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高彦颐　王政

自其发轫之初，女权主义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历程。这个历程中充满了国别间和地区内观念的流转以及实践的变迁。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话语，女权主义也和其他的全球进程纠缠在一起，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等。这些进程中的复杂动态关系产生了现代社会地缘政治结构不平衡的本质，使得一般概念化的认识不可取。正因为如此，女权主义在特定区域内的发展历史，对我们理解局部区域与全球之间的互动非常关键，对增进我们对现代性形成的微观和宏观过程的了解也非常重要。简而言之，女权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全球的话语，而它在特定地区被接受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体现了翻译转换的政治的历史。本书将19世纪末到当代的中国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来深入探讨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

学者们对全球语境下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的关注，只是最近的事情⁽¹⁾，很多话题亟待展开。首先，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和概念意义上来看，中国“女权主义”这个讨论对象本身是充满歧义、富有争议性的。在当代中国，对“feminism”有两个常见的译词，其一是“女权主义”。人们对该词的刻板印象是，女权主义者憎恨男人，渴望夺权，支持女权主义的都是一些“男人婆”。所以，目前在中国，女权主义是个颇有嘲弄意味的字眼，只在一些学者和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除外。与之相反，另一个译词“女性主义”（女性的，或指女性气质的特色），则看上去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可能是在语义上“女性主义”有着一些灵活性。然而，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女性主义”这个字眼才是带有贬义的，因为它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推崇阴弱女性特质的意识形态，从而实际上强化了两性的人为区分，有悖于男女平等的追求。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这样的立场不是女权主义的，但对中国的很多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的学者来说，这个翻译是“更温和的女权主义”，所以更容易被接受。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隐藏着一个复杂的争辩过程。这个过程从1895年起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女权主义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变化和社会转型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关于“女权主义”的具体含义的论争本身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中国追求现代性的重要一环。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论争的历史遗产，“女权主义”的含义，以及它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中的地位，都令人遗憾地被忽视，甚至被恶意地曲解。本书收入了八篇文章，作者是来自中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分子，其学科背景也多有不同。本书试图说明，女权主义产生自“西方”，被翻译到一个具体的地域，这个地域有着自身的对社会性别、阶级、身体、性存在的理解。所以，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就产生了问题，也同时促生了很多可能。此外，这些文章也凸显了社会性别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不管其含义究竟是什么，被翻译过来的女权主义改变了现代中国人对其主体性和对历史的理解。

现代中国的编年史

本书收入的八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四个历史时期：晚清（1895—1911）、民国（1912—1949）、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1949—1976）以及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中国（1976年至今）。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其邻国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迅速崛起，并充满殖民野心。两者力量的交替变化在东亚产生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1895年，中国海军在日本海军面前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这使中国的改革家立刻给予日本双重的地位：日本是强敌，也是改革效仿的对象。艺术家和外交家带着学生的心态不断涌去日本。在欧美、日本、中国的三边关系中，这些访日人员促进了有关国家、社会性别和公民等新理念的流通。本书辑入了日本历史学家须藤瑞代的文章。在文中，须藤记录了“女权”（包含“妇女权力”和“妇女权益”双重意义）的概念在中国的产生过程，认为它是晚清全面改革法律术语和机构的努力的副产品。这是现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发端。

晚清的法制和军事改革在文化意义上富有独创性，但终究失败。1911年，清朝灭亡。其后，中国进入第一个短暂的共和国阶段（1912—1915）以及之后的军阀割据阶段。然后，是第二个共和国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党时期（1927—1949）。在这段时期，政治和社会秩序得以在小范围内恢复。这段时期的中央政权控制没有很强的持续性和约束力。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一些新的社会阶级和主体身份产生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专业人员、工人、城市居民和“新女性”。本书收入了三篇文章，讨论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大众出版物作为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机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杂志“翻译”了权利、能动性等概念，把这种精英话语从法律用语变成了日常词汇。陈铨乐（Carol Chin）是中美史专家，她综述了妇女杂志如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影响了萌芽中的妇女运动，以及如何影响了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的形成。历史学家江勇振和高云翔分别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杂志——《妇女杂志》和《玲珑》。在法律改革的同时，这些大众出版物也在20世纪前半叶成为新理念传播的重要场所，这些理念在欧美、日本、中国三方中不断流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的话语场，把“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推到话语的前沿位置。本书收入了三篇关于第三历史时期的文章。在西方最近20年的著述中，中国共产党的典型形象是霸权的，毛泽东的政策是严苛的。本书中的这几篇文章改写了这类老一套的观念。三篇文章揭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些概念在它的具体实行中非常具有争议性，而妇女的能动性可以在国家或官方的话语内外采取多种形式。

