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美”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国难时期”：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

高云翔⁽¹⁾

长期以来，女性身体——其意义与拥有权——是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就现代中国妇女进行争议的指向标。妇女的身体，作为展示冲突理念的场所，反映了妇女作为民族主体的不确定地位⁽²⁾。这种不确定性，在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国难时期”尤为明显。在此期间，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力图强化他们深受威胁的民族力量，鼓励中国妇女追求强健的身体。作为政权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国民党甚至动用了立法和行政的手段，把参加体育活动⁽³⁾、锻炼强健体魄规定为妇女的社会责任。

同时，妇女的身体也被用来体现中国民族之永恒精粹与道德纯洁⁽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来灌输自律与道德约束——这些被认为支撑了中国历史上曾有的辉煌。目的是重造献身于家庭、社会和民族的战时公民，净化被共产主义腐化了的群众道德⁽⁵⁾。蒋宣布，“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礼、义、廉、耻在革命建国中的重要地位”。宋视重振中国社会精神与道德为民族政治经济改良的基础⁽⁶⁾。对身体的约束被与国家政权对公民道德的控制联系起来。1933年，与宋美龄在南昌“剿”共的蒋介石给第五届全国运动大会发来了电报，强调“各种体育竞赛都要求一定的纪律。培养我们民族的礼、义、廉、耻等美德，为年轻一代树立良好榜样，与体育息息相关”⁽⁷⁾。

尽管男性的身体也接受训练，但体现“伟大的传统道德与精神”的重担落在妇女——所谓弱的性别——身上。新生活运动用儒家的“风化”标准来严格地检验妇女的身体。自古以来，风化是国家政权所控制的精神与道德标准的核心。然而，如本文所示，约束和训练公民身体的运动最终超越了国家政权的控制；流行的都市报纸杂志用爱国主义、现代化、审美与时尚这些常常超越风化道德的概念来推行体育。

上述国家政权的主张与流行文化的范畴都受20世纪早期流行于欧美，特别是德国的“生活改良运动”的影响。该运动的倡导者通过运动、体操、舞蹈和以流行卫生（包括户外运动、饮食控制、衣饰改革和强调阳光和裸体主义的自然疗法）为中心的“身体文化”，树立了对“健”与“美”的虔诚信仰⁽⁸⁾。追求“健”与“美”的目的是重获“真实的”“自然的”生命力量来抵御“人工的”现代文明，但对“健”与“美”意义的理解与定义，因阶级、性别和种族身份而不同⁽⁹⁾。埃森伯格（Henning Eichberg）强调了身体文化与特定社会的地域及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他认识到，“人体应该是什么、做什么、看起来什么样，是被特定社会的多重文化与实践所‘构建’的”⁽¹⁰⁾。同样，当“健”与“美”的实践与理念及其多重而矛盾的意义，在“国难时期”被译作“健美”传入中国时，有关强健身体和美丽形体的对话与修辞已被本土的力量重新构建。本文的目的就是展示对“健”与“美”的信仰是如何被译入中国本土的对话中的。

学者们分析了体育、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互动，范红着眼于体育在民国时期解放妇女身体、提高妇女地位方面的作用。安德鲁·莫里斯（Andrew Morris）挑战范红的“解放”说，他认为现代体育中无休止的操纵与民族主义的目标妨碍了妇女的机会，妇女没能关注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身份。游鉴明的位置是自相矛盾的。游把在1931年到1937年间活跃在华东地区的“女球员”视作新兴城市妇女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肯定了她们通过“超越性别的羁绊，与男球员竞争球场，共享荣誉”，从而对妇女的权利与解放作出了贡献。通过阅读分析报纸杂志，游探讨了“女球员”的形象及其与一般大众之间的复杂互动。另一方面，游追述了中国妇女体育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目标与方法，得出结论：“被民族主义问题压制，妇女权利的倡导者并没有通过体育为妇女的身体赢得更自主的空间。”游注意到“国难时期”健美被作为时尚公开推行。然而，她认为“健美”最终被男子用来评判妇女的身体，被民族主义的目标所笼罩⁽¹¹⁾。

本文展示了当现代西方的“健美”与“体育”等概念在“国难时期”被翻译传入中国时，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因素是如何微妙地互相交织的。我通过阅读分析《玲珑》——1931年到1937年间在上海出版的妇女周刊——来看“风化”与新时尚观念“健美”之间的种种互动。新生活运动中政府规范的妇女身体规则与民间女权主义日程支撑的（由体育培植）健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矛盾的方式影响了流行文化。一方面，健美中朴素无华的风格昭示了符合道德规范的妇女所恪守的节俭与不张扬的品格。另一方面，健美女性身体上的裸腿赤足常被看作有伤风化。当健美与体育在时尚与大众传媒中日渐流行，中国女性在上述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与民族主义日程的复杂互动，为自己赢得了有利的空间。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尽管“与国民党松散相联的若干妇女团体及出版物表达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主导的政治趋势却代表了男权的观念”。他认为，“妇女的被动和被代言代表了该性别的政治意义”⁽¹²⁾。在《玲珑》里，主编之一陈珍玲女士的“编者按”和其他受过教育的都市妇女的作品提供了不同的声音，这一声音被关注政权与机构力量的学者所忽略。妇女，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都市妇女，通过与主导的但自相矛盾的战时男权民族主义力量的复杂微妙的协调，在有限的空间里为自己创造了积极的角色。

她们的方法之一就是讨论健美。欧洲的“生活改良者”们通过照片、绘画、解剖模型、文字描述、锻炼指南等在电影院和流行出版物中推广有关健康美丽身体的思想与概念⁽¹³⁾。同样的，健美通过电影与出版物，特别是极为成功的商务印书馆和良友出版公司的画报得以进入中国流行文化。良友的旗帜性杂志《良友画报》（1926—1945）“开拓了一个反映向往‘现代’生活之都市口味的绘画传媒时代”⁽¹⁴⁾。随着民国时期妇女识字率的提高，妇女出版物作为新兴流行出版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现了。根据1933年6月刊登在《玲珑》上的全国妇女报纸杂志调查，中国的主要大城市里，有32种不同类别的妇女期刊⁽¹⁵⁾。

在流行妇女期刊中，《玲珑》在推行体育与健美方面独树一帜。1931年，《玲珑》开创了一个用体育照片和文章来提倡体育、促进健康的专栏，该专栏呼吁读者提供相关的材料。1932年的一条“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杂志专门刊登体育消息，特别是妇女的。”⁽¹⁶⁾1933年，《玲珑》，敦促读者们向亲戚朋友推荐该杂志，以便她们能摆脱病态，因为它是“姊妹们唯一的喉舌，特别关注妇女体育”⁽¹⁷⁾。《玲珑》这个名字来自词汇“小巧玲珑”，一般用来描述小巧而雅致的人和事。一个中学生运动员蓝涤清说：“久仰大名的玲珑，真是名不虚传；不愧社会上一般的人来崇拜他，称赞他！今天我看到了这小巧秀丽的本子；真是欢悦得很！表面是那样的精致美观，内容的材料——是那样的丰富。”⁽¹⁸⁾

名副其实，该杂志是可袋装的，有30—80页。内容涉及恋爱、性、婚姻、时尚、化妆、体育、娱乐、市内装饰、流行心理学、新职业、战争和政治。形式有文章、指导栏目、商业广告、插图和照片。杂志的出版与发行由同时经营乒乓屋等娱乐业和出售医治妇女疾病之药物（在《玲珑》上刊登过广告）的上海三和出版公司负责⁽¹⁹⁾。当第一期《玲珑》于1931年3月18日出版时，很便宜地定价为大洋7分（相当于铜元21枚）⁽²⁰⁾。该杂志全国发行，成都、汉口、济南、泉州、开封、杭州、四川梅县、天津、云南、上海、宁波、长沙等地均有发行，甚至海外的苏门答腊都有售⁽²¹⁾。

《玲珑》成为一个围绕妇女的多重发声空间。受过教育的年轻都市妇女，如学生、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是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工人、家庭妇女和劳工也通过指导栏目加入就妇女所面对的新旧社会形势的讨论中。《玲珑》征集有关“主妇、家庭布置、裁衣、烹饪、教养等实际问题，以及教师生活、农工生活、婚姻生活”的稿件⁽²²⁾。《玲珑》也包括关心“妇女问题”的男子们，特别是艺术主编林泽民和杂志创立者林泽仓的声音。

与20世纪30年代政府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呼应，《玲珑》一再呼吁妇女为民族牺牲，在政治上教育自己，发展勇气、力量和与男子一样结实的身体。1937年日本侵犯华北前夕，《玲珑》的主编敦促女权主义者们优先考虑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妇女解放必须通过民族解放来实现。“今天妇女的紧急任务是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斗争，因为所有的公民，无论男女，都应在‘国难时期’奋斗。”⁽²³⁾与此同时，尽管“女权主义（者）”这一词汇尚未在该杂志中出现，《玲珑》每期的封面上都宣称自己是“妇女界唯一的喉舌，向男子发动进攻的唯一武器”。这表明了该杂志女权主义的日程⁽²⁴⁾。正是爱国的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决定并展示了二者的复杂互动。强调妇女的特殊利益、权利和身份的同时，《玲珑》吸收利用民族主义中赞同给妇女力量和两性平等的主张，从而合法地扩展了妇女的空间。

