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对实用主义的关注较早。受到1955年开始进行的那场从上到下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的触动，我当时就有过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实用主义的想法。除了阅读了一些实用主义的材料外，还阅读了一些更为广泛的西方哲学的材料。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使我不可能对实用主义有合乎实际的了解，但却由此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兴趣。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教育领域尝试恢复学位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少数重点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尝试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我由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西方哲学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转入西方哲学专业后，我需要补哲学基础课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基础课程。在后来的许多年内，我并没有多少时间去专门研究实用主义。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几乎被全盘否定。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又最强，我自然也不敢多涉及实用主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得到恢复。我个人在研究中感到，从马克思主义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说，实用主义也许最具有典型意义。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十多年中，我一直把实用主义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总是力图能有某些创新和超前意识，但又不敢贸然超越国内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底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当时仍居支配地位的“左”的批判框架下进行的，但又力图尽可能使之具有某些求实的内容，肯定它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当时发表的一些关于实用主义的论文以及1983年出版（1981年成稿）的《实用主义述评》都是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批判框架，但又在尝试能否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当时为了编写皮尔士、詹姆士、杜威、胡克的评传，我又重新阅读了实用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杜威的原著，深感旧的批判框架与杜威等人的理论的实际所是相差甚远。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对实用主义重新进行评价。在写这些评传时虽然仍未敢摆脱旧的批判框架，但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思考，特别是材料上的准备，想望在时机成熟时能实现某些突破。经过几年的酝酿，我在1986年终于写成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分节标题的醒目的方式（“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对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流行了半个多世纪、被认为不可动摇的权威论断作了公开和全面的否定。为了尽可能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麻烦，我当时还只是想在同行专家的小范围内试水，不愿有过多张扬，因此将此文发表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以书代刊的《现代外国哲学》（1987年出的第10辑）上。也许我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同行专家的共同心声，发表后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共鸣。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趁势于1988年在成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我的见解与许多同行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为他们进一步论证和发挥，大体上成了我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大部分学者的共识。这次全国讨论会事实上成了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使这方面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求实评价的新时期。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致力于把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扩大到重新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又是经过几年的酝酿，我在1996年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其中明确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 第一，由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不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第二，这一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二者殊途同归。后来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论文（大都由《新华文摘》转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的现代哲学历程： 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国RVP英文版2004年）、《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 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探索、沟通和超越：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和发挥。这两个观点同样是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阵营长期流行的权威观点的否定，它们的提出对后来在我国兴起的马哲西哲比较研究也起了一定的激进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从21世纪起，在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同时，我又把比较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对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的研究。在我的倡议下，2004年在复旦大学成立了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其第一个特大型课题是组织国内著名专家参与翻译37卷本《杜威全集》（外加1卷索引和1卷补遗），为深入地研究杜威各方面的理论提供全面、可靠的文本。与此同时，我们已开始对杜威哲学的重新研究。又是经过多年酝酿，我在2005年发表了《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一文。该文把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第二，杜威的哲学的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第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殊途同归。这种提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杜威哲学的简单否定的评价，而且对杜威哲学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哲学而作了高度肯定。特别是指出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有原则区别，但在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此文还只是我们的重新研究的开始，我们将与杜威全集的翻译相结合，开展深入具体的研究。最近两年来，我又陆续写了几篇有关杜威的文章。新近完成的《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进一步将对杜威等人实用主义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实践的转向是现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对立统一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等新观点。

在中国从事杜威和实用主义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的现实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揭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由此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发生过和可能发生的影响。关于杜威和实用主义过去发生过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专家作过富有成果的研究，我个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至于如何估计杜威和实用主义未来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影响，除了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和文化发展背景外，最要紧的还是进一步研究杜威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它们在什么程度上和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现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我们已经从事过、还将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能取得较好的成果。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书稿大体编辑完成了。从构成说，它是由不同时期独立成篇的论文汇集而成，但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各篇章之间有着一定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它也可算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专著。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和认识的发展历程。尽管我个人的研究和认识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只是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的全豹之一斑。但从这一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出这一时期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曲折而又毕竟存在的进步。这也正是本书可能存在的价值。

刘放桐

201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