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品》
《诗品》乃是专以五言诗为批评对象的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它的作者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梁时官至晋安王记室。他的生卒年，据王达津同志考定为公元468年至518年(见《文学遗产》170期)，大致合乎实际。《诗品序》言“不录存者”，其中所录沈约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据此可确定《诗品》的成书当在天监十二年以后，比《文心雕龙》大约至少要晚十多年。
钟嵘著《诗品》的目的，和刘勰著《文心雕龙》是一致的，在和当时诗坛上不良的创作和批评的风气作斗争。他在序言中指出当时的诗风: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而当时诗的批评风气则是:
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总之，无论创作界或批评界，情况是非常混乱的，因此，他才“感而作焉”。他把从汉以来历代作家加以品评，一方面意在澄清当时批评界的是非，同时也给当时创作界揭示典范。
他的批评方法，是把从汉至梁代的作家一百二十多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对每个作家都给以扼要的评语，而在上、中品里，并指出每家诗体的本源。
把作家划分为三品，这显然是取法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用这种办法大致区别作家的优劣未尝不可，但在品次之间有很多不恰当的，如把陆机放在上品，而把陶渊明放在中品，便是最突出的例子。他指出陆诗“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正是以学问酝酿见长，不合他自己主张的“自然英旨”的。他赞美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并举出“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二句，叹为“风华清靡”，也正是符合于“自然英旨”的。他主张诗语要“直寻”，也认为陆诗“伤直致之奇”，也对陶诗同意“世叹其质直”，但终于违背自己的主张和认识，把陆置于上品而降陶为中品，仍不免为当时世俗之见所支配，以致在作家的品次上如此失当。其他如潘岳、张协之置于上品，鲍照之置于中品，曹操之置于下品，都是不公正的。
钟嵘之指出某家诗源出于某某，意在表明作家和其前代作家作品的传承关系;他所标举的本源，不外“国风”、“小雅”、“楚辞”，而他所评论的只限于五言诗，可见他所着眼的传承关系，不在形式而在总的精神风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个作家承受前代的影响，必然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只在某一方面，充其量只能说所受某方面的影响较重，而钟嵘直说某某诗源出于某某，未免把传承关系看得太简单了。而且，他往往指出的某某和某某的传承关系，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如以潘岳和张协二人都源出于王粲，而王粲又源出于李陵。而从他们几个作家总的风格看来，很难找出彼此有何显著的类似之处，这就不免于主观武断。
钟嵘对作家的评语，有许多甚为精当的。如前所举对陶渊明诗艺术风格的概括，确极简明切要。又如称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正道着了《咏史诗》的精神及意义。他说刘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于指出刘琨诗歌创作成就的同时，也唯物地阐明了其所以获得成就的主客观原因。又认为郭璞的《游仙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对郭璞这类作品性质的启示，于读者理解诗旨是有所助益的。
在对个别作家的评论之余，也间或叙述有关的故事。如谢惠连以权术表彰区惠恭，可见当时卑微者之难于表现;释宝月窃有柴廓的《行路难》，可见当时文人的欺诈风习;谢灵运因梦见谢惠连而成“池塘生春草”之句，成为后代文坛上的佳话。这种对诗人概括地作总结性的评点的批评方法，间或插述有关诗人创作的故事，实是后代诗话著作的先导。
《诗品序》是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作者在其中鲜明地表示了他对诗歌的许多看法和主张。他对诗歌有个中心主张，乃是崇尚自然，这一主张具体地表现在反对用事和反对过分注重声律两方面，也是针对当时诗坛的弊习发出的。
如我们所知，齐梁之际，正是骈俪文风高度发展的时候，作为骈文的形式因素之一的用事之被诗人注意讲求，也正是骈俪文风在诗歌创作上的反映。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这种情况并提出他的看法说:(https://www.daowen.com)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对于用事，钟嵘并非一概反对，只是要看文体的性质是否需要。诗的用途在于抒情，必须用新鲜明朗的语言直接表达，如果运用典实，必致情思曲折隐晦，损伤其生动鲜明的感人效果。而当时的风气，字字必求有出处，创作时必然感受种种拘束，写出的作品也必零碎而奄奄无生气。针对这种时弊，他主张诗必须“自然英旨”(“英旨”即鲜美之意)。
有意识地讲求调和音节，是齐梁时期文坛上新形成的一种风气。在这种新风气畅开的同时，自不免带来一些流弊。钟嵘也在序中指出这一情况，并表明他的意见:
四声之论……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钟嵘对于声律的态度，与用事有所不同，他认为须适当加以注意，因为这是诗体本身所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他所反对的是过分讲求声律，致创作在太多的拘束下损伤了自然之美。他反对过分讲求声律的用意，与其反对用事仍是一致的。他的这种主张，显然是为了扫清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给予诗歌创作的束缚和障碍，使之步入平坦的道路，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由于四声论的确立，四声的区别得以明确，作家能有意识地掌握并运用声律，进一步完美了文学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认为是文学艺术形式发展中的一次进步。钟嵘既然承认音节对于诗歌的必要性，即须“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但如何能“令”，势必须有所讲求。而他竟拒绝讲求声律，说“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则未免矫枉过正而流于固执了。
对于诗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钟嵘的见解是很值得注意的。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在其序言的开始即指出大自然的作用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与刘勰的看法完全吻合。由于大自然早已成为诗人普遍歌咏的题材，所以评论家追溯诗歌本源时，首先即提到这一方面，这是很自然的。而钟嵘能更多地注意到更为重要的社会生活方面: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就是这一切社会生活的矛盾刺激着诗人，使他们不得不发为歌咏，用以宣泄其内心的郁积。这样重视广泛的社会生活矛盾，将其作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并在对具体作家如李陵、刘琨等人的评论中指出这种关系，识见确是很卓越的。
钟嵘也注意到诗歌的社会功用，引用孔子的话说:“诗可以群，可以怨。”但却未提孔子说的“可以兴，可以观”，而在下面补充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仅仅把诗歌消极地当作个人消释矛盾、慰藉情绪的工具，忽略了他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不如刘勰所提到的“顺美匡恶”、“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那样的意义高度。
从作者强调诗歌“吟咏性情”的实质，反对用事和过分讲求声律，及谈到作法时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可见他对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看法之正确。在诗的内容上，基于“吟咏性情”的主张，他反对“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主张“建安风力”，识见也是卓越的。
在诗体上，他肯定五言对于四言的优越性，显示了他在诗体发展上的进步观点。他在追溯五言的起源时，把“郁陶乎予心”和“名余曰正则”当作“五言之滥觞”则是不恰当的。五言句在《诗经》中已经很多，他不举《诗经》，而举晚出的《楚辞》，未免失之轻率。而“郁陶乎予心”乃是伪作，其他如李陵诗也是后人托制，他都贸然引用而据以立论，也是很显著的错误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