对《玲珑》的编者们来说，健美这样的西式概念和倡导妇女的强健体魄是该杂志女权主义主张的核心。一排举着来复枪瞄准的强壮的西方妇女的照片所配的说明称，“近世女权发达”，妇女已在多个领域超越了男子，但遗憾的是妇女天生体格较弱。为弥补先天的不足，全球妇女都应特别注意健美与体育⁽²⁵⁾。

健美是西方概念。与此一致，《玲珑》通过介绍全球（特别是西方）妇女的新闻与故事，把健美背后的女权主义日程设在全球背景下。这些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它们能告诉我们当时杂志编辑和读者的态度、情感和思想。《玲珑》表现了对国际上“妇女回家运动”的深刻忧虑，担心“贤妻良母”理念会对国民政府产生负面影响。《玲珑》使用直线进步的历史观，把上述潮流与“封建中国”相提并论，宣称解放了娜拉的进步现代中国政权不会把她再葬送在黑暗中⁽²⁶⁾。它反对联合国劳工会议禁止妇女参加重体力劳动的决议，认为经受了考验的妇女体力不应受任何限制。编者们指出，美国公司规定优先解雇夫妇一方的条文貌似性别中立，其实矛头指向已婚妇女。

《玲珑》还谴责“欧洲的独裁”把历史的车轮推回黑暗中，认为性别歧视是德国纳粹的基本原则。尽管德国妇女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有时因其男子气，特别在身体训练方面而被赞扬，但《玲珑》明确报道男性化的妇女和女性化的男子在德国是被痛恨的。《玲珑》宣布德国的“三K主义”是过时的，是“对全世界妇女的侮辱与挑战”⁽²⁷⁾。《玲珑》对西方，特别对德国的激进批评着眼于妇女在工作场所的平等权利与机会。《玲珑》国际化的世界观还体现在它印着“Lin Loon Ladies' Magazine”的双语封面上。尽管《玲珑》没有明确宣布自己是女权主义的杂志，但我们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推断出它女权主义的立场：承认妇女是受压迫的团体，提供了讨论妇女问题的公共平台，坚持妇女平等，特别是身体和经济能力方面，与国际女权主义挂钩。然而，《玲珑》表现女权主义的方式受“国难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约束。

通过体育培育的健美是西方的、现代的

当健美作为重要的都市女性时尚与审美在“国难时期”的中国兴起时，是与体育紧密相连的。对妇女来说，体育，或者说培育肌肉力量，是培育健美身体的必要工具。那么，到底什么是健美呢？1933年，《玲珑》宣布“本杂志特别关注健美”，并开创了“美容顾问”栏目作为争论健美的主要论坛，作者与编者们投稿，并对读者的评论做出反应⁽²⁸⁾。

以西方妇女为例，由体育培育的健美被《玲珑》介绍成国际（西方）的和现代的。据说，因西方的专业学校和杂志积极提倡体育活动与健康，他们的妇女享受锻炼，特别注重体重与姿态，因而通常非常健美。中国杂志刊登白人妇女着迷你裙、游泳衣、体操衣或短裤进行滑冰、跳马、倒立、跳舞的照片，来证明“西方妇女通过体育锻炼获得了健美的体格”。相机常聚焦到她们强壮的裸腿上。一张照片展示了一位有着壮硕双腿、穿衣裸露、登高跟鞋的白人妇女。照片的说明表示，“这无关她的新衣服，她是在展示她健美的腿”⁽²⁹⁾。杂志通过刊登拥有“健康曲线”的西方妇女的裸画和裸照，来劝说中国妇女将注意力从漂亮脸蛋转移到健康体格上。

被“自然”的运动员体格所激发的原始力量成为《玲珑》的又一个重要主题。没有被污染的自然——作为现代化/性的对照——受到欧洲“生活改良者”们宗教式的崇拜。太阳和水象征清洁、力量、美与性的纯洁。被“框”在以上自然因素中的结实美丽裸体被提升到代表精神原则的高度，构成对自然纯洁而虔诚反思的必不可少部分⁽³⁰⁾。以“日光浴”和“原始的健美生活”等为标题的照片描绘了白种妇女在沙滩上进行日光浴，在水塘前的绿草上静卧，或以种种运动姿态在水中嬉戏⁽³¹⁾。同时，《玲珑》将“自然”的躯体与受欧洲法西斯运动膜拜的身体联系起来。它报道墨索里尼命令妇女特别注意健美，让艺术家描绘妇女的曲线美，因为“弱母无强子”⁽³²⁾。

绚丽的好莱坞明星形象进一步肯定了健美是西方的时尚与审美。《玲珑》报道嘉宝（Greta Garbo）在1936年说：“健美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适合我的运动是高尔夫和自行车。”⁽³³⁾美丽的脸孔和艺术天赋之外，健美的体格被视作在好莱坞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对健全身材的追求中，体育代替了节食。在一幅漫画里，《玲珑》把当红好莱坞影星珍·哈露（Jean Harlow）、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琼·布朗德尔（Joan Blondell）、珍妮·盖诺（Janet Gaynor）和琼·克劳馥（Joan Crowford）展示为现代女性美的代表。编者们仰慕黛德丽的“娟美神秘性”，布朗德尔“适合艺术家理想的活泼姿态”，盖诺“如小鸟依人般的温意柔情”，克劳馥“肉的美感”，推举哈露为“现代化妇人之标准健美型”。卡通中心宽肩长腿的人物是被描绘为“著名艺术家理想女孩”的布朗德尔，但《玲珑》的编者们将她诠释为综合了以上优点受到一致认同的全球“标准美人”。

数年来，《玲珑》将无数的好莱坞女演员描述为“健美明星”。骑马是一项流行的体育运动，许多照片展示了女演员骑在马背上越过篱笆的身姿。影星克莱尔·多德（Clair Dodd）摆出了醒目的骑装姿势——马靴，蓬松的男性化马裤，宽大的皮带。其他的形象更为夸张，女演员着吊带上衣、极短的短裤、高跟鞋在跳舞、击网球、打保龄球、举重、做体操、用篮球摆姿势或非常奇怪地向世界级的短跑健将学短跑。甚至端庄纤细的女演员也被说成健壮的运动员⁽³⁴⁾。

图2、图3　“世界标准美人造型”（左图中立者即所谓“标准美人”）
来源：《玲珑》第168期，1935年1月16日，第9—99页

“生活改良者”们接受了魏玛时期种族主义科学和医药中的优生学，把体格的美丽视作身体健康的指示针。身体各个构成部分和谐有目的的互动被当作健康美丽身体的特征。理想的健康美丽身体被提升为“有关‘标准/正常’的科学”，可以通过具体的测量被操纵、管理和约束⁽³⁵⁾。相应地，《玲珑》经常提供精确测量的绝对（并非“平均”的）国际健美标准。1932年，该杂志报道尽管几百年来希腊古典时代的维纳斯代表了健美的标准，但现在（西方的）美学专家们选出了一个更加美丽的西方女子来代替她。维纳斯高5英尺5.5英寸、重120磅、胸围34.5英寸、腕围5.43英寸、腰围26英寸、大腿围21.5英寸、小腿围13.4英寸、脚腕8英寸⁽³⁶⁾。《玲珑》于1934年报道，一家国际美容院邀请了各国的代表在3月开会来决定该年度的美丽标准。该机构对1935年的“国际标准美人”测量如下：高5英尺7英寸、重130磅、胸围35英寸，金发碧眼，体格强健。据说女星梅·韦斯特（Mae West）符合这一标准⁽³⁷⁾。1935年3月，《玲珑》报道该机构在纽约召开第十二届美人检测大会，决定1936年小姐应是“不化浓妆的小巧流线型”，将自然状态整合在现代美中。此外，“头发要至少两英寸长，头发的波浪不应太薄，脖子应外露”。一个23岁、重100磅、约5英尺高的褐发舞蹈者成为候选人⁽³⁸⁾。《玲珑》字里行间的健美标准毫无疑问是西方的，但同时又是多变而矛盾的。

翻译健美：关于中国现代化

当《玲珑》将体育与健美这些西方的现代的概念在中国都市里受过教育的妇女中翻译和传播时，编者们面临一个有趣的种族方面的悖论。该周刊认为中国妇女缺乏健美的素质，不符合西方的健美标准。为求改变，它鼓励时髦的中国妇女与西方的妇女形象认同，达到国际（西方）的健美标准。与中国国家政权认为中国人体格病弱的自我东方主义相一致，《玲珑》认为“东亚病夫”中的妇女必然更弱。它把中国妇女“天生更弱的体格”看成取得与中国男子平等地位的障碍和不如西方妇女的原因。

