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诗歌的社会背景及发展趋势

晋代（265—420）是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的时代。晋政权的建立是得力于世族官僚的支持，因而它在建立之初即积极推行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于是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局面，这就产生了地主阶级中寒门与势族的对立。晋王朝出于极端自私的政治策略，于建立之初即大封宗室为王，并赋予地方的兵民大权，乃酿成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使晋王朝自陷于倾覆，导致各地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后的长期战乱。随着司马氏在江南重建偏安的政权，又相继发生王敦、苏峻、桓玄等军阀的叛乱及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以及民族间的各种矛盾的交织，就是当时诗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可是，由于这时的诗人都是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而且多是属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一般都脱离人民而无视于现实的重大方面，所以当时民族的和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的反映极少。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在与他们政治命运密切相关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上，所以在他们诗歌的内容里，现实主义精神是很微弱的，间或有些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矛盾情绪的曲折反映。

从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年间起，约有二十多年时间，是紧承建安至魏末的又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钟嵘的《诗品序》曾描述这一时期的诗坛盛况：“太康中，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此外如傅玄、王赞、孙楚等人，也各有为人称道的名篇。

晋代初期诗歌之所以“勃尔复兴”，我们应从文学和社会两方面的情况来了解。诗歌风气在建安时代已大畅开，并在建安及魏代诗人的努力创作下，留下丰富的足供学习揣摩的典范。而建安时代诗歌的创作，其艺术形式已开始趋向精美的道路，但在加工程度上还留下大片足供骋力的余地。由于时代的接近，这一切对于晋初诗人是不能不起着启发引诱作用的。晋朝虽是以武力平定吴蜀而统一中国，但那两次战役都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结束，整个中国社会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而一切享有文化教养的士大夫的经济地位也未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尽可于安定的生活中，以充足的力量从事于文学的修养和创作，如陆机于吴国亡后仍能闭户读书十年，而左思以十年的工夫进行《三都赋》的创作，都可证明当时安定的生活给予了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创作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诗歌表现出的显著的一般特征，乃是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呈现较大的距离。这一时期的文人，继承建安时代文学形式趋向精美的风气，并有力量从事艺术形式的追求，以与前人争胜，故在艺术形式上的加工不遗余力，在语言上追求声色之美，在句法上讲求对偶整齐，因此逐渐发展了文学创作的骈俪之风，而诗歌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的同时，也失掉建安时代所具有的民歌气质。这一时期，在宫廷内进行的掌握统治权的斗争非常尖锐急剧，当时许多诗人如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等如飞蛾般纷纷碎身于斗争的烈火中。而作为抒情工具的诗歌，对于他们亲临的这种政治巨浪，简直没有什么鲜明的反映，只是偶尔流露一点在政治道路上进退之间的矛盾心情，如张华在《答何劭》中所表示的：“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一般的常在时节景物的变易上抒写些轻淡的哀感，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政治上的苦闷心情。钟嵘评张华说他“风云气少”，其实这时诗人的创作普遍是如此。而泛滥在他们篇章中的则是一些官场中的应酬之作，使人感到庸俗而难以读下去。就是所谓“太康之英”（钟嵘语）的陆机，只是篇章较同时诗人富丽，内容很缺乏高远的意义。这时只有左思在其《咏史》诗中，表示出对于高门世族把持政权的愤慨，抒发出卓越时辈的高尚志气和情操，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风格也刚健明朗，重振了一下建安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https://www.daowen.com)

到了怀帝永嘉（307—313）年代，以王衍、庾敳（ái皑）为首的大官僚崇尚老庄虚谈，在士大夫阶级中形成盛极一时的风气。这种风气影响到诗歌，就使诗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这种“寡味”的作品，已经为时间所淘汰，我们无从窥见，只是从前人的评论中略知其消息而已。此后不久，司马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在少数民族纷起围攻下瓦解，北中国即形成黑暗的混乱局面，幸存的士大夫纷纷逃避到江南，只有刘琨以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一隅之地，独立与胡羯相周旋，偶或以诗歌抒发其忠愤之慨，在寂寞的诗坛上发出几声清响。但因他当时孤立于敌人的包围中，志在为国家消除危难，并非专意致力于诗歌，所以在当时得到的反映极少。他的诗歌，除了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民族矛盾，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那个时代是极为难得可贵的。

晋王朝偏安江南后，逃避到江南的士大夫，把清谈之风带到江南并加以发展，以为他们腐化生活的掩饰。这种清谈之风影响到诗歌，所以尽管处在那样巨大的动乱时代，而诗坛却反而异常消沉。《文心雕龙·时序》曾精确地指出这种情况：“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为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而《诗品序》也说这时诗“皆平典似道德论”。作为这种诗风的代表作家有孙绰和许询。由于他们在当时享有高名，在他们的影响下，这种风气几乎统治了整个东晋的诗坛。在当时一次有名的兰亭集会中，名士们赋的诗几达四十篇，都是就眼前景物及道家哲理略事敷衍，简直没有一首值得注意的。今存的许询诗只有《竹扇》一首，而孙绰的许多四言诗，其内容确都有如刘勰、钟嵘所说的。下面举其《答许询》的一章，以示一斑：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胸怀，神栖浩然。

尽管如此，东晋的诗坛并未完全寂寞冷落下来。在东晋初期，郭璞从不满于现实出发，以浪漫的想象，写下十数首《游仙》诗篇。这些诗篇，实质上仍是咏怀之作，抒发了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抵触情绪。到了东晋末期，陶渊明的出现，不仅在东晋，而且在我国中古时期的诗坛上，高扬起清美的光辉。他在其诗歌中，显示了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而他的作品所独具的朴素自然的风格，在当时崇尚辞藻的文学风气笼罩下，尤觉卓越可贵。不过，由于郭璞独处于玄风炽盛之际，而陶渊明在当时名位低微，因此，他们的作风，在当时未产生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