国家的话语被“翻译”成为地方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多重理解就成了可能。这一点在政治学家弋玫（Kimberley Ens Manning）的文章中最为明显。弋玫在文中讨论了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运动（1957—1961），提出了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研究视角。金一虹、高小贤是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她们的文章讨论了中国新一代女性典范——劳动妇女——的产生，分析了这些典范如何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中出现，以及它如何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影响着这些妇女。本书的最后一篇是文学专家钟雪萍的文章。她分析了女性能动性与身体的关系，以及中国女权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的关系。她的文章也将我们对中国对女权主义的接受与创造的分析带到了我们上文提到的最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时期。

女权（妇女权利；妇女权力）之路

上文四个历史阶段是基于政治历史划分的，彼此泾渭分明。但由于语言学方面和话语进程上的连续、断裂和缺失，我们从这四个阶段中提出三个凸显的主题：女权这个概念的杂乱发展历程；媒体与女权主义者眼中的现代性；以及作为话语斗争场所的女性的身体。

对“妇女权利”的接受每每不同，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妇女运动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有两个主要的口号。其一就是“男女平等”。至今，对改革家来说，平等仍被认为是进步的目标，是一个让人向往的、世界性的、现代性的标志。但是，另一个口号“女权”，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被贬斥的过程。“女权”首先是个现代“西方”的概念，然后在晚清时期通过日本被翻译到中文，成为意义明确的一个正面概念。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个概念已经被贬抑和忘却。本书中三篇关于毛泽东时期妇女政策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女权这个词（弋玫，金一虹和高小贤）。在钟雪萍关于当代中国的文章中，女权主义作为英语词汇feminism的翻译重新出现。但这时，女权主义已经难以摆脱被赋予的贬义了。

女权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舛。妇女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也是一样。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诉求休戚相关。就像须藤所指出的，女权这个字眼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当时，中国经历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然后，1900年，西方联军镇压了义和团的反抗。这些事件都促使当时积患的清政府改革新政以谋求现代化。这时，中国男性改革者开始呼吁“人民的权力”“民权”“人权”或“天赋人权”。女权主义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女权主义这个概念和词汇的引进，是中国努力建立一种西式的民族国家以抗击西方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的副产品。换言之，从一开始，这个女权主义的诉求就和一个问题百出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诉求纠缠在一起。“妇女的权利”原应是从男女都享有“天赋人权”这样的理念上产生的。但是，在当时中国男性改革者的眼睛里，提倡妇女权利，是为了巩固国家。再者，这里所想象的国家，是仿效西方模式的国家，这种西方模式是以严格的男女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中国的改革家都没有注意到，“天赋权利”是个中性的概念，而西方的国家则是基于性别区分的实际操作的。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的内在矛盾也随着翻译传到中国，在中国发生的关于“妇女权利”的边界和意义的种种争论，不过是这种矛盾性在中国本土的表现。

须藤分析出四种晚清有关“女权”的解释。这些解释让我们对20世纪初社会性别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种观点有所了解。金天翮将女子看作是“国民之母”，秋瑾则认为女子对于国家和男子有着“同样之责任”。两者都将妇女的责任认定为巩固和加强国家。金天翮主张将女子的传统职责放进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而秋瑾以男人的角色为准则来获得国家富强和男女平等。另两种立场更为激进。张竹君讨论了没有性别区分的新的女子角色；何震反击了男权的国家民族主义，从而开启了新的理论的可能性，使超越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此基础上产生的性别二元对立成为可能。

陈铨乐探讨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有关妇女权利的论争。这些论争表明，当时中国的女性精英非常明确地致力于树立她们对现代性以及新女性身份的观点。她们经常比较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的地位差异，呼吁提高妇女在教育、经济独立性、运动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权利。被翻译到中国的西方妇女的传记和相关信息，为中国妇女新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这样的翻译过程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被西方所操纵的单向流动的过程。但是，陈铨乐指出，这个翻译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女作家和读者谨慎地讨论着现代性的不稳定含义。这是一个既为国家也为妇女寻找新的身份的过程。有关“新女子”的讨论在印刷媒体中一直很热烈，即使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失败的1912年也是如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4）期间，关于“女权”的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讨论焦点和理论背景上都有所变化。江勇振研究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妇女杂志》。他发现，杂志受从日、美、欧等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决定论、优生学、性学等理论的影响，推崇母职。这种新的、“科学的”对母亲身份的提倡，有别于20年前男学者对“国民之母”的推崇。妇女不但享有成为母亲的天赋权利，而且还应该追求浪漫的爱情，这样才能保证后代更健康。这种把“女性”与“自然”生理等同的所谓“科学”话语虽然问题重重，但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使“女权”这一概念扩展到包括性权利、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以及离婚的权利。