在报告了1934—1936年小姐的标准度量后，《玲珑》祈求，“姐妹们，请检测你的体重，胸，臂和腰，看看是否能达到这一年或下一年的标准”⁽³⁹⁾。没有考虑种族的因素而硬套美丽的标准，这似乎更证明了中国妇女之不足：“我们民族的妇女或健而不美，或美而不健，我们没有既健又美的妇女。”只有主编陈珍玲在回答一个女孩关于标准体重的问题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国际美容院每年设置标准，但它们完全不适合我们民族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标准没有考虑种族和地区的不同。”但陈沿用他们的模式，为中国妇女设立了粗略的标准——5英尺高、130磅重。逐渐地，精确的测量数据变成了“宽胸”“大而挺的乳房”“高耸的乳头”“肥臀”“细腰”“匀称的身材”“健壮的腿”等模糊的描绘⁽⁴⁰⁾。

尽管中国女运动员们在国际运动会中的失利证实了中国妇女的不足，但《玲珑》仍然推举中国运动员作为接纳“健美”这样的西方概念的模特与桥梁⁽⁴¹⁾。她们的形象，不管是在比赛中的，或是摆着时髦的运动姿势，还是标准照，都很常见。在以“健美姿势”为标题的照片里，女运动员们参加径赛，在田赛中投掷跳跃，进行各种球类运动⁽⁴²⁾。舞蹈被看作是将健美与时尚结合起来的重要运动项目。在1932年前，舞者们开始穿短裙、无袖上衣和短裤来展示她们健美的四肢⁽⁴³⁾。其他照片突出健壮的腿。比如说，读者可看到一组组穿短裤运动鞋的“健壮”运动员蹲下来展示她们结实的身材，亮点自然是她们的腿。

东南体育学校的五个粗腿的女孩左手藏在身后，右手肘向外举在脑后，被称作上海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上最强健的。在另一张展示“东南女生之健康的腿”的照片里，焦点是一排俯卧扭头对着镜头的姑娘们的腿。照片的文字说明解释说，“腿部发达健美当然要日常练习运动”⁽⁴⁴⁾。

健美运动员还将体育运动因素带入当时时尚的照片姿势中。在“女性中之雄者”的标题下，全国短跑冠军钱行素留着时髦短发，身穿旗袍，站在一丛竹子后。

其他“健美运动员们”穿着像运动球衣一样带号码的旗袍，或穿着与她们的西式外套匹配的带号码的球衣。在“健美女孩”的标题下，学校的运动队穿着时髦的衣饰在单双杠、篮球架等运动设备旁摆开姿势⁽⁴⁵⁾。运动衣饰被看作是潇洒而别致的。

当中国女运动员留短发，穿T恤、短裤的形象在流行杂志中传播时，健美作为新的审美观念，与当时着高跟鞋、旗袍和烫发的苗条美人所代表的都市时尚标准形成对比。囿于相互对立的地区成见，《玲珑》称黑皮肤、高个子、身体强壮的山东“女同胞”是“亚马逊平原的娘子军”、令人倾慕的健美理想代表。它号召上海风格的“摩登女郎”向山东姑娘学习，甩掉高跟鞋，洗尽铅华，奔向运动场⁽⁴⁶⁾。尽管上海运动队在各种运动会上表现突出，但上海的“脸色苍白的摩登女郎”和“名媛”被看作“林黛玉式的病态美人”。林黛玉是18世纪小说《红楼梦》中患肺结核的抑郁女主角，她美丽的基础是病弱。

《玲珑》把从传统的“林黛玉式的病态美”向健美的过渡看作“科学”线进步。主编陈珍玲说：

跟了时代和文化程度的变化，人类对于“美”的眼光也渐渐不同……在过去的女子，因为（一）旧礼教的约束，少到外面活动，（二）受了缠足之害，（三）不注意运动，所以结果都是弱不禁风的病态美人……所谓林黛玉式的病态美人便成了大部分女子的模范目的……而那时的男子，也认为这种女子是理想中的美人。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由于对妇女的新期待及杂志的提倡，（一）男子对林黛玉式的美人逐渐失去了信仰。（二）以前爱光面孔的，现在都爱起圆面孔了。⁽⁴⁷⁾

着高跟鞋的柔弱女子，不但不显得“现代”，相反是落后和令人难堪的。一则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保肺胶广告描绘了那些踏高跟鞋者所面临的危险：一个穿贴身短裙、合体中长大衣、高跟鞋，烫发上戴着头巾的苗条女子用手帕捂着嘴在大雨中前行。一个大洞赫然出现在她脚前的地面上，旁边的文字警告说：“小心掉在肺痨的陷阱里！”强健的体格这时被认为是现代男女拥有坚强意志、高尚品格、远见卓识和伟大希望的基础。体育场上的体格训练和心智训练被当作“新女性”的必要条件⁽⁴⁸⁾。作者朱瑶仙写道：“在青草铺满了的运动场上……女子在跳着，跑着。健美的黑的新女性，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朱将这看作进步的证据，“她们那种刚毅的、忍耐的、勇敢的精神，是会使男子惊服，会使她们柔软的同性见了羡慕”。与陈珍玲一致，另一名妇女认为美丽进步了，“现代妇女比从前妇女好看”，因为“服饰的进步”“受西方电影影响产生的丰富表情”和“因注意运动使体格苗条，肌肉匀称”⁽⁴⁹⁾。

很快，《玲珑》把健美说成是“现代妇女的普遍向往”。到1936年，主编陈珍玲把一个读者询问“怎样使身体健美”的信当作“少女们的切身问题”在《玲珑》上发表⁽⁵⁰⁾。读者们反应热烈，积极参与到将“健美”“体育”等西方概念为中国妇女重新定义和构建的过程中。《玲珑》的一条“编者按”试图把注意力从妇女的脸蛋转移到身材上，宣称“化妆是暂时的，有欺骗性的，但健美是自我完善，如持之以恒，会一直持续到老”，“所谓健美，并非是指大块头或胖子，也不是指涂脂抹粉的粉雕美人，而是指有丰满的体格，健康的颜色和活泼的举动的人呢”⁽⁵¹⁾。

男、女读者和编者们还讨论了女性身体特定部位的健美。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妇女的胸和腿上——这些以前从未被看作中国女性美的重要指标。男性读者的讨论限于以女性柔弱体质和生殖器官为中心的卫生，而女性读者关注的是审美问题⁽⁵²⁾。“编者按”和文章提供了通向健美的“必知”秘诀：比如锻炼、不忧虑、足够的睡眠、合理的营养、适当的医药、手术，甚至书本。西方妇女被认为是遵守以上秘诀的模范。作者们批评中国妇女对卫生过于疏懒，但“幸运的是她们开始注意到游泳的益处”⁽⁵³⁾。

体育和健美被敏感于时尚和“现代”的受过教育的一般都市妇女所关注。如发表在《玲珑》上的照片文字说明所示，体育和健美被宣布为现代中国民族妇女的必要素质⁽⁵⁴⁾。一般妇女穿着T恤衫、短裤和运动鞋，举着网球拍、羽毛球拍出现在体育场里。一排排穿T恤短裤的女孩俯卧在地上以手扳腿，代表先锋的现代妇女正在练徒手操⁽⁵⁵⁾。甚至等同于林黛玉式病态风格的烫发、绚丽紧身的旗袍、高跟鞋也被与荡秋千、滑旱冰和小高尔夫等运动项目联系起来⁽⁵⁶⁾。

妇女被以各种标准分类，如贵胄派、阿娇派、阿母派、滑稽派、家庭派、男派、娇柳派、神秘派、趣玩派，但总有一个“举动灵活，大方磊落”的体育派。其“服式宜轻短，稍似男衣，材料不拘粗布绸缎，均须素质，凡属长可托地，开褉甚少，高跟法式鞋，则天然潇洒之美，俱为之损杀”⁽⁵⁷⁾。

当被《玲珑》这样的流行杂志所推行的健美成为都市女性不可或缺的特质时，健美也渗透到“现代”流行文化的各个艺术领域，如电影和摄影。健美帮助艺术领域的女性裸体摆脱道德约束，趋于合法化。然而，愿意摆姿势的中国裸体模特并不易找。《玲珑》发表的系列裸体照片中使用的是同一个体格孱弱、小腹偏大、乳房偏小、身材比例不协调的模特。摄影师用她模仿西方的身体表达主题，实验迥异的“中国”或“东方”式的形体美。在《圣经》乐园的氛围中，模特立在繁茂花园中的一株垂柳前对着镜头微笑。在《悔》里，模特头跪在顶带十字架的石碑前，臀、臂和手放置在特别的位置来强调乳房。在其他如《中国人体美》《东方人体美》和《静的美》等标题下，同一模特用各种姿势展示中国传统乐器⁽⁵⁸⁾。尽管这些形象与健和美相去甚远，但健美的理想极大地改变了读者的期待，因此这些形象与其说是淫秽，不如说是庸俗。

运动性的健美成为中国国内电影和女星形象中不可或缺的因素⁽⁵⁹⁾。当结实的身体成为女性美的必要条件而非威胁时，甚至柔顺的中国“电影皇后”胡蝶也拍了打网球的照片。相反，女演员中欣赏结实身体的新潮流动摇了以柔弱美著名的20世纪20年代当红影星阮玲玉的信心，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她的抑郁和自杀⁽⁶⁰⁾。健美和体育活动变成了描绘电影明星的陈词滥调，以至于《玲珑》嘲讽道：“女明星认为时髦的事，前年是运动，去年是写文章，今年又开始了，她们又有些什么新花样呢？”⁽⁶¹⁾《玲珑》的“幕味”栏目介绍和评价国际和国内的电影与演员，刊登相关的谣传。每期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彩照——展示有着模范体格的好莱坞明星、国内健美明星，甚至一般时髦读者。

