色，但由于对孤儿痛苦生活和情绪的描写真实生动，仍具有很强的感人力量。诗的末尾说，“传告后世人，以此为明规”，表明了此诗是有意识地为箴诫社会而作，它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的。
被曹丕列为七子之首的孔融，年辈与曹操相当，而且在政治上常故意与曹操为难，故终为曹操所杀。他的文章之所以常“杂以嘲戏”，乃是为了显示对于曹操的轻蔑。他的诗歌，也具有一种雄杰兀傲之气，如《杂诗》云：“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措。”与其余六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因此，他是应列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以外的。曹丕之所以提出他，乃因对他的文辞之特别爱好，并曾“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后汉书·孔融传》）。
应玚现存的诗量既不多，质亦平平无可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德琏（应玚的字）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看来应玚是想要把他的文学才能向另一方面发展，如徐干之著《中论》的。
从上举诗人们的创作看来，尽管他们的成就不等，但他们作品的内容，无论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或抒写个人的感情，都是直接或间接和当时社会现实相联系着，而具有一种积极的慷慨之气。他们的诗歌，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接受了乐府的影响。他们都在共同的社会基础上，各自依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进行创作，共同形成盛极一时的建安诗风。他们许多人卓越的艺术成就，都是后代诗人创造性地学习追求的榜样。唐代诗人陈子昂、李白等所极力尊崇的“建安风骨”，就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