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从魏晋以至齐梁时代，随着文学形势的发展，文学创作理论的探索和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逐步发展而达到系统完整的境地。这一时期，除了上述比较著名的专著，许多文人在书札或各种著作中，零碎地发出不少有关文学的议论。所有一切，不外乎文体源流的辨述，文学创作的讨论，以及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只不过彼此轻重详略有所不同而已。经过较长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累积，至齐梁时代，乃产生两部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尤其当齐梁一般文风衰弊之际，这两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宏伟著作之出现，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巨著。它以卓越的识见，详审的论述，完整的系统，精美的笔调，构成一部宏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莒为今山东省莒县。东晋明帝时，侨置东莞郡于京口。京口即今江苏省镇江市。故刘勰实为今镇江市人)。他的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生活于五世纪后段至六世纪前端的齐梁之际。他虽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少年即孤贫，依寺僧生活十余年。到了梁代，曾做过藩王记室、参军、县令、步兵校尉及东宫通事舍人等小官。他在死的前一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根据《时序》篇末的“皇齐驭宝”这句话，可确定《文心雕龙》是早在齐代时完成的。
《文心雕龙》全书共有五十篇，作者把它分为上下二“篇”(这个“篇”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编”)，各二十五篇。按照各篇内容的性质，上“篇”可分为二类:自《原道》至《辨骚》五篇，阐明文学的本源，指出文学创作应取法的准则，如作者所谓的“文之枢纽”，乃是文学的总论。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乃是论辨文体的。作者对于每一文体，都必探讨其源流，阐释其名称及含义，指出在这一文体上某些作家作品的得失，并在理论上提出创作要点。在下“篇”中，除了最后一篇《序志》为全书的序言，其余亦可分为二类:其中如《体性》、《指瑕》、《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六篇则是关于批评的。从作家作品及时代风气，以至批评态度及方法，凡有关文学批评的各方面问题，无不接触到了。其余的则是讨论创作问题的，大致看来，其中有的是关于构思的，如《神思》、《养气》二篇;有的是关于结构布局的，如《定势》、《熔裁》、《附会》、《总术》四篇;有的是关于表现方法原则的，如《风骨》、《通变》、《情采》、《比兴》、《夸饰》、《隐秀》、《物色》七篇;有的是关于形式技巧的，如《章句》、《声律》、《丽辞》、《事类》、《练字》五篇。以上所举，各篇性质的分别，不过大概就其内容的主要方面而定。其实，在绝大部分篇幅中，都是兼包创作和批评两方面的。因为在批评中必然要涉及创作问题，而在讨论创作问题时，也必然会对作家、作品以至时代风气有所批评。
《文心雕龙》之成为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宏伟著作，就其历史意义言，乃是在其前人累积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善的结果。所有文学和文体的源流和意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前人只不过略发其端，在刘勰看来，只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于是刘勰对于每一具体问题，都各以专篇深广地加以精透的阐发。甚至前人提出而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对构思时思路的通塞，陆机感到“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只有“时抚空怀而自惋”，而刘勰则从《神思》和《养气》两篇，探究出这种情况产生的因由，并提出了具体切实的解决方法说: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神思》)
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养气》)
在这两则里，我们可看到，从平日书卷的储备，事理的斟酌，事物的观察，以至临文前心情精神的调理，运笔中适应情势的灵活举止，这些如能切实做到，当可基本上避免处在如陆机所慨惋的那种临文时的困境。
其次，就这部著作的现实意义而言，作者著书的目的，在于惩治宋齐时代的衰弊文风，这点在其《序志》篇中即曾明白揭示出来: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他之所以要论文，即因当时“文体解散”，文风“浮诡”、“讹滥”，离开了“体要”的根本原则。他对当时衰弊文风斗争的精神，普遍贯彻在文体辨述及创作方法讨论的各篇中的。如《诠赋》篇说:
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
在这段话里，从他所反对的“膏腴害骨”和“莫益劝戒”，可以体会出他所标持的“本”和“体要”的具体内容，即是文须有教育作用，不能让形式损害内容。而当时的逐末弃本之徒，正是忘记了文学的教育作用，一味追求形式之美，因此他才著书论文，在理论战线上与不良文风展开斗争。
在《文心雕龙》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者都以朴素的唯物观点，从各个方面加以详尽的阐述。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最根本的问题是文学的本源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首先开宗明义地阐发在本书的首篇《原道》中。他所谓的道，即是自然之理。在他看来，文章源于自然之理，所以说“与天地并生”。这种自然之理，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即是大自然本身和人类社会生活。在大自然方面，他认为有日月、山川、鸟兽、草木的形色声音，这一切都是自然界本身的文章表现。而自然界的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人的感情，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的动力。作者在《物色》篇的开端即指出这种关系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于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而“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了。作者把文学创作归根于作为客观现实一个方面的自然现象的刺激，这种对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唯物的理解，是值得肯定的。至于人们何以会因时节变化而心情悲惨或舒畅，如在“滔滔孟夏，草木莽莽”之时，诗人却“伤怀永哀”，乃因他是被流放而“汨徂南土”(《九章·怀沙》)。至于秋之所以感到可悲，乃因“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九辩》)。这种由于社会生活影响而存在的人的主观感情的因素，乃是在自然影响人情上起主导作用的，作者却忽略了，并未作进一层的探讨，这就不免使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带有纯客观的性质，这样是不能完满解决自然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的。
