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场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以来，实用主义一直被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诡辩哲学”“市侩哲学”。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学界没有人怀疑，但由于这种定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威意义，因此几乎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理论领域可谓是百废待兴，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本身的理解上拨乱反正，特别是纠正“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和篡改以及“凡是派”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扭曲，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由此而受到高度重视。至于其他领域，都只能在服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的前提下开展一些初步的恢复和准备工作。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1978年和1979年分别在芜湖和太原举行关于西方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在我国都是第一次，它们对在我国恢复西方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一些专家甚至在会议上建议对长期在我国哲学史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所谓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重新加以认识，克服它的不当之处，并要求重新讨论和确定哲学史的定义，以便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这种建议毕竟还是较温和的。一涉及对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具体评价，大家还不得不有所克制，因为在这方面当时的禁忌还很多。就对实用主义的具体评价来说，情况更为困难。这大概与当时对“四人帮”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有关。(https://www.daowen.com)

“四人帮”覆灭后，哲学界许多人纷纷就他们的哲学基础提出种种看法。其中得到认同最多、在哲学界谈论得也最多的是认为“四人帮”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有的专家还从张春桥和姚文元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过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对实用主义有所了解来作为他们自觉地贩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根据。当然也有其他一些提法，例如有的人认为“四人帮”的理论基础是唯意志主义。不过总的说来，认为是实用主义的占明显优势。有的专家还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从以往人们对实用主义所作的解释来说，这些专家把实用主义看作是“四人帮”哲学的理论基础未尝没有道理。问题在于以往对实用主义的解释是否客观和准确以及“四人帮”是否对实用主义实际所是作过研究或者至少是否有较多了解。这不是按照传统理论模式写几篇文章所能讲清的，应当对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重新作出研究，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阐释实用主义的文章着重点还在延续以往的批判。根据对实用主义的重新研究、并对之作出新的解释的文章很难找到。

我个人对实用主义的研究起步算是较早的。20世纪50年代我就已开始接触实用主义的原著，对当时的一些批判文章不敢苟同。虽然还没有按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对之作出较为客观的解释的能力，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但当时想到过以较“合法”的形式尽可能对实用主义作出一些相对客观的阐释。由于在“文革”前我在复旦大学曾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过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并写成了相当部分流派的讲义。“文革”期间停顿。“文革”后我立即有了重新把讲义写完的打算，争取能成为一部教材。在当时大批判的氛围尚未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我当然只能按照旧的批判模式来写，如果能在某些方面突破简单的批判模式而能容纳一些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的实际内容，我自己就会感到有几分满足了。这倒不是为自己无能作辩护，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从个人的能力来说还是思想文化环境来说，我最多也只能做到如此地步。要写出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实用主义当然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它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被简单否定，它之被当作“四人帮”的哲学基础更增加了对它作出客观评价的困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实用主义同样暂时沿用传统的批判模式，尽可能列出一些关于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的内容，在能够作出某种肯定而又不致存在风险的地方对它们作出某些肯定。这样既可不被那些坚持旧的批判模式的人士指责为离经叛道，又可适当提出一些有关实用主义的较新的内容。与同时期那些批判“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论著比，我的论述也许算是最开放的了。但采用的毕竟还是一种仍有较大保守性的批判模式，这对我个人当然是一种悲哀，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从“十年动乱”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陆续发表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论批判》（《复旦学报》）、《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文科教学》）、《实用主义的实践观述评》（《现代外国哲学》）、《论詹姆士的激进经验主义》（《外国哲学》）、《实用主义的天才论述评》（《现代外国哲学论集》）、《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胡克哲学述评》（《复旦学报》增刊）等论文。这些论文谈论的其实都是我当时撰写的论著《实用主义述评》的内容（《述评》出版于1983年，但成稿是1981年，出版前只作过少量修改）。考虑到《述评》中对有关问题的交代较为清楚，因此我在本书中选用了《述评》中的四章：第一章，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状况；第三章，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方法论；第五章，实用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第六章，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其中最后一部分取自我后来写的胡克评传）。该书中的经验论和真理论两章更为重要，因下一部分中选用的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评传中对这方面有更为具体的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述评》和上述论文都是在旧的批判框架下写出的。这与我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大体一致。其中所表达的观点与我后来在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重新研究以后得出的观点自然有很大差别，其中不少观点正是我后来力图超越和克服的。无论对我个人或我国哲学界而言，这些观点大都已过时。但是，它们不仅体现了我个人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大概也体现了我国哲学界在那个阶段对实用主义研究的大体方向。对年轻读者来说，了解那个阶段的状况也许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