妇女身体在公共空间的可见度日益提高，这对于构建女性特质意味着什么呢？李欧梵指出，诠释大众印刷文化与电影时，有必要既通过正式的机构框架，也使用社会背景的角度。他认为民族作为一个“社区”以及“现代化”，二者“既是思想又是想象的，既是深层的又是表面的”。着眼于《良友》画报，李证明了流行报纸、小说和画报中的形象与风格促进了集体意识的兴起，使“公共空间”变得重要，激起了对现代化的集体视觉想象。他们“不一定进入最深层的思想”，但超越了政府政策带来的意识形态约束⁽⁶²⁾。

李认为“现代”妇女身体的公开展示，不管是被绚丽的服装包裹着还是裸露着，为在都市社会中的公共平台上形成想象的现代化起了关键作用。抗拒“男性目光与欲念，妇女身体物化与商业化”这样轻车熟路的结论，李问道：“但如果一些（甚至很大数量）读者是妇女，那又怎样？如果杂志里裸体的形象和中外领导运动员，好莱坞影星并列，那又怎样？……我认为女性身体的展示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与现代化息息相关的新公共文化的一部分。”⁽⁶³⁾

以李的主张为基础，我进一步问，如果杂志的编者和投稿者都是女性，会有什么不同？女性健美身体的展示会成为女性对女性的女权主义的一部分？答案在以下的情节中显而易见。谣传一个叫欧阳海的带领十一个年轻男子发起了选举有“粗大、结实、润滑、匀称”大腿的“广州小姐”的活动⁽⁶⁴⁾。《玲珑》的女作者很快谴责道：“由男性包办的选举会，无非全从大腿肉感着想，想造成一尊新的傀儡，以供他们玩弄而已。这样的选举是我们根本反对的，也是女界最大的耻辱。”批评“广州小姐”竞赛是“大腿美人”的选举，女作者向发起“上海小姐”选举的中外人士呼吁，要以德行、才艺和健美三方面为标准⁽⁶⁵⁾。女编者们如履薄冰地将健康的女运动员形象展示为纯洁的甚至是无性的。她们一再重申理想的妇女是在健美体格、道德与才能方面皆为表率的全面公民。

总之，在将舶来的健美理想翻译成中国妇女现代性的标志时，《玲珑》在中国现代传媒和现代化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健美与国家政权

部分地因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当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时，对健美的接受开始走下坡路。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强制穿衣规则和限制娼妓实现对妇女身体的最终控制。对健康女性身体的赞许并没减弱，但穿裸腿运动服装的妇女被视作有伤风化。这是20世纪30年代有关健美的论调中最根本的矛盾。

矛盾的深层正反映了中国渴望现代化的复杂状况。要显得现代，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西方都市/世界主义；要确认中国的独特身份，中国要努力寻找和定义民族的精神、道德和文化精髓。妇女的身体成为二者冲突的场地。一方面，国民党政权要废除对妇女身体的“封建”“落后”限制来表示进步。另一方面，妇女身体从国家政权控制中的解放被抨击为西化和有碍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传统道德与精神精粹⁽⁶⁶⁾。

理论上，体育还是受拥护的民族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有效的1929年颁行的《体育法》提到了反对有碍开展妇女体育运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第四条规定，“所有妨碍青年男女身体正常成长的风俗习惯应被县、市、村、镇严格禁止。其运动项目应经教育部及下设训练委员会修正”⁽⁶⁷⁾。尽管这一条主要是针对仍在乡村流行的束胸和缠足，但其传达与执行的状况是另一回事⁽⁶⁸⁾。

新生活运动针对健美的官方论调是压倒性的否定，从露肤的“西式”衣裙甚至到娼妓。日历模特和电影明星类的“摩登女郎”装束——浓妆、烫发、华服和高跟鞋——被划成有伤风化的“奇装异服”而禁止。1936年6月，国民政府将妇女穿奢华衣服和烫发定为非法。蒋介石指示街上的警察强制执行这条法律，陪违反者回家换衣服，抗拒者要被罚款或抓进监狱。结果，在公共场所很少能看到衣装摩登的妇女。电影演员黄静穿着露乳的西装乘船抵达重庆时，士兵们在码头上拦住她命令回船换衣服。她的行李已被运到旅店，黄被迫借了仆人的衣服才被允许上岸⁽⁶⁹⁾。国民政府甚至发起一个“蓄发运动”来提倡传统的髻。1935年1月21日，南昌军营规定士兵不得娶不梳髻的妇女。新生活运动规则加了一条，劝阻妇女留散、短的头发和烫发。

地方当局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央政府的指示做出反应。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长黄绍竑以禁止烫发作为推进新生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他们辖区的妇女专门到上海花大笔钱烫大波浪。上海妇女界的有些领导倡议髻在省时、省钱和自然美方面要胜过剪发。上海女子中学、私立培明女子中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济南市的妇女团体组织了女学生蓄发大同盟来劝阻妇女剪发。广东教育局起草了严厉的穿衣规则，禁止女学生烫发、化妆、戴钻戒手链等首饰、穿高跟鞋⁽⁷⁰⁾。各城市（特别是杭州、南京和天津）的青年男子组织了有强烈法西斯意味的“摩登破坏团”，用暴力执行政府在公共场所的禁令⁽⁷¹⁾。

取缔“奇装异服”与推广构成女性健美形象基础的朴素风格齐头并进⁽⁷²⁾。简朴平实，这一别样的形象受到许多自认为从过头的西化中清醒过来的都市男女的欢迎。早在1931年，一些有文化的都市妇女试图把建立在体育与健美基础上的另类“新女性”形象，作为浓妆华服的“摩登女郎”的对立面来合法化。逐渐地，健美与“奇装异服”成为新生活运动中对比的两极。曹秀琳毕业于务本女校，执教于上海惠风女中。像曹这样的女教育工作者主张约束不荣誉和肤浅的假“新女性”，放弃用吸引人的衣服与外国脂粉装扮的“现代”美，而通过体育和健美创造真正的新女性。《玲珑》的一个作者认为，当“modern girl”（摩登狗儿）被等同于“花瓶”和“玩物”时，应采用“girl of this age”或“girl of today”这样的新词汇来指有清醒头脑、为伟大事业奋斗的雄心和健美体魄（最为重要）的真正“现代女子”⁽⁷³⁾。

像德国的某些“生活改良者”，新生活运动把绚丽的外表看作外国的、腐化的、往往与娱乐场所的男女混合和妇女纯洁与道德的失落相关联，而把干净、朴素和实用的衣服看作本土的、文化上地道的、道德的、与服务家庭的母性等同的⁽⁷⁴⁾。体育被开成治疗奢华外表的良药。《玲珑》报道，“世界上各国民族不特对于妇女体格的健美具有不同的观点，即妇女的地位，在各国亦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是很尊重妇女的人格，有的则轻视妇女为玩物，妇女的装束就是受这种不同观念的支配”。

但《玲珑》对那些主张限制妇女外貌选择及其所代表的民族风格的人所发出的反对声音是模糊的。一个作者描述德国是怎样在妇女的服饰由于南欧的“坏”影响变得奢华绚丽后，丧失了原本的民族特征和团结精神。据说德国妇女为了追求母性，放弃了异国情调的绚丽服装，改穿卫生而艺术的服饰。更进一步，该作者还批评日本妇女淫荡地滥用脂粉，仰慕德国纳粹党禁止化妆的妇女参加政治集会⁽⁷⁵⁾。一个“编者按”明确谴责中国妇女的“奇装异服”是受了邪恶奢华的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⁷⁶⁾。沉溺于社交、绚丽衣服和享乐主义被批评为在“五四”运动倡导全盘西化后才刚获得自由的中国妇女所走的错误方向⁽⁷⁷⁾。这样一来，隐藏在《玲珑》反时尚建议背后的是中国文化道德优越论。然而，这种说法流于空洞，因为这些词汇与判断的标准都是西方的。

在种种废除妇女“奇装异服”的方法中，最常见的是把它与妓女联系起来⁽⁷⁸⁾。在这一点上，政府控制妇女身体的企图达到了极限。长沙省警察局长周权初命令穿时髦衣服化现代妆的妓女佩戴桃章，以区别于良家妇女和女学生。南京和杭州采取了类似措施。但妓女们把桃章藏在衣服里或大头巾下来抗拒这一政策。结果当局制定了跟进措施。汉口公安局向市政府建议划定娼妓区作为妓女的聚居地，以改变她们混居全市的局面。逐渐地，桃章的要求被烫发和高跟鞋取代。山西省命令妓女穿高跟鞋、烫发，否则按违法的私娼处理。1935年5月1日，太原市命令妓女开始戴桃章、穿高跟鞋、烫发⁽⁷⁹⁾。以前都市摩登女郎的装束毫不含糊地与堕落的妇女联系起来。