在“五四”运动时期，有关“女权”的含义的讨论特别激烈，观点也常相左。有一些论争在本书的文章中没有提到，在这里有必要一提，因为这些争论后来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场中消失了，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五四”时期的杂志除了大力倡导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母职运动，同时也刊登大量女权主义的文本，介绍全球语境里的“女权”运动。“女权”开始与“主义”相联系，形成了复合名词“女权主义”。这是当时中国对“feminism”的多种翻译之一。1922年，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女权主义组织，要求给予妇女多种权利，包括平等的参政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以及自由结婚与离婚的权利。在这类讨论中，女性的权利导向更多是倾向于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国家民族主义。但是，随着女权主义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有了有组织的表达方式，取得一个男性的主体位置就开始变得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享男性的特权与权利。这样，须藤所分析的20世纪初的四种女权主义立场，在“五四”时期对“女权”的大讨论中，秋瑾的立场成为最突出的观点。在一切公领域扮演和男性一样的角色被看成是获得男女平等的关键。就像高云翔在文章中所分析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思潮表现为女性对强壮体魄的热衷提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初期就支持“五四”女权主义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要求。事实上，共产党的几个主要的创建者都曾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与倡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开始将这场女权争论引导到社会主义诉求中，把重点转向提倡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差别。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了达到争取支持者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排斥性的策略，开始了对女权主义的嘲讽。共产党仿效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把一些不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坚持把重点放在男女平等上的女权主义者称为“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同盟，而不是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所以，共产党可以一边支持强调“妇女权利”的党内女权主义议程，一边贬低“女权主义”，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使得共产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后来学会了怎样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话语空间中谨慎运作，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

本书收入的讨论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三篇文章里，都没有出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这说明，在当时，“女权主义”已成为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学术界缺乏关于“女权”的讨论，社会上也关闭了妇女自发的社会组织活动空间。但是，“女权”这个词被改变成“妇女权利”⁽²⁾，而关注“妇女权利”或“妇女权益”成了全国妇联的合法领地。妇联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受党领导，由倡导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创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妇联致力于保障城乡基层的妇女的利益。她们的工作拓展了民国时期城市精英们对“妇女权利”概念的理解和实践。弋玫、金一虹、高小贤的文章对此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具体研究分析，并探讨了当时其他一些实践，这些实践虽然没有女权主义的标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在最后一篇文章中，钟雪萍指出，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女权主义”这个词又出现了。虽然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个字眼还含有贬义，但也说明在话语层面，以及在社会空间方面，女权主义有了论争和活动的可能。共产党不再控制着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权力，也不再控制其意义的流通。

媒体和女权主义对现代性的展望

在20世纪，女权主义话语主要是在印刷品中展开的，这是本书文章的第二个主题。目前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和汉学家的观点颇为盛行，认为媒体和国家是极端霸权，或者说是压迫女性的。本书文章的作者并不苟同于这些观点。先前的研究过度强调国家的控制和媒体的操纵，没有为男女的能动性留下空间。

这里收录的文章试图说明，在全球影响、媒体、国家与妇女之间有着多层面的复杂的博弈。陈铨乐、江勇振和高云翔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发现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性别是占据中心地位的议题。不仅如此，妇女议题在急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中一直举足轻重。妇女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一个比喻，她们积极地参与了社会和政治运动，是想象和建设现代性这个历史戏剧中的重要演员。20世纪早期，女性可以以编辑、作家和读者身份侧身信息社会。而且她们还能进入众多其他类似的现代传媒机构。在20世纪前半叶，女权主义得以被大规模地翻译和流传，这和女性积极进入新媒体有很大关系。

女性进入印刷媒体始自晚清，是当时女权主义行动的一种形式。对于处于弱势的妇女来说，办杂志所需要的大量金钱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办杂志本身不是问题。当时致力于改革的社会精英努力寻求中国的现代化，办杂志在他们看来是正途。因此，在当时也有很多男性创立、经营的女性杂志呼吁女权。实际上，提倡女权是一些意图获得现代身份的男性非常重要的操演现代性的行动。于是，在20世纪早期，这些精英男女创造出一个女权主义的话语空间。这个空间造就了城市中新的社会性别规范，使“新女性”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社会范畴得以崛起。

