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鉴赏与创新素养培育

陈军

一、读诗的基本意义

从创新能力培养上看，创新能力是人的行为表现，而创新的动力，则是人的内心觉醒系统。觉醒是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其生长的立足点就是人文精神沃土。因此，讲创新能力培养就离不开人文精神启蒙。实质上，二者相辅相成。

从中学语文学习任务上看，中学阶段教育，我认为就是围绕“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基础、人文基础——而施加全面的奠基与影响。各个学科都有人文启蒙与创新奠基的功能，而语文，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教育更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中学生正处于读诗的年龄，这个生命的季节竟然始终没有诗，后果堪忧！

从我国文化传统上看，我们的祖先原是最富有诗性的。诗由歌起，歌由性生。所谓“诗性”，在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充满神奇想象，洋溢丰富联想，激荡瑰丽夸张的神话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现。这里要强调的是，我所提倡的诗性延续，就是对于优质民族性的高扬。正如我们不能否定我们的民族劣根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的民族“优根性”。“优根性”，就是民族诗性，就是祖先人格遗传基因，也就是豪迈的、浪漫的、追求的中华民族生命本性。

13世纪末，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文主义，更是突出了以人生意义、价值及修养为探讨本源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倡导以复兴古代文明，进行精神建构为路径的同时，又倡导以健全的自由思想为面向未来、时时进化、时时创造的人生主旨。这一点，更强化了我们人文启蒙的哲学立意。

二、读诗的一般途径

（一）培育内心诗性，生成跃动的想象与联想的浪漫情怀

诗言志，思无邪，诗是最诚实而又坦率的内心诉求。这不仅指诗的内容，也指诗的语言形式。优秀的诗人总是创造出代表时代、引领时代的“时代句子”。因此，读诗，既是从内容上吸取个性思想的滋养，又是从形式上学习时代句子的创新。读诗的境界应是：个性思想与时代句子在完成了对心灵的滋养之后，心灵就开出了自我的花朵，这就是浪漫情怀的构建与生成。

浪漫情怀为什么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是具有了重要的“向往性心理倾向”。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保持美好的向往，是人的心灵上最圣洁的光辉，是人的生命中最动人的华章。

浪漫情怀的培养抓手就是“联想”与“想象”。所有的创造论者都强调“联想”与“想象”的重要性；而“联想”与“想象”又只能是通过后天培养而得以强化的。后天培养的途径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文学阅读与写作，尤其是读诗和写诗。比如，《诗经》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是最早把游子的感情与外物的状态融为一体的名句。钱锺书先生由此对“依依”之学用略作了梳理，说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一诗“远树依依如送客”，“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著迹留痕也”。钱锺书先生指李商隐写得好。李商隐《赠柳》有云：“堤远意相随。”钱锺书先生引《随园诗话》之评“真写柳之魂魄”而赞之；引之不足，又说“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相随’即‘依依如送’耳”。（《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

从“联想”与“想象”能力的培养的必要途径和特别效能上讲，这个例子给我们的学习启示是：其一，物我一体，开放心灵。把“我”放置于大宇宙中，或是把天地万物移于几上，这是最重要的内外沟通、借物抒怀的创造性思考活力和内心诉求意向。由此及彼联想，无中生有想象，不仅仅是技巧上学习，识其“小”；更要从心灵开放上学习，通其“大”。无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还是“远树依依如送客”，再是“堤远意相随”，都体现了物我一体的共同特点。长期体会这样的作品意趣，不只是得到了审美体验，更是促进了心灵世界的洞开与拓展。其二，意在神通，创无止境。《诗经》的贡献是，把“我”心之缠绵与树态之“依依”联系起来，用“我之心”来推断柳之意，明写柳，暗写“我”。“远树依依如送客”的贡献是，沿用旧句，改创新意。一个“送”字，既可说失在欠含蓄，也可说得在更分明，突出树对“我”的百般依恋，也就更强烈表达了我内心的千般难舍。“堤远意相随”，妙在“随”字简省、含蓄、有神。从学习“联想”与“想象”的一般技法上讲，只要举一句为例即可。而要从学习“联想”与“想象”的精神来讲，则必须尽可能地追根索源，类比编纂，从而得其意趣与神髓也。(https://www.daowen.com)

内心具有了诗性，就形成了联想与想象的习惯，由此，人就有了创新冲动。观物而不孤，触类而旁通，此认识事物之境界，亦认识者胸中有丘壑之心境也。这样的内心世界，是时时跃动着的，向往着的，如此，眼中的世界也就必然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可见，向往之心境是创新行动之前提。

（二）培育观察敏感，生成广阔的追寻与发现的探索视野

视野的广阔性是由无数的视点与观察细节构成的。登楼一望，远山近水，天光草色，呈现出若干细节与特写，从而形成认识的多维空间，这才是观察与思考的视野。思想的视野更是如此。多元的思想颗粒熠熠生辉，才使思想空间广阔无限。2011年诺贝尔奖文学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写得少、写得好是他的信条。因此，他的每首诗都是通过词语的“炼金术”而成为一流作品。正是这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他戴上“用凝练透彻意象打开通往现实新径”的桂冠。他擅长用精准巧妙的描述让读者进入具象空间，然后突然更换镜头，放大细节，变成特写，让飞逝的瞬间发出光彩。比如他的名句“蟋蟀疯狂地踩着缝纫机”“蓝天的马达声是强大的”等，激烈的情感在节制冷静的词语间奔流（转引自《文汇报》，2015年3月30日)。其实，这也是其他杰出作家笔下共同的词语特征。著名作家陈忠实说，“要写出时代的句子”，就是指要写出有个性的、揭示时代特征的、别人超越不了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来自内心对现实的敏感，来自眼睛对现实的敏锐观察，来自观察中的独特思索。读文学作品就是通过这些句子，来揣摩作家、诗人的思考与发现。不同诗作，不同作家的时代名句积累得越多，认识世界的视角就越多样，视野就越广阔。这些句子，既是表达的凭借，思考的跳板，也是创新的火种与酵母。