被体育与健美滋养的爱国、纯洁、道德的妇女成了堕落的欢场人物的视觉对照。在以“南北极”为标题的系列照片里，华丽装束的妓女在门旁摆着姿势。留短发、穿朴素T恤和旗袍的中华步行团团员们作为对比出现。据说该团已走了两年，计划还要走八年来调查全国公民的状况⁽⁸⁰⁾。因为母亲和妻子通过照顾家庭来履行爱国义务，欢场中的妇女被期望通过服务战场或帮母亲和妻子干家务来把自己改造成爱国公民。前提是用体育和军训磨炼其意志与尊严⁽⁸¹⁾。

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新生活运动以同样的方式训练歌女们，她们还被组织成救护队备战。1934年，有人把一个穿过太平路的“摩登女郎”的时装剪了以后，秦淮区域（传统的声色场）的当红歌女们吓得只穿朴素的“国货”衣物，很少甚至不戴首饰。为树立“爱惜青春，保存廉耻，实行新生活”的新形象，歌女们减少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每天早晨骑自行车锻炼或做呼吸运动⁽⁸²⁾。《玲珑》的一个通讯员建立了一个教坊女子民众学社，只收一元注册费。体育、一般的学术教育、妇道、家政是该校课程的重要部分⁽⁸³⁾。

可是，有文化的都市妇女并不满意国民政府的反妓女运动。有人反对当局将“奇装异服”与妓女，朴素的健美风格与“良家妇女”视作等同。太原妇女协进会要求该城市取消妓女穿高跟鞋、烫发的命令。她们担心美丽迷人将成为妓女的专利，结果支持新生活运动的“良家”妇女们将在家庭权利平衡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有害家庭和社会稳定⁽⁸⁴⁾。为保持妓女作为妇女的尊严和其潜在的美德（比如历史故事中经常讲述传奇妓女的勇气和爱国主义），有些《玲珑》女作者呼吁“当局诸公，尚宜广厚其同情，谨慎其态度”。她们号召用包括教育的社会力量，而不是用政权力量来劝妇女采纳健美的朴素风格⁽⁸⁵⁾。

《玲珑》1936年的一个“编者按”号召将妇女的发型和道德分离，将装扮身体的控制权归还妇女，包括妓女。该文主张发型只是装饰而已，不应被男子控制和操纵。“烫、剪、蓄发都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与所谓的道德问题无关”，“［官方批准的］蓄发者照例仍可花费，艳装者照旧可以艳装。由此可知，妇女问题永无解决之日，除非妇女自身觉悟”。有些妇女号召禁止妖艳风格的髻，认为进步的妇女应该为性别平等、现代、文明而剪掉头发⁽⁸⁶⁾。朴素的健美风格与有美德的爱国的“新女性”形象完美契和，因而在“国难时期”有广泛的号召力。

政权与传媒对衣着的主张和对现代化的焦虑在一致攻击妇女在公共场合裸露肌肤方面采取了最激进的形式。听取市长袁良的命令，北平社会局和公安局规定，除非从事体力劳动，妇女露腿脚为非法。旗袍下摆不能高于脚背一英寸，袖须及肘，领高一英寸半，开褉不得高于膝部三英寸。禁止在街上穿睡衣、拖鞋与光脚。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男政府雇员的家属要在半个月内，其他妇女一个月内，遵从该法律。值勤的警察负责执行该法律，违者将被扣押惩罚。公安局将此命令印刷后发放到户。安徽省歙县的地方政府将露臂男子与袒胸女子罚做一天苦工，以此强制执行新生活运动的规则⁽⁸⁷⁾。

当局在管理妇女衣服的尺寸与样式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性别隔离的政策来抵制妇女裸露肌肤带来的解放威胁。广东政治研究会禁止男女，包括官员家庭的，一起游泳、散步、旅行、在家庭以外吃住。不许电影院放映男女共同表演的电影（异性角色要由同性扮演）。为禁止男女同校，北平市长袁良命令社会和公安局招商在各区建立女子宿舍⁽⁸⁸⁾。

官方对于女性在公共场所裸露肌肤的恐惧其实反映了对女子出现在城市街道和新职业领域的更大焦虑。这种态度被都市里的很多人认同。《玲珑》刊登的一位男性作者的文章认为，“数年来因经济更急速的崩溃，女子一批批地被送到都市，而变为畸形的摩登女子，家庭、贞操、友情、信义都抛弃不顾，只是追逐着世纪末的享乐生活”。为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作者引用了日本《读卖新闻》上持相同论调的题为《中国摩登女性与女子教育》的文章。该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回到古代的思想，尊崇过去的传统，男女不准携手同行，女子不准赤足裸腿”⁽⁸⁹⁾。

但为了约束和控制妇女的身体，国民政府不得不维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它寻求将妇女从传统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成为健康公民。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精神层面的“民族精粹”来约束限制媒体和公共文化中新时尚带来的妇女解放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裸露的皮肤不再是对与体育相关联而令人赞赏的健美的表达，而是成为所有外貌中最怪异尴尬的。反对在公共场所裸露肌肤反映了国民政府最严重而僵化的控制妇女身体的企图。

其中也不乏对官方论调的挑战。尽管《玲珑》1934年的一个“编者按”号召青年们服从官方对裸露肌肤和混合性别的社会活动的禁令，但《玲珑》的女作者们“愤怒”而倍感“耻辱”地把这些禁令视作“恶视”“侮辱甚大”“歇斯底里”⁽⁹⁰⁾，用她们自己有关文明的论调来维护裸露肌肤的时尚和健美。

都市女作者的抵制

我们看到新生活运动把儒家道德当作中国民族精粹，把裸露肌肤当作西方物质文明的体现而予以拒绝。可是，永恒的“民族”精粹的反面是停滞与落后。裸露肌肤的支持者们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看来野蛮民族都有用管理妇女外貌和性别分离的措施来强化道德的趋势。”她们用自由进步的逻辑把新生活运动攻击为“逆历史的潮流”，用修辞性的语调诘问，“中国应该跟上时代的潮流还是回到把妇女锁在家里的古代野蛮做法？”在1934年国庆节的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缠足的于学忠夫人被请来剪彩。人们嘲笑说，“女选手裸腿袒胸，也是新生活的叛徒，宜乎运动场的剪彩也要请教小脚娘娘了”⁽⁹¹⁾。

对政府与裸露肌肤的纠缠不休这一现象的最有力批评采取了为女子生计呼吁的形式。一个作者写道：“为了减轻‘国难’，新生活运动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和国防上。”用“山西一村姑”的笔名，一个作者号召把注意力转移到剥夺女孩衣服的根源——乡村贫困——上：“在我们乡下，十五六岁的姑娘常没有裤子穿。日里下田作活，见到生人常遮遮掩掩……在都市，社会局，教育局，大人先生及一切卫道者们的眼睛就不屑垂青到我们身上似的，仅自嚷着取缔妇女赤足裸腿。”⁽⁹²⁾

其他作者借用科学的权威来抵制政府对裸露肌肤的攻击。比如，北平妇女会在1934年提出赤足裸腿不应该被禁止，因为，根据医学知识，在盛夏裸露腿足可以杀菌减少疾病，符合卫生⁽⁹³⁾。几个《玲珑》作者应和道，长裤盖腿的妇女一般都很憔悴⁽⁹⁴⁾。

或许这些女作者没有弄清楚西方社会裸体主义中表现的自然冲动与欲望。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不同的裸体主义倡导者给裸体，特别是西方古典时代的男性裸体，赋予不同的意义。而《玲珑》里裸体主义的支持者们以对男性身体力与美的欣赏为尺度叙述了古罗马希腊历史的兴衰，认为欣赏身体纯洁美丽的希腊遗产在现代艺术中获得了重生⁽⁹⁵⁾。《玲珑》花大篇幅讨论裸体主义和欧美的“裸体生活运动”，把它们看作完全自然而无性的。《玲珑》认为在裸体生活的发源地德国，因为自然主义的流行，人体和男女间性的结合并不被看作“羞耻的”或“神秘的”。在《德国裸体生活》这一标题下，《玲珑》的编者们介绍了一系列以户外活动为主题的照片，有单人的、夫妇的、大家庭的和由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组成的团体。身体硕大的妇女在照片中摆出各种姿势、攀岩、在山中或坐或站⁽⁹⁶⁾。

《玲珑》把裸体运动描述成普遍永恒的现象：芬兰首都的裸体组织因其严格规定而受到赞赏，只有那些强壮无疾病的人才允许宣誓加入。男女成员互相监督确保无人恋爱，非家庭成员不得互相亲吻⁽⁹⁷⁾。美国的裸体运动听起来更机构化、商业化和时尚。根据一篇报纸文章，100个裸体主义者聚集在圣地亚哥一个700英亩的“裸体园”，为参观者表演裸体生活的乐趣。其中的“裸体皇后”，一个22岁的漂亮女孩，宣布她要到纽约宣传“自然生活”。她的和谐而充满爱的家庭（十个兄弟姐妹中有五个信仰裸体主义）被用来强调她的行动在道德上的正确性⁽⁹⁸⁾。结论是裸体主义减少了人体的神秘感，促进了道德和幸福⁽⁹⁹⁾。引用西方的进步趋势之外，裸体主义支持者们还把注意力引到“原始”的少数民族身上，因为后者，像孩子一样，被构建成有健美身体的自然而然的自然主义实践者。一本译作《文明的衰落》（大约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的德文书被引来说明，正如在“原始”社会，在阳光、冷水和空气中锻炼得有发达肌肉和发光皮肤的人体才是健康、本真和道德的⁽¹⁰⁰⁾。同样，因在简单而自然的生活中露肤的习惯、强壮的体格、积极的性别角色和自由的男女关系，中国的藏族、海南岛和瑶族妇女备受推崇⁽¹⁰¹⁾。都市作家们使用了模糊的文明与野蛮理论来反对官方禁止裸露肌肤的论调。

