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陆机与潘岳
（一）陆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他的祖父逊和父亲抗都是吴国的重臣。吴国亡时，机年二十，乃闭户读书十年，于晋武帝太康末年，与弟云（字士龙）同到洛阳，大为张华所赏识。机自负才名，亟欲有所作为，遂投身入权贵们翻覆混乱的政治斗争中，后为成都王司马颖督率大军，与长沙王司马
作战大败，被小人所谗陷，与弟云同为司马颖所族诛。
陆机和潘岳同是西晋时代的文学代表作家，而陆机尤具有代表性。他的文学创作，就数量言，在当时作家中最为丰富；就艺术技巧言，无论是赋、论或其他杂体文，都达到高度完美的艺术境地。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意义，一般都不高，但如其在《辩亡论》中，把吴之亡归咎于失去人心，是比较卓越的。其他如《豪士赋》之讥刺司马冏矜功自伐以致身遭屠戮，《吊魏武帝文》嘲讽曹操建立了盖世功业而终不免留情于闺房琐细之事，《演连珠》五十首则以多种巧妙的比喻零碎地阐明人事上许多片段的道理，这些作品的内容，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一般都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事问题上，因而意义就不重大。而其《五等论》甚至主张恢复古代的五等封建制度，更是违反社会发展趋势的学究式的看法。他的这些作品，过去还能为人所称道，并引起许多读者一定的爱好，主要在于作者在其丰厚的学问基础上，善于运用繁丽的辞藻，将其所具有的一定意义作了透辟精巧的阐发。因此，我们可以说，陆机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他丰厚的学问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发挥了充分的表达作用，这对于以后文学创作极力追求形式的精美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陆机的诗歌与他的生活联系得较为密切，就是说他的生活情绪在其诗歌中有较多的反映。下面略举几首以为例证：
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门涂，揽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悲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垅日月多，松柏郁茫茫。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唯平生，俯仰独悲伤。（《门有车马客行》）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阴，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易云开此襟，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猛虎行》）
总辔登上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其一）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几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赴洛道中作》其二）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招隐诗》）
在《门有车马客行》中所表现的，显然是对于吴国灭亡所怀抱的余痛心情。其他几首所写的，则是作者在社会活动的道途中的种种感触，其中也约略吐露了他在进退之间的矛盾情绪。由于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志气，使他不得不勉力奔赴于政治道途。但一顾虑到道途的艰阻，他的意念中也曾偶尔萌发一点退却思想，可是终于前进着，但他的心情却是沉重的。在这些诗篇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而且形象非常清美。如“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当停靠在山岩下休息时，一下被山风惊醒，看到面前发光的露水坠落，再一仰望天空，明月多么清朗啊！清美的月夜景象及作者的感受过程，在作者笔下呈现得非常明晰。这些清美的自然景象，在同时的其他诗人的篇章中也常可见到，这也显示了诗坛上的一种新的情况，即广大的自然界的一切，也逐渐在向诗人笔下奔赴，将成为诗歌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了。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摄，翻复若波澜。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君子行》）
《君子行》更是他置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的切身感觉。他感到人生祸福变化多端，有时可在行为上招致重大的误会，但终以为人为的努力可以防患于未然。就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他不畏情势的险恶而锐意追逐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终于遭受覆灭之祸。他在这里所表现的积极的处世精神，正是他热衷于功名的情绪的表现。但由于他缺乏远见，这种精神刚好被错误地运用以危害了自己。(https://www.daowen.com)