本书收入三篇关于妇女刊物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说明，在中国有一个建构“新女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当时大量跨国的政治、法律、学术范式的翻译关系密切，不可分割，也和当时的社会实践紧紧相联。在当时的杂志中，各种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信息和中国多元的话语实践不断交互作用。所以，再表现和生产“新女性”的文化场是个动态的空间，充满矛盾冲突和意义的断裂。人们经常发现，刊物中新旧杂陈，有的文章抨击“老”的性别实践如何限制人们，有的文章介绍翻译过来“新”的规范和理念，而这些“新”规范、“新”理念的内在矛盾却更为突出。陈铨乐、江勇振和高云翔三人的文章详尽分析了这些复杂的画面，分析了因此而产生的复杂的新的女性身份。

在几十年对女权的讨论中产生的新的身份是不连贯的、断裂的。但这些新身份有鲜明的阶级取向。女权主义的“新女性”不得不被想象成属于新生的城市中产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新女性才能像个路标一样，标志着民国时期“殖民地式的现代性”⁽³⁾。“新女性”是创造出这个话语主体的那些受过教育的男女的镜像。虽然“五四”时期的女权话语已经纳入一些社会主义分析，并产生了对阶级等级制度问题的觉悟，但具体创立这些话语实践，则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男女的特权。本书中的一些图片显示，农村妇女和底层的城市妇女从来没有被认为是“新女性”的代表。

民国时期的“新女性”形象被用作表现西方的、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一个指涉，这一点颇为意味深长。在历史上的妇女典范形象上，以及后来毛泽东时期提出的模范妇女类别里，这种“新女性”形象都是不存在的。弋玫、金一虹和高小贤的文章都对毛泽东时期的模范妇女进行了分析。1949年后，共产党开始追求新的现代化的前景，全面否定殖民地时代，认为那是西方列强统治的时期。先前有些研究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和苏联的女工形象非常接近⁽⁴⁾。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在话语建构上分道扬镳，这点在金一虹、高小贤的文章中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解放的实践发展到农村，有关妇女解放的话语和内容完全是面向当地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提到如何向世界性的西方看齐，也没有流露出任何追赶西方的焦虑。此外，虽然毛泽东时代的话语继承了20世纪早期在全球背景中产生的关键的女权主义的概念，如“妇女权利”“男女平等”，但是在新的社会主义阶段，“新妇女”毫无疑问是朴素的劳动阶级。她们的代表是不具有世界性背景的、毫无洋气的“铁姑娘”。作者们对当年的铁姑娘和劳动模范的访谈，揭示了妇女解放的复杂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这些底层妇女的利益互相交错与重叠。这些“新妇女”并非仅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臣民，或仅是国家民族主义项目中任人摆布的小卒子。她们是被赋权了的下属群体，她们选择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

在民国时期，翻译女权主义是谋求殖民地现代化的途径。到了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内部的女权主义干部和底层妇女完全改变了这个议题。共产党的干部试图动员底层妇女，让她们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提升底层妇女的阶级地位和社会性别地位的手段与途径。而底层妇女作为劳动者和榜样，则首次进入话语生产过程中，参与建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现代性。正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女性”不仅是殖民地现代化的一个比喻，也是城市中产阶级主体性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时代的女劳模和“铁姑娘”既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比喻，又是新的劳动阶级的女权主义主体性的具体体现。

从1949年前后看，“新女性”的阶级组成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令人诧异的是，她们面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却经常很相似。在弋玫的分析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关于妇女解放的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话题和关注点，其源头似乎可以回到20世纪前叶大城市里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者的立场是强调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社会主义者则坚持女性在体力上可以与男性媲美。这两种论调都可以回溯到30年代的科学女性观，以及当时对健康和运动的讨论。这些分析说明，妇女解放的话语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使用方式和女性身体的能力的讨论上的。

作为战场的女性身体

本书八篇文章包含三大主题。第三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女性身体问题。虽然在来源、形象、阶级认同方面存在区别，女性身体在20世纪关于现代性和妇女解放的修辞比喻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女性身体，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的中国。反过来也可以说，处于各种互相矛盾的欲望和冲动的十字路口，女性的身体在再表现中不可能是一个连贯完整的存在。