结论是，当西方的、现代的概念“健美”在“国难时期”在中国都市妇女中被当作时尚转化传播时，它的意义随背景的变化而不停转换：现代体育、威胁道德的裸露肌肤或进步的裸体主义。《玲珑》展示了，当来自欧洲的新闻和潮流快速传播时，中国参与、进入了全球化的媒体；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西方笼罩的领地里从西方的思想和意念中构建的。健美，正如中国的现代化，是文化翻译的结果。然而，智慧的编辑和读者们找到了一个空间来批判西方（以纳粹的形式）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政权（以新生活运动的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玲珑》的女权主义和它帮助推行的“健美”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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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云翔，加拿大莱森大学历史系（Ryerson University in Toronto）助理教授。

我感谢以下学者在本文构思、研究和写作中给予的帮助：Steven Vlastos，Linda Kerber，Charles Hayford，Catriona Parratt，Eric Allina-Pisano和Rebecca Costello。此文源于爱荷华大学欧达伟（David Arkush）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两位匿名读者的建议极大地改进了此文。Gender＆History 杂志的Erik Huneke耐心而在行地处理了本文的出版。感谢我的丈夫和最好的朋友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以及在中国内蒙古及新疆的家人对我长久的支持与鼓励。我们新生的双胞胎儿子高然墨（Graham Zhen Gao-Hodges）和高然诗（Russell Du Gao-Hodges）使我过去和将来的学术研究与写作有了不同的意义。深深感谢高彦颐和王政。

(2) 比如中国妇女的缠足，以往与色情、依赖和服从等价值观相联，象征着中国男性权力与控制。而在帝国主义的陈述中，缠足的妇女以受害者的面目转化成被女性化了的“东亚病夫”落后与野蛮的证据。关于缠足背后复杂而微妙的意义与价值观，参考Dorothy Ko，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3) 当西方的“sport” “physical education”和“physical culture”被翻译成中文的“体育”时，其舶来的意义已在民族主义的政权建设框架下因当地的理解和需要而本土化。因此，当体育在“国难”时期形成固定的含义后，它不仅涉及西方的sport，physical education，以及强调卫生疗法的physical culture，还包括中国古代的及民俗的体力活动，比如武术、棋类、登山、划船和军事行动。关于对体育的更多讨论，参阅Susan Brownell，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6-17；Andrew 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1-4，12-13，16，31，71-72，75-76；Yunxiang Gao，“Sports，Gender，and Nation State during China's ‘National Crisis’ from 1931 to 1945”，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Iowa，2005，pp．1-4。

(4) 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n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History＆Theory 37（1998），pp．287-308．

(5) Prasenjit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2003，p．142．

(6)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p．152．

(7)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全国运动大会总报告书》第二部分，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3—4页。

(8) “生活改良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取得健美体格的手段有着不同意见。其中一些人认为竞技体育（competitive sport）太过片面，而强调重视身体调理的physical culture。参阅Julia L．Foulkes，Modern Bodies：Dance and American Modernism from Martha Graham to Alvin Aile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pp．86，206，n．65；Michael Hau，The Cult of Life and Beauty in Germany：A Social History，1890-193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1-2，179；George L．Mosse，Image of Man：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5；George 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Respectability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New York：Howard Fertig，1985，pp．47，57。关于“physical culture”这一词汇的源起，说法之一参阅Susan Brownell，“Thinking Dangerously：The Person and his Ideas”，in Henning Eichberg，Body Cultures：Essays on Sport，Space，and Identity，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eds．），London：Routledge，p．41。Henning Eichberg，“New Spatial Configurations of Sport？Experiences from Danish Alternative Planning”，in Body Cultures，pp．68-83．

(9) 参阅Hau，Cult of Life and Beauty in Germany ，pp．1-3，4-8，32，199，201-202；Foulkes，Modern Bodies ，p．206，n．65；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pp．51，59-60，129，178。

(10)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Introduction：Henning Eichberg，Space，Identity，and Body Culture”，in Body Cultures ，pp．5，8．

(11) Fan Hong，Footbinding，Feminism and Freedom：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Frank Cass，1997；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 ，p．5．游鉴明：《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季刊》第32期，1999年，第57—125页，见第59页；《近代女子体育观初探》，《新史学》第7期，1996年12月，第119—158页。

(12)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pp．133，141．

(13) Hau，Cult of Life and Beauty in Germany ，pp．2，178；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p，10．

(14) 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64，67．

(15) 上海出版的十三种妇女刊物包括《妇女日报》，周刊《玲珑》，双周刊《女声》和《妇人画报》，月刊《女子》《现代妇女》《女青年》《女铎》《新家庭》《现代父母》，以及《妇女与家庭》（日刊《晨报》附刊）、《现代家政》（《时事新报》每周附刊）、《妇女与家庭》（《东方杂志》专栏）。北京的四种包括《新妇女》（《华北日报》附刊）、《妇女青年》（《晨报》每周附刊）、《妇女周刊》（《世界日报》附刊）、《家庭乐园》（《晨报》每周附刊）。香港有月刊《当代妇女》和《妇女周刊》（《东方日报》附刊）。南京有月刊《妇女共鸣》，杭州有《妇女旬刊》，郑州有《妇女周刊》（《郑州日报》附刊），天津有周刊《家庭》。《玲珑》第100期，1933年6月21日，第964页。

(16) 《玲珑》第58期，1932年7月13日，第375页。

(17) 《玲珑》第94期，1933年5月10日，第574、602—603页。

(18) 《玲珑》第128期，1934年1月17日，第157—164页。

(19) 《玲珑》第186期，1935年6月5日，第1274、1295页。该公司位于昂贵的上海南京路56号。

(20) 一个普通上海舞女包括看电影的社交经费，大约是每月20银元。1银元等于100铜元。这与李的说法——为在没钱上学的人群中推广新文化与教育，书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对便宜——相印证。Lee，Shanghai Modern ，pp．27，47．

(21) 《本社启事》，《玲珑》第234期，1936年4月19日，第1224—1225页；第232期，1936年6月24日，第1056—1057页。

(22) 《编辑者言》，《玲珑》第196期，1935年10月7日，第1985页。著名作家张爱玲写到20世纪30年代的每个女学生都阅读《玲珑》。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典藏文集》第4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23) 《一九三七年对妇女界的希望》，《玲珑》第268期，1937年1月6日，第5—8页。

(24) “女权”这一词汇是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被打败后，改革者们为强国而讨论“妇女问题”时开始使用的。参阅本书中须藤瑞代的文章。在“五四”运动时期（1915—1925），“女子主义”“女性主义”“妇女主义”“女权主义”“弗弥涅士姆”（feminism）等中文词汇似乎“抓住了西方女权主义的复杂性”。Wang Zheng，“Feminism：China”，in Cheris Kramarae and Dale Spender（eds．），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Women：Global Women's Issues and Knowledge ，New York：Routledge，2000，Vol．2，pp．736-737．

(25) 《玲珑》第81期，1933年1月11日，第22页。

(26)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五四”运动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中被翻译成中文后，娜拉成了家喻户晓的象征性人物。

(27) 《国际妇女门户开放联盟大会》，《玲珑》第133期，1934年3月21日，第455—456页；《贤妻良母的新兴》，《玲珑》第159期，1934年10月31日，第2163—2166页；《世界妇女的噩运》，《玲珑》第182期，1934年10月31日，第905—906页；平子：《德国贤妻良母训练所》，《玲珑》第283期，1937年4月28日，第1270—1272页；史敏玉：《希特勒对德国妇女的期望》，《玲珑》第128期，1934年1月17日，第131—134页；《独裁下的妇女》，《玲珑》第148期，1934年7月25日，第1451—1452页。

(28) 《玲珑》第104期，1933年7月26日，第1216页。

(29) 茉莉：《运动与中国》，《玲珑》第1期，1931年3月18日，第24—25页；第41期，1931年12月22日，第1631页；第58期，1932年7月13日，第360—361页；第61期，1932年8月3日，第527页；第78期，1932年12月14日，第1326页；第88期，1933年3月22日，第362—363页；第89期，1933年3月29日，第308—309页。

(30) 参阅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pp．48，50-53，139，illustration 16 betw．pp．96-97。

(31) 《玲珑》第29期，1931年9月30日，第1076—1077页；第35期，1931年11月11日，第1368页；第138期，1935年5月15日，第997—999页；第191期，1935年7月3日，第1527页。

