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学的发展趋势
自永嘉之乱以后，广大的北方地区，进入长期的种族残杀恐怖中。随着经济的惨遭破坏，文化亦严重低落。魏晋之间已经繁茂的文学根株，被逃亡的士大夫移植到江南而继续开花结实，北方文坛遂形成一片荒芜。《北史·文苑传序》中曾叙出这种情况: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若乃鲁征……之俦……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到了439年拓跋魏统一北方，北方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后来孝文帝拓跋宏于494年由平城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文学上也渐有起色，于是在这前后产生了一些在北方较著名的文人如高允、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他们中除高允时代稍早，其余三人所处时代相当于南朝的齐、梁之际。《隋书·文学传序》曾把温、邢、魏三人与江淹、沈约、任昉等并举，以形容当时南北文学的盛况。然虽撇开温等寥寥不足道的诗歌不谈，即他们所有的应世文章，比之江淹等人，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都远远不如。
但从高、温等人的文章中可看到如下情况:他们的文章仍是沿着魏晋文人的创作道路前进的，不过因在里程上落后较远，加上北方社会风习的影响，还未达到南朝文学的靡丽程度。《北齐书·魏收传》曾载有这个故事: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
他们二人的互相揭发，实即互相指出了彼此创作的爱好趋向，虽然各自的对象不同，总之是属于南朝的。更看他们的应世作品，虽同是整篇骈俪，然高允的《矫颓俗疏》、《谏起宫室疏》等，温子昇的《答齐神武敕》、《为广阳王渊上书》等，都是据事直书，不假典实，还略存魏晋风概。而稍后的魏收，所作《为侯景叛移梁朝文》及《为东魏檄梁文》，则觉浮辞连篇，进入齐梁格调了。(https://www.daowen.com)
从高、温等人的全部文学作品看来，他们的诗歌最无足观，这正反映了当时北方朴质的社会风尚所造成的实用的文学倾向。《北史·文苑传序》曾对这一问题作过明确的阐释:
暨永明(南齐武帝年号)天监(梁武帝年号)之际，太和(魏孝武帝年号)天保(北齐文宣帝年号)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段话一方面准确地阐明了南北文风的特异之点，同时也给我们启示了各自特点所以形成的根源。当时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余留在北方的中小地主阶级和人民，其生活必然趋向艰苦朴实，因而形成朴实的社会风尚。所谓“词义贞刚”、“重气质”，正是朴实的社会风尚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朴实的社会风尚，自然会要求文学创作切实地用于事理的叙说，因此乃“理胜其词”，而形成“词义贞刚”的风格面貌，而对于清绮的咏歌，自然认为无益时用了。因此，在这一时期，产生了风格朴素的散文著作《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是很自然的。但由于当时在文化各方面远远落后的北朝，正在努力向先进的南朝追赶，在文学方面也逐渐朝着南朝的方向前进;所以就在这两部风格朴素的散文著作中，每当着重描写景物时，匀整的句法，清丽的辞藻，仍常随处溢出作者的笔下，显示出当时文章骈化的时代风气及前进的趋势。
北朝进至周齐时期，经过前代长期的提倡培育，文坛上已呈繁荣景象，后来进入隋代的名作家卢思道、薛道衡等，都是这时成长起来的。及宇文氏平江陵，南朝文人大量北来，其中如庾信、王褒以其文名之高，受到北朝统治者的特殊重视，成为北方文坛上的泰斗。而庾信借其素具的卓越艺术才能，以诗赋抒发其对故国的深重怀念，写出大量风格沉郁雄健的作品，发射出为南朝文人所不能仰视的强烈光辉。
广大的北方人民，以其朴质刚健的声调，广泛地歌唱了他们在斗争中的生活情绪，给我们留下不少的歌辞。这些民歌，虽然在数量上远不能和南朝的相比，但它们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及朴质刚劲的艺术特点，直可与汉代乐府民歌媲美，而成为北朝文坛上的一个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