在20世纪，女性身体逐渐在公众话语中越来越得到彰显。从晚清开始，在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女性身体成为刚出现的国家民族主义关注的一部分。这时的女性身体是个抽象的概念，近乎幻想，寓示的是多产的国民之母。在民国时期的印刷媒体中，编辑和文章作者大量利用好莱坞和美国杂志中的女性形象，如魅力四射的女影星、不断消费的家庭主妇，还有半裸的运动员，使得当时杂志中对女性身体的视觉再表现越来越具体而生动大胆。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代表着殖民地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和妇女解放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这样的强壮女性身体成为国家规训的对象和主题。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50年代之后。

女性身体的可见性逐渐增长，这本身是民国时期西化的话语和参照体系的一个表征，正如高云翔的文章对“健美”话语的历史分析所揭示的。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西方凝视减弱，但在妇女解放的讨论中，聚焦女性身体的情结却一直存在，女性身体既是再表现的修辞手段，又是辩论的哲学基础。弋玫在她的文章中仔细分析了由全国妇联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理论。从其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优生学所倡导的神圣母职意识形态的丝丝缕缕。江勇振在文章中对后者进行了分析。这个“母性主义”似乎已经离女英雄秋瑾的晚清世界相去甚远。须藤的文章所讨论的秋瑾，是坚持男女具有同样的战斗性和吃苦能力。但是在弋玫文章中，在那些站在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对立面的，拒绝因为妇女的生理特点而采取对妇女保护措施的妇女身上，我们又看到了秋瑾烈士的身影。不过，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所具有的本质主义倾向也可能为妇女带来正面的影响。如弋玫指出的，由于全国妇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底层的劳动妇女因此能从艰苦的劳动中稍得喘息。总之，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放在一起，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女性身体在19世纪科学理论和社会性别概念中举步维艰；女性身体是一个战场，承载着关于现代性和妇女解放的种种纷争。20年代风靡一时的优生学理论作为一个成问题的知识遗产，安然度过毛泽东的革命时代。

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接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拨乱反正。这时，女性身体又重新出现，成为当代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的场所。城市的精英阶层嘲笑毛泽东时代“铁姑娘”们强有力的劳动阶级的身体，认为那是毛泽东时代极“左”路线的社会性别政策的象征，是对所谓女性特质的扭曲，也就是将女人男性化了。城市精英从本质主义的女性特质理论出发，批评毛泽东时代对两性的同一化，认为那是中央集权的表现。他/她们呼吁对男女有别的回归，认为性别差异是由生理上的不同决定的。毛泽东时代后的城市精英力图构建女性味话语，他/她们不但回头拾起20世纪早期的社会性别话语，也吸取当代在全球流通的话语，如法国女权主义等。在这种语境中，钟雪萍考察了中国女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化转向”。同时她指出，在21世纪，性感或性化的身体成为中国市场现代性的标志。钟雪萍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与今天市场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性化的身体让人联想的是城市资产阶级，它取代了“铁姑娘”，提倡一种本质主义的“女性特质”和“性感”，以此抹杀了阶级分化的事实。女权主义被重新命名为女性主义（女性的或者是阴柔的），成为大众话语中一个时髦的追求，倍受作家和读者等人群的欢迎。这些人群显然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含义知之甚少，不了解中国和中国妇女近百年来致力于追求现代性、追求命运自决的历程，而女权主义是这场革命的一个遗产。

本书中须藤、高小贤的文章是2004年《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曾收入由王政和陈雁主编的论文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在收入本书时有所修改。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该次会议是为了纪念《女界钟》创刊一百周年而召开的⁽⁵⁾。《女界钟》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文本之一。本书的八篇文章都继承着《女界钟》的先锋精神，每一篇都对某些认识提出修正的观点。这一组文章虽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近百年来中国女权主义所经历过的历程的完整的叙述，但是，它们探讨了一些术语如何被过度使用，分析了另一些术语如何消失，从而论证了女权主义在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社会性别、现代性等话语中的中心地位，论证了女权主义如何持续地与这些话语相关联。最后，本书通过各位作者敏锐的批判视角，对中国女权主义遗产进行了集体的审视，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继续进行的女权主义翻译工作提供了多样的研究和思考角度。

（郑岩芳　译　王政　高彦颐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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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Tani E．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 中共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妇女权利”这个词是在1932年井冈山苏维埃政权时期。该词在中共的语言中始终是正面的，似乎与“女权”一词毫不相关。

(3) 这里，我们借用了白露（Tani Barlow）的概念。白露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性与殖民地或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s ，p．7．

(4) 参见Tina Mai Chen，“Female Icons，Feminist Iconography？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Gender＆History ，Vol．15，No．2（2003），pp．268-295。

(5) 这次会议原拟于2003年召开，因“非典”延宕至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