(32) 《墨索里尼倡健美》，《玲珑》第91期，1933年4月12日，第405页。关于纳粹及法西斯意识形态与体格崇拜的融合，参阅Mosse，Image of Man ，p．95；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pp．48-65。

(33) 问题不在于墨索里尼和嘉宝是否真讲过这些，重要的是《玲珑》的作者们是如何利用有影响的西方人物来推广翻译输入的“健美”这一概念。

(34) 《玲珑》第10期，1931年5月20日，第352、359页；第27期，1931年9月15日，第1011页；《玲珑》第52期，1932年6月2日，第77页；第62期，1932年8月10日，第552—553页；第67期，1932年9月14日，第797页；《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女运动家的明星》，《玲珑》第102期，1933年7月12日，第1134页；第148期，1934年7月25日，第1484、1494页；第162期，1934年11月28日，第2398页；第172期，1935年2月20日，第352—353页；第183期，1935年5月15日，第997—998页；《世界标准美人造型》，《玲珑》第168期，1935年1月16日，第98—99页；《格兰泰嘉宝的化妆谈》，《玲珑》第264期，1936年，第3683—3684页；《健身运动》，《玲珑》第283期，1937年4月28日，第1205-1206页。

(35) Hau，Cult of Life and Beauty in Germany ，pp．6-7，32-44，183．

(36) 《健美的标准》，《玲珑》第74期，1932年11月16日，第1112页。

(37) 《未来之国际标准美人》，《玲珑》第150期，1934年8月15日，第1589页。

(38) 《一九三六年美的条件》，《玲珑》第196期，1935年10月7日，第1941—1942页。

(39) 《玲珑》第181期，1935年5月1日，第846页。

(40) 《玲珑》第39期，1931年12月9日，第1534页；《标准的体格》，《玲珑》第229期，1936年6月10日，第805—806页；《少女们的切身问题，怎样使身体健美》，《玲珑》第136期，1934年4月11日，第645—647页。

(41) 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五位女运动员身高、体重无一超过1.60米、55公斤。《玲珑》的文章认为，中国女子“（与外国女子相比，）先天的体格方面已经吃亏，加上提倡不积极，方法不完善，组织不健全”，导致“出席游泳和田径竞赛的只有两名，得不到分数是不足怪的”。李森，1.58米，55公斤；杨秀琼，1.57米，54公斤；翟莲源，1.56米，53公斤；付淑云，1.60米，54公斤；刘玉华，1.55米，54公斤。中华体育协进会编：《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第一部分，上海，1937年，第56—58页。琳玲：《参加世界运动会谈到我国女子体育是否进步》，《玲珑》第262期，1936年11月18日，第3488—3489页。

(42) 在短发姑娘跨栏的照片里，焦点是她们肌肉发达的大腿。在短跑的冲刺线上，读者看到的是优胜者张开的双臂和扭曲喘息的面孔。在标枪和铅球竞赛中，图像展示了大幅度后倾身体的肌肉力量。照片还挑选展示单个球员的进攻姿势，称她们为健将。拍摄跳高者横越栏杆的角度使得在另一边仰视空中运动员的观众显得相对渺小。《玲珑》第28期，1931年9月23日，第1028页；第52期，1932年6月1日，第76页；第85期，1933年2月15日，第216—217页；第94期，1933年5月10日，第601页；第168期，1935年1月16日，第96—97页；第189期，1935年6月26日，第1399页；第217期，1935年，第4223页。

(43) 《玲珑》第51期，1932年6月25日，第24—25页；第56期，1932年6月29日，第265页；第61期，1932年8月3日，第508页；第95期，1933年5月17日，第662—663页；第159期，1934年10月31日，第2192—2193页。

(44) 《玲珑》第28期，1931年9月23日，第1018、1024、1026、1047页；第72期，1932年10月26日，第1032—1033页；第94期，1933年5月10日，第604页；第127期，1934年1月10日，第84页；第135期，1934年4月4日，第578页；第145期，1934年4月25日，第1252页；第161期，1934年11月21日，第2318—2319页；第168期，1935年1月16日，第96—97页；第186期，1935年6月5日，第1238—1239页；第189期，1935年6月26日，第1398—1399页；第242期，1936年6月24日，第1839页。

(45) 《玲珑》第63期，1932年8月17日，第599页；第97期，1933年5月31日，第780页；第89期，1933年3月29日，第307页；第101期，1933年7月5日，第1041页；第134期，1934年3月18日，第543页；第161期，1934年11月21日，第2318—2319页；第169期，1935年1月23日，第158页；第172期，1935年2月20日，第322页；第174期，1935年3月6日，第450页；第171期，1935年2月6日，第276页；第173期，1935年2月27日，第415页；第177期，1935年3月27日，第662页；第182期，1935年5月8日，第912页；第194期，1935年7月24日，第1767页；第284期，1937年5月5日，第1302页。关于旗袍，参阅Antonia Finan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in Antonia Finanne and Anne McLaren（eds．），Dress，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 ，Clayton，Australia：Monash Asia Institute，1999，pp．3-36。

(46) 《玲珑》第71期，1932年10月19日，第1006页。

(47) 珍玲：《现代男子对女性美目光之转移》，《玲珑》第95期，1933年5月17日，第635—637页。

(48) 《全运会特辑》，上海：体育生活出版社，1948年，第56页。佩方女士：《新女性的两大训练》，《玲珑》第76期，1932年11月30日，第1203—1204页；菲丝：《你们有这样资格吗：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玲珑》第259期，1936年10月28日，第3256—3258页。

(49) 朱瑶仙：《从女子体育看到女子将来的命运》，《玲珑》第94期，1933年5月10日，第575—576页；沈诒祥女士：《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玲珑》第25期，1931年9月2日，第901—902页。

(50) 《面部太瘦补救法》，《玲珑》第104期，1933年7月26日，第1216页；《少女们的切身问题，怎样使身体健美》，《玲珑》第136期，1934年4月11日，第645—647页。

(51) 珍玲：《现代男子对女性美目光之转移》，《玲珑》第95期，1933年5月17日，第635—637页；《好莱坞女性的健身美容术》，《玲珑》第148期，1934年7月25日，第1489页。

(52) 关于《玲珑》的男女读者和编者讨论女性身体特定部分之健美的大量文章，参阅Gao，“Sports，Gender，and Nation-State”，pp．307-310。

(53) 张桂卿：《我的健身术》，《玲珑》第7期，1931年4月29日，第221—222页；萍儿：《矫正姿态》，《玲珑》第30期，1931年10月10日，第1152页；第25期，1931年9月2日，第927—929页；刘美英女士：《简便的健身术》，《玲珑》第29期，1931年9月30日，第1073页；《卫生规程》，《玲珑》第59期，1932年7月20日，第399页；爱美：《环飞燕瘦如何适中》，《玲珑》第232期，1936年6月24日，第1051—1053页；史云芳女士：《谈健美的途径》，《玲珑》第241期，1936年6月17日，第1734—1737页；《简便而有效的健美法》，《玲珑》第258期，1936年10月21日，第1734—1737页；毓英：《瘦人增肥法》，《玲珑》第261期，1936年11月11日，第3443—3447页。

(54) 《玲珑》第42期，1932年1月1日，第1652页；第43期，1932年1月13日，第1719页；第50期，1932年5月18日，第2054页；第73期，1932年11月9日，第1058页。

(55) 《玲珑》第40期，1931年12月16日，第1580页；第68期，1932年9月21日，第841页；第137期，1934年4月18日，第733页；第145期，1934年4月25日，第1250页；第179期，1935年4月10日，第728页。

(56) 《玲珑》第39期，1931年12月9日，第1530页；第151期，1934年8月29日，第1684页；第182期，1935年5月8日，第921页；第184期，1935年5月22日，封面。

(57) 何静安：《妇女裁衣时应注意之要点》，《玲珑》第192期，1935年7月3日，第1619页。

(58) 《玲珑》第43期，1932年11月21日，第1724页；第51期，1932年5月25日，第23页；第61期，1932年8月3日，第507页；第66期，1932年9月7日，第767页；第68期，1932年9月21日，第845页；第69期，1932年10月5日，第894页；第78期，1932年12月14日，第1323页；第100期，1933年6月21日，第974页；第107期，1933年8月23日，第1442页；第155期，1934年10月3日，第1967页；第174期，1935年3月6日，第480—481页。

(59) 1935年，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银星照片社为其大量发行（每期售价0.2元）的《影星照相集》系列发行了《明星健美专号》。这期不但有在歌舞团受过训练的年轻健美明星，还包括了从未裸露过肌肤的年长明星。这表明在多大程度上健美成为中国电影明星必不可少的素质。《玲珑》第189期，1935年6月26日，第1444页。

(60) 《胡蝶女士写真集》第12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第8页；黎莉莉：《行云流水篇》，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61) 《玲珑》第127期，1934年1月10日，第123页。