读诗之“句子”，关键是研究“称物”的特殊性。我们常常称道“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的不可替代性，其实，孤立地赞赏也未必能以理服人，综合考察才能见其真谛。用“绿”并非王安石之首创；形容词用作动词也不过是用词技巧。只有把“绿”的文化意义与王安石的人生意义，把该句与末句打通，如此综合体味，才能认识到“绿”的“称物”的准确性和艺术性。王湾有五言诗《江南意》曰：“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这首诗后来又改为《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方回《瀛奎律髓》选《次北固山下》，评曰：“《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周伯弼《三体唐诗》、沈德潜《唐诗别裁》也选用此篇。而《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则选《江南意》。以《江南意》为佳者，认为颔颈二联，描写江南独有的早春气息，词句尽称“江南春”之物态。以《次北固山下》为佳者，认为全诗以游子心思为主旨，颔颈二联词句尽称游子对江南早春的心理上的独特敏感，意境更加绵邈。顾小谢《唐律消夏录》之评深得施蛰存赞赏，顾曰：“第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第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曰‘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显然，这是从北人之“生眼”角度而揣摩词句称物之理趣也。不仅全诗评价大异其趣，即便“潮平两岸失（阔)”一句也起争端。沈德潜以为“失”好：“两岸失，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施蛰存则认为“‘阔’字好得多，若‘失’，则潮水泛滥成灾了。如果从‘平’的情景去体会，我以‘阔’是作者的改定本”（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以上争议孰是孰非，无法定于一评，而这，恰恰是我们读诗的极好材料。词句“称物”极为复杂，从“北人”视角，尽显“春”之新意；从“游子”视角，则尽显“心”之旧意也。诗句的特殊性，就特殊在“自然”“心境”“词句”三者之间的互为表里的熔铸上。一切景语皆情语，说的就是熔铸的成果。而揣摩这番机趣，好就好在能打磨机敏视线的亮度。

（三）培育思考理性，生成坚实的类化与推断的思想逻辑

诗是感性的产物，更是理性的结晶。读诗培养的不仅是激情与泪水，更在于思想以及思想组织与表达的逻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之词论揭示了词格的区分标准，也揭示了读诗的核心。

推断，掩映在诗句的青枝绿叶之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样一首写景小诗，竟然充溢着五层推断理趣：一是因“闲”而能眼察花之“落”；二是因“静”而能心感山之“空”；三是“闲”又是一二句的总按钮，由于“闲”，所以物我一体，处于超越物“静”而升为心“空”的意境。果然如此吗？非也。月之“出”导致鸟之“惊”；鸟之“惊”导致涧有“声”。这个“动”，使得刚刚完成的静而空的意境彻底瓦解了。果真瓦解了吗？非也。这个“鸣”字实则使静空之境又增其一倍之感受矣！这就是我国写景小诗的情景因果与情理推断。宏大的思想质疑，代表作无疑是屈原的《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全诗一千五百余字，无句不问。凡问，均置思考于绝地而无解。凡问又结合各类天文地理人事等相关知识，引人走向思考的浩宇。文论家王瑶说：“《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篇，形式用的是像《诗经》一样的四言句，内容全是问语的口气，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其中有对天体构造、古代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生观念等各方面的问题。这里表现出了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对自然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关心，以及对传统信仰的怀疑精神。”（《文艺学习》1954年7月号)朱自清把奇特处讲得更具体：“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经典常谈》)思维之跳跃，想象之开放，追问之广阔，求思之不得，这些，都建立在诗人对现实的确定性认知基础之上，也正是对现实有确定认知，所以才生发出对现实的种种质疑。“知”和“疑”构成了辩证统一，也是屈原的精神传统。读屈原，无疑是读他的这一精神逻辑。后人也有模仿的，如宋朝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对此，王国维评曰：“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辛弃疾虽不明月轮绕地之理，但他的“问月”，显然不同于苏轼问月以“兼怀子由”，而是学习屈原之“天问”，来宣泄内心的积郁，借用“问天”，指向“问我”；“问我”不得，转向化为词而问人。无独有偶，都反映出诗人内心的辽阔与思想的浩渺。辛弃疾之“问月”，凡六问，均无解，虽不及屈子之问浩瀚汪洋，但也搭起了探问高梯，多少能够引导我们放眼天涯。

让我们的心灵丰富、复杂、痛苦、忧思并跃动起来。这便是觉醒。如此，才有创新的世界。

上海市英语特级教师。196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曾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无锡师范学校英语系和上海大同中学任教，兼任上海市英语教师培训基地的顾问和上海老年大学英语教师。获上海市先进教师和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园丁奖。现参与上海市英语中小学教材和课标的审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