作为文学本源的更重要方面，乃是人类现实生活，作者在《原道》中曾有更详尽的阐述。他在指出了自然之文后说: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认为人类参合天地，兼有各种气质，能以心灵反映天地间一切事物之理，而文章自然由之以生。他在《时序》篇中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在表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所显示的文学源于现实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乃是文学对现实的认识及教育作用。对于文学的这方面作用，他是极力主张而随时揭示出来的。他赞扬孔子的文章能够“发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原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文章，能够反映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精神面貌，对于人民的知识起着诱导作用。他在《明诗》篇中，更具体地指出这种作用说: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既然文学源于现实，那么每个时代的政治得失，必然会在文学上有所反映，表现为歌颂或怨刺，后人从而在对当时政治得失有所认识的同时，也就知道有所效法或鉴戒了。他斥责“逐末之徒”所作的词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即是肯定文学的教育作用最鲜明的表示。很显然的，他是主张文学必须积极为政治服务的。他所以主张文章须以六经为根本，即因六经是古代政教的产物，也是为后代政治服务的。但也因此使他的文学观中存在很大的缺点。他主张文章必须宗经，并以六经为文章的最高典范，这就把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混淆起来。在文学概念已被明确而文学已取得独立地位的当时，而他的看法却仍如此陈旧保守，这乃是因为他在儒家学术思想支配下，志在矫正当时不良文风，却不免失之过偏之故。
基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刘勰还以历史的观点，阐明特定的社会情况，对于一个时代文学风气的重大影响。他在《时序》篇中，首即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认为“歌谣文理”是“与世推移”的。他在总结建安及东晋两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时，精确地从当时社会生活给予了唯物的解释。这些都已在论述建安及东晋时代诗歌时谈到，此处就不重复征引了。这样以历史的观点，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出自我国早在五世纪末的理论批评家笔下，确是非常卓越可贵，也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https://www.daowen.com)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当时文坛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如我们所知，从西晋以来，文学创作逐渐在向形式主义发展。到了齐梁时代，一般文人的创作，外表华丽而内容空虚，这样必然使文学创作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正如刘勰所指出的:“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针对当时这种不良的文风，刘勰基于他所坚持的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主张，极力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本末关系。正由于这是当时文坛上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所以他在全书的许多处所，无论是文体的辨述或各种表现方法的讨论上，都随时从各个角度指出内容和形式的正确关系。如《哀吊》篇说:
隐(伤痛)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体奢为辞，则虽丽不哀。
《定势》篇说: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此外，在《附会》、《熔裁》等篇中也都曾表明类似的意见。而在《情采》篇中阐发得最为充分。当然，情和采各只是内容和形式的一个方面，而它们的关系，正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形式，对其内容是有着积极的表达作用的。为了增强艺术效果，作为形式的一个方面的文采也是必须讲求的。所以在《情采》篇的开端，作者用事例证明文采之不可少，并在赞词中总结地说:“言以文远，诚哉斯验。”但形式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的完美虽可增强艺术效果，然而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主要是从其美好的内容发出的，下面一段话即精辟地阐明了这层道理: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在这里，作者以极平常的事物作比喻，把内容和形式的本末关系阐释得再也明确不过了。作者向我们表明，文学创作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内容;并进而指出，在进行创作时，内容对于形式的主导作用像织布一样，先把经线安好，然后才能用纬线织成布;临文也要先把情理确定，然后文辞才能畅达。而当时的文坛上，很多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本末颠倒了，其结果必致逐末忘本，甚至流于虚伪。他在指出这种情况后，重复叮咛说:“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这就是告诫人们，形式是要为内容服务的，不要让形式掩没了内容。最后他提出着手创作的步骤，要“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定而后摛藻”乃能“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由此可见，他一方面不忽视形式对于内容的重要作用，但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坚持以内容为本而形式为末的正确原则的。这种处理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正确主张，也是他的文学观中一个极其卓越的方面。