(62) Lee，Shanghai Modern ，pp．46，63．

(63) Ibid．，pp．65，74．

(64) 《广州选举大腿美人》，《玲珑》第198期，1935年10月21日，第2042页。

(65) 《选举上海小姐》，《玲珑》第198期，1935年10月21日，第2074页。

(66) 就是说，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新生活运动最初的靶子——的非法性源于共产党妇女的外表不符合政府设定的规范。国共两党1927年分裂之后，在“自由恋爱”的指控下，国民党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摩登”女性。有时候仅仅因为她们留短发，不缠足，或在当地有反对家族权威的名声。当电影演员黎莉莉在1940年路过陕西到内蒙古拍电影时，她被告知在西安大街上涂脂抹粉跳舞的小脚女人就是共产党。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p．137；黎：《行云流水篇》，第114、119页。

(6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30页。

(68) 《女子瘦弱的原因》，《玲珑》第137期，1934年4月18日，第727—728页；兆良：《足的故事：从缠足说到裸足》，《玲珑》第151期，1934年8月29日，第1654—1656页；《上海女中取缔女生束乳》，《玲珑》第206期，1935年10月9日，第3393—3394页；《高跟鞋的害处》，《玲珑》第234期，1936年，第1215页。

(69) 小报谣传黄不恰当的穿着是要吸引报纸的注意力，以宣传她不久要在重庆上映的电影。参阅《黄静异想天开的宣传方法》，《电声》1936年6月19日，第590页。

(70) 《妇女与蓄发运动》，《玲珑》第171期，1935年2月6日，第259—260页；《新生活运动之妇女蓄发运动》，《玲珑》第171期，1935年2月6日，第306—307页；《取缔妇女时髦服装》，《玲珑》第221期，1936年1月22日，第157—158页。

(71) 《徐来畏摩登破坏》，《玲珑》第136期，1934年4月11日，第700页。William C．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Edmonds（eds．），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9-204，here pp．190，195，认为中国男青年的军事性组织，如蓝衣社（类似意大利的黑衣社），在结合了儒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现代摩登破坏团”似乎受蓝衣社的启发。

(72) 同样的，欧洲生活改造运动的流行卫生出版物认为化妆与美容手术有悖于人的本真品格，因而怀疑其合法性。Hau，Cult of Life and Beauty in Germany ，p．180．

(73) 曹秀琳：《新女子应有之准备》，《玲珑》第3期，1931年4月1日，第79页；第4期，1931年4月8日，第124页；芝英：《腰线美的力量》，《玲珑》第3期，1931年4月1日，第89—91页；绣翎女士：《女运动家注意》，《玲珑》第50期，1932年5月18日，第2074—2075页；李明霞：《做一位现代女子》，《玲珑》第196期，1935年8月7日，第1911—1912页。

(74) 作为平常的一种衣服样式，旗袍既可能被看作与健美格格不入的奢华奇装异服，也可能被视为与健美相符的简朴穿着。这决定于衣料、裁借与装饰风格。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2，认为“产品的生产条件，而不是某种类型的产品或样式的起源国决定该产品或样式的国籍”。关于德国如何视妇女时髦装束与腐化虚假的都市生活相关，因而加以反对，参阅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p．55。

(75) 琼：《谈德国禁女子涂脂粉》，《玲珑》第107期，1933年8月23日，第1399—1401页；假新郎：《敷粉也是艺术》，《玲珑》第3期，1931年4月1日，第91页；韵舫女士：《脂粉风潮：我国教育界有无感想》，《玲珑》第13期，1931年6月10日，第443页；《学府变为脂粉场》，《玲珑》第130期，1934年1月31日，第263页；华生：《从德国的卫生服装运动谈到中国时髦妇女的洋化》，《玲珑》第221期，1936年1月22日，第167—169页。

(76) 陈慕兰：《谈妇女与奢侈品》，《玲珑》第240期，1936年6月10日，第1669—1671页。

(77) 莲：《在国势危殆中，新女性应该怎样》，《玲珑》第260期，1936年11月4日，第3328—3330页。

(78) 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246-270，认为，清末以来，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作家们将娼妓与民族之积弱与寻求现代化联系起来。这在“国难时期”尤为明显。

(79) 《长沙妓女配桃章》，《玲珑》第173期，1935年2月27日，第445页；《太原反对妓女烫发革履》，《玲珑》第184期，1935年5月22日，第1131—1132页；《太原妓女实行烫发和穿高跟鞋》，《玲珑》第185期，1935年5月29日，第1210页；《汉口将划定娼妓区》，《玲珑》第191期，1935年7月3日，第1574页；《取缔妇女时髦服装》；《广东妇女不用头巾》，《玲珑》第221期，1936年1月22日，第186—187页。

(80) 《南北极》，《玲珑》第153期，1934年9月19日，第1805页。

(81) 《日本艺妓和女招待一齐加入国防运动》，《玲珑》第283期，1937年4月28日，第1225—1226页。

(82) 为树立新的贤淑形象，她们试图学习传统的浪漫评剧之外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现代话剧。《关于首都歌女的训练》，《玲珑》第240期，1936年6月10日，第1645—1646页；《首都妓女之进步》，《玲珑》第137期，1934年4月18日，第726页。

(83) 《镇江组织教坊女子民众学社妙文》，《玲珑》第190期，1935年6月26日，第1525—1526页。

(84) 《太原反对妓女烫发革履》。

(85) 《取缔妇女时髦服装》；《镇江组织教坊女子民众学社妙文》。

(86) 《妇女与蓄发运动》；蓬子：《蒸汽烫发在杭州》，《玲珑》第221期，1936年，第184页。

(87) 萍子：《取缔男子奇装异服》，《玲珑》第158期，1934年10月24日，第2101—2103页；《男女露体罚做苦工》，《玲珑》第197期，1935年8月14日，第2061—2062页。

(88) 几份来自北京的电报向教育部请愿，要求禁止袁良取缔男女同校，以保护教育质量。同时，河南教育局局长宣布为省钱和发展普通教育，要在1935年合并男女中学。妮：《别开生面的禁令》，《玲珑》第151期，1934年8月29日，第1651—1653、1709页；《平市筹设女子公寓》，《玲珑》第191期，1935年7月3日，第1572页；《男女裸体游泳》，《玲珑》第191期，1935年7月3日，第1573页；《豫实行男女同学》，《玲珑》第198期，1935年10月21日，第2143页。

(89) 静子：《外国作家的中国女性观》，《玲珑》第194期，1935年7月24日，第1760—1762页。

(90) 《禁止裸足声中一反音》，《玲珑》第151期，1934年8月29日，第1664—1665、1709页；琳君：《取缔妇女裸体》，《玲珑》第152期，1934年9月20日，第1715—1716页；柳眉女士：《社会复古倾向中妇女应有的自觉》，《玲珑》第157期，1934年10月17日，第2035—2038页。

(91) 《“三寸金莲”与新生活》，《玲珑》第158期，1934年10月24日，第2114页。

(92) 山西一村姑：《请救济赤足裸体》，《玲珑》第154期，1934年9月26日，第1856页；《禁止裸足声中一反音》；柳眉女士：《社会复古倾向中妇女应有的自觉》。

(93) 《禁止裸足声中一反音》。

(94) 秀娟：《露腿发生问题》，《玲珑》第4期，1931年4月8日，第112页。

(95) 启秀女士：《裸体文献》，《玲珑》第191期，1935年7月3日，第1519—1522页；英梧：《裸体美溯源》，《玲珑》第183期，1935年6月5日，第1034页。

(96) 《玲珑》第29期，1931年9月30日，第1076—1077页；第39期，1931年12月9日，第1532—1533页；第50期，1932年5月18日，第2069页；第53期，1932年6月8日，第120—121页；第60期，1932年7月27日，第460页；莉莎：《自然生活与德国女性》，《玲珑》第88期，1933年3月22日，第344—345页。

(97) 曾纳：《裸体大集会之惨剧》，《玲珑》第56期，1932年6月9日，第281页。《盗劫裸体主义者》，《玲珑》第197期，1935年8月14日，第2060页；芬珍：《芬兰之裸体主义》，《玲珑》第221期，1936年1月22日，第178—179页；《香粉寮的冬季裸运场》，《玲珑》第271期，1937年1月27日，第311—314页。

(98) 马小进：《谈裸体》，《玲珑》第189期，1935年6月26日，第1441—1442页；第191期，1935年7月3日，第1528页；香村：《裸体家庭》，《玲珑》第241期，1936年6月17日，第1794—1798页；《美国的裸体学院》，《玲珑》第271期，1937年1月27日，第312—313页。

(99) 《玲珑》第2期，1931年3月25日，第46—47页；莉莎：《自然生活与德国女性》；《哈埠之亚当夏娃》，《玲珑》第97期，1933年5月31日，第763页；《东京无处女》，《玲珑》第169期，1935年1月23日，第143—144页。

(100) 《玲珑》第43期，1932年1月13日［误标为1931年］，第1723页；第102期，1933年7月12日，第1103页；第206期，1935年10月9日，第3344页；兆良：《裸体与服饰》，《玲珑》第225期，1936年2月26日，第463—466页。

(101) 谈锡山：《裸体，伴宿，侍合屋：异国情调》，《玲珑》第232期，1936年6月24日，第1025—1027页；《清室之溜冰运动》，《玲珑》第225期，1936年2月26日，第526—527页；第228期，1936年3月18日，第724—725页；瑶芳：《广西瑶人妇女的生活》，《玲珑》第97期，1933年5月31日，第7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