陆机诗的显著特点，在于他在语言上的过分加工，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用字的极力求深奥而避免浅近，因此使他的诗距通俗更远。这种情况，在上面所举各诗中随处可见，而他的拟古诗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而他的拟作则是“上山采琼蕊，穷谷饶芳兰”。从这个比较中可明显看到他在语言上的有意求深。又如“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把自己的思想，借古人的成言来表达，而那些成言所包含的内容，不是单从文字本身的含义所能完全理解的，这样就增加了他的语言的曲折性，这也是他文字极力求深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给予后来文人的影响，就是用字必求有出处，使语言失去生动的形象性，只是概念的组合。他在语言上过分求工的另一方面乃是着意求辞句的整对。从前所举的“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即可看出这种情况。而从《赴洛》其二的诗句“思乐乐谁诱，曰归归未克”，尤可看出其着意讲求辞句整对的痕迹。其后文章骈俪风气的畅开，陆机在诗文上的作风是起着重大作用的。又如“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为了求辞句的整对，把一个意思展为两句，这样就使其辞句不免于烦累冗复的毛病。所以孙绰曾说“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极为恰当。
这种深芜的现象，在陆机的其他各体文章中尤为突出。《文心雕龙·才略》也这样批评他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熔裁》也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而《文赋》以为榛
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陆机之追求文辞的繁富，乃是为了力求更充分地阐发其文章的内容，以增强其说服力，这种艺术效果也确实能在读者心中收取到。但由于其文辞之过分繁缛，不得不使读者对其作品产生文过其质之感。在他这种创作倾向下，文学风气也就更易导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后来南北朝一般文人创作之专重形式，其最主要的原因固在于他们生活之腐化空虚和当时整个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趋，而陆机的作风所给予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
（二）潘岳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曾任河阳、怀、长安诸县令，以至散骑侍郎。司马伦专政时，为伦的亲信孙秀所诬陷，与石崇、欧阳建等同被杀，并夷三族。
潘岳在西晋文坛上和陆机齐名，被并称为“潘陆”。潘岳作品的风格，虽然辞藻华美，但比陆机显得明净疏畅。他的文学创作方面也是较广的，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是赋诔，而诗作并不多。
他的诗作中较有意义的是一首四言体的《关中诗》。全诗共分十六章，每章八句。惠帝元康六年（296），居住关中的氐族、羌族人民，因不堪晋王朝的残酷镇压而造起反来，这首诗即叙写了这次关中战乱从始至终的情况。中间在歌颂了晋王朝战将的忠勇的同时，也揭露了无耻武将虚冒功绩，尤其对人民的死亡之惨及因战争而引起的饥疫祸灾之重，写得非常真实具体，试看下举二章：
哀此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晋民，化为狄俘。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绛阳之粟，浮于渭滨。
由于这篇诗是奉皇帝的命令作的，所以就其用意言，前章在于把人民的遭受战祸归罪于起义的氐族、羌族，后章在于歌颂统治者之关心民瘼。但据《文选》本诗的注引傅畅《晋诸赞》说：“（司马）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虽然诗的开始对祸乱的起因有所歪曲，说是“微火不戒，延我宝库，蠢尔戎狄，狡焉思肆”，但我们仍可根据现存的材料，明白祸乱的实因。那么，这二章诗所描写的真实惨象，就可客观地说明司马伦的罪责之重了。这些如实的艺术的描写，即有力地具体地补充了史书叙述的不足。
他的《悼亡诗》三首，是在过去为读者所赞赏的名作，以前专以“悼亡”为哀悼亡妻的诗题即由此而起。全诗为在其亡妻丧服已满后所追写。作者对于亡妻的哀念，主要从时节变易的感觉及日常生活事物的接触中抒发出来，由这一切感触引起对于死者生平的追念和想象，因而产生不能自已的悲伤。其中如“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虚室来悲风”，都确切地表现出物是人非的悲痛之感。而“怅怳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更是极微妙地形容出一个失去共同生活伴侣者的空虚感觉。最后当服期已满将遵守朝命复职时，感到“衾裳一毁撤，千载不复引”，而“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表现出作者这样的情绪：由于死者不可复见，只有希望从与死者有关的事物上尽可能保持着最近的距离。其云：“亹亹岁月周，戚戚弥相愍”、“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表明作者对亡妻的悲思，并未因时间空间的距离之扩大而冲淡，反而随之更加深长。作者真挚深厚的伉俪之情，就从这一切具体事物上深刻细致地体现出来，因此对于读者具有深永的艺术感染力。
与《悼亡诗》内容相关联的，还有《哀诗》和《内顾诗》共三首，也体现了作者与其妻的生死离别之情。此外，还有《河阳作》和《在怀县作》各二首，是作者在那二处作县令时写的，虽然也曾表示一点对人民应有的关怀，但其内容和形式一样，表现得匀匀整整地，使人感到似一种缺乏真气的官样文章。其他还有一些赠答应酬的作品，更没有什么可以感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