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是为了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投石问路而写的。本文在同行专家和读者中引起的共鸣提高了我摆脱旧的批判模式来修订《现代西方哲学》的信心。但是，无论是该文还是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也都局限于对传统的批判模式的破除，至于究竟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作出较为全面的求实的评价，特别是如何联系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揭示这些哲学流派对以往哲学的超越，以及这种超越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都还没有具体涉及。主要原因是我当时对这方面的问题还缺乏研究，没有能力提出有根据的见解。另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出现的动荡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风波也使我感到，要对这方面的问题发表与传统观点相悖的见解，必须慎之又慎。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期我较少发表文章，更未提出有悖于传统观点的见解。但我并没有停止对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思索。恰恰相反，我一直在考虑怎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不能简单地把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那么究竟怎样来评价它们呢？它们与前此的西方近代哲学以及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那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编写教科书的需要促使我接触并尽可能熟悉现代西方的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促使我去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系。正是这种研究使我发现它们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种超越主要也不是像以往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由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使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主客分裂和绝对理性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等局限性，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哲学发展转向现实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如果这种论断能够成立，那么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就成了西方哲学发展上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它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https://www.daowen.com)

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这种评价是否会将其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相提并论以致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呢？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为此，我重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具体考察了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过程。我由此认识到，从思想文化背景来说，马克思所面对的同样是以主客分裂和绝对理性主义、独断论和怀疑论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因此在克服这种思辨形而上学上，或者说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家实现的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必然有着共同之处。但是，从社会阶级基础来说，马克思与这些西方哲学家有着天壤之别。与西方哲学家本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不同，马克思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导师。马克思不是从纯理论上，而是从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统一中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马克思一再强调他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的一致性。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不仅自觉地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而且自觉地为人类哲学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哲学发展的方向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因此，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高度体现。西方哲学家实行的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尽管也具有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意义，但他们大都不是自觉地、而往往是以扭曲的形式在有限的程度上实行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范围内实现这种转型的；他们的哲学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前进方向。

肯定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不仅不会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相提并论，反而可以更好地揭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因此尽管我的见解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阐述的观点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对后者的否定，我还是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我1996年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就明确地表述了上述观点。经过《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的全文转载，这些观点引起了哲学界的较大关注。它们当然不为那些坚持传统观点的人所接受，但却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中以及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部分中青年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有的专家甚至说这些观点“振聋发聩”，“为现代西方哲学摆脱对西方哲学的旧的、近代的研究方式而提高到一个更新、更广阔的视野，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我在此着重提及我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见解，是因为这些观点的提出与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直接相关。在揭露和批判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上，在倡导哲学应当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上，具有美国国粹意义的实用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中最具有典型意义，而杜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实用主义哲学家中又最具有典型意义。我在研究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时，利用得最多的材料就是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但是，我并不是仅仅依据实用主义，而是将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其他哲学流派联系起来。我发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较为直接的论述往往也能在其他哲学流派的哲学家的理论中找到。他们虽然往往没有像实用主义哲学家那样说得那么直接、明确，但基本含义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实用主义所体现的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正是考虑到我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研究与对实用主义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部分选编了两篇关于转型的一般论述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相同，第二篇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第一篇文章的补充。另外考虑到实用主义在实现近现代转型上虽与欧洲哲学大体一致，但毕竟具有一些美国的特殊背景，选编了两篇有关美国背景的文章。另外，《皮尔士与美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本书第二篇中的皮尔士评传在具体内容上存在较多重复，但整篇文章是按一种新的评价方式来写的。除此以外，我把新近写成的《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也收入此篇。这篇文章把我对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和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较好地结合起来了，还对过去只是含蓄地暗示过的两个重要观点作了明确的阐释。一是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转向，这与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转向是实践的转向大体一致。至于流传甚广的所谓语言的转向、存在论的转向等都只是实践的转向的表现形式。二是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