如上所述，在文学的许多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的看法和主张，是符合于正确的理论原则的。他坚持了这些正确的原则，在当时文艺理论和批评战线上，与当时笼罩文坛的不良文风进行斗争，所显示的战斗性和时代意义是非常强烈巨大的。
文学批评是《文心雕龙》全部著作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除了在论辨文体及讨论创作问题时随处对涉及的作家作品有所批评外，作者更以许多专篇从各方面着重提出加以评论。其中如《体性》、《指瑕》、《才略》、《程器》等，乃是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时序》则是以史的眼光对各个时代文风的评述，《知音》则是对于批评的方法及态度的讨论。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中，刘勰较多注意在艺术风貌及表现手段方面，这仍是不免受到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之故。
刘勰对于陆机的批评，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哀吊》)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而《文赋》以为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熔裁》)
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才略》)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作者对陆机是贬多于褒的。《才略》篇是对于历代作家的品评，其中对所有魏晋作家，都只是赞扬其各个独特成就。就是对在陆机前面提出的潘岳，及其后面提出的陆云，也都是如此。而对陆机则独指摘其缺点。更看他随处指出的陆机的缺点，不外是“辞繁”。这是很有道理的。刘勰常常叮嘱，文学创作要合乎“体要”，严忌“讹滥”，而“辞繁”的末流，足以导致“讹滥”。陆机以其门族之高，才华之富，创作之多，其文风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齐梁文风之逐末忘本，主要的当然是统治阶级文人生活之堕落空虚，而陆机的不良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刘勰之不嫌多次斥责陆机“辞繁”，正是当作对“讹滥”文风的澄本清源之一法的。
在对作家的批评中，除了创作之事而外，并特著《程器》一篇，指出历代文人“不护细行”之病，标举屈(原)、贾(谊)等人的文行并美以为典范，对作家提出品质修养的要求。他认为作家不应只是“有文无质”，而必“达于政事”，一方面要“摛文必在纬军国”，同时还能“负重必能任栋梁”。这样要求作家能文能武，兼具文学与政治的才能，正是从他一贯主张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他的这一见解之精确，是我们今天所极易了然的。
《知音》一篇是专论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的。在批评态度上，他指出一般人之所以难于公正，除了如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贱近贵远”外，还有“知多偏好”、“各执一隅之见”的障碍，因此，“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针对这种弊端，他要求批评者“首先博观”众多的作品，在批评时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这样才能公平恰当地鉴明一篇作品。他对于批评态度的讲求，比曹丕更完备了些。在谈到批评方法时，他提出“六观”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这六项标准，具体地包括了内容、表现方法以至形式的各种因素。其所谓“位体”，就是“熔裁”中所谓的“设情以位体”，也就是一篇的思想感情的结构。当然，刘勰未能要求文学作品应具有怎样的内容，但他要求应有真实的内容是可以肯定的。而他把内容安排的问题放在衡量的首位，也可以看出他对作品着眼的轻重次序，仍是本着他看待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原则的。他在下面接着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
在他看来，依据上述六个标准，按照从形式进入内容的步骤，任何年代久远而情思幽深的作品，都可以明晰辨识，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如上所述，他要求批评应具有客观态度，在方法上提出具体的标准及步骤(尽管这方面尚有缺点)，并肯定文学作品的可认识性，这一切表明，他的批评理论精神是唯物的。
最后，有一点还应指出，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看不到陶渊明和鲍照的影子，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萧统曾为陶集作序，钟嵘称陶为“隐逸之宗”。陶的作品，刘勰不会见不到，然而在刘勰的心目中，似乎并无陶渊明其人的。这主要的当因陶渊明的诗风朴质无华，与这一时期文风迥然异向，非如后来萧统所主张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之比，故不入刘勰的评论之列。鲍照的诗、赋、文在宋代是崭然卓立的，而刘勰倾注颜、谢的目光，竟未瞥及这位“才秀人微”的作者，这可能是因被目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的诗风，与刘勰宗经的正统思想不相容之故。他在《乐府》中不提到从晋代发展起来的民歌，也正因为它们不是正声。他在《时序》篇中论到宋代，对于缙绅之林的王、袁、颜、谢，以及后来的何、范、张、沈都点到，而在《才略》篇则说:“宋代逸才，辞翰鳞萃，近世易明，无劳甄序。”于是鲍照就在“逸才”之列而“无劳甄序”了。这点也可看到，从晋代以来的门阀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也不免影响到文学批评者的态度，这在刘勰和钟嵘的著作中都可察觉到。这些由儒家正统思想及当时的文学风尚和门阀观念等形成的偏见，都不免影响到刘勰，使他的这部著作无可讳言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