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
第十四章 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
一、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近代哲学的意义
不同倾向的哲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评价往往大不相同，但他们都会承认，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近现代之间发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转向、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对西方社会和哲学发展史的深刻分析，揭示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也对传统欧洲哲学采取批判态度，要求对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并纷纷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那时以来，在西方哲学界不断传来各种转向之声，例如语言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等等。它们的意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也往往有得以成立的理由。究竟何种“转向”更加深刻、更能体现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变更，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极不相同的回答，在西方哲学家内部也往往难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包括它们的理论前提、研究的问题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它们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目标等方面）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改变哲学发展的方向上，在对哲学问题的提法和回答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共同之处。正是后者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从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转向的主要标志。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有较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当然需要对各家各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但也应研究它们的共同之处，特别是那些使它们与近代哲学区别开来的特征。这也就是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化在整个哲学发展上所具有的真实意义。
对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我国哲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以往大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如下两种看法曾相当流行。第一，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一定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存在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求的合理和积极因素，而自此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西方哲学则主要是作为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不可能包含合理和积极因素，在理论上表现为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第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克服了以往西方哲学的种种缺陷，继承和发扬了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并由此而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现代西方哲学恰恰相反，它们抛弃了西方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而发挥了其消极、落后以至反动的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处于根本对立地位。这两种看法密切相关、互为表里。人们无论从理论上或历史现实上都可以为其找到印证的理由。问题是：这些理由是否具有普遍和绝对的意义？或者说现代西方哲学是否只能是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堆集而成？是否应当简单否定？在“左”的年代，人们很少、实际上也难以对之作出真正合乎实际的考察。
随着“左”的影响的不断克服，人们开始对一些过去几乎被认为无容置疑的结论重新加以研究。对上述问题人们不再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在不同程度上企图对之作出求实的分析；他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从原则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同时对后者不简单否定，而是试图发现其中可能包含的合理和积极因素，有的人还企图将其与对中国传统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更为符合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的需要。然而，如果不重新认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真实意义，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习惯了的那种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所具有的进步和革命含义，也不能如实地认识西方近代与现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真实联系，从而不能达到上述哲学研究的目标。
为了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的真实意义，必须重新从整体上认识和评价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它们的成败得失。
二、西方哲学在近代的转向和进步
对于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的近代西方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它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上所处的重要地位，除了个别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和个别当代后现代主义者外，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尽管哲学家们因立场不同而对这一时期哲学的评价和取舍标准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它们所具有的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的进步意义。
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是统一的。从理性不仅是人所固有、而且是人的本质属性来说，理性精神实际上就是人文精神；从人文精神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肯定人本身所固有的理性的权威地位和力量来说，它必然突出地表现为理性精神。当时的许多先进思想家都力图确立人的独立地位，在不同程度上使人摆脱对神的从属关系。他们对作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贬低理性和抬高信仰为特征的传统宗教和神学以及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由此来论证和讴歌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并否定立足于后者的哲学对神学的依存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特别是人文主义者）就已把具有理性的人当作他们关注的中心，把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促进人性的解放当作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他们号召人们冲破传统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禁锢，把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国返回到现实的人间。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各种派别的分野，但各派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有着很大一致。笛卡儿运用理性演绎法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固然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体系，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也同样以尊重和颂扬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即与盲目的信仰相对立意义下的理性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培根哲学中，“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1]。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大都把理性当作是人的本质，并把是否符合理性当作衡量是非善恶美丑的根本尺度，由此对理性主义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康德揭示和批判了以往哲学家停留于理论理性（认识和科学领域）所必然陷入的矛盾，企图通过论证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来克服这种矛盾，以此使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得到确证；同时他又把理性由科学所属的理论领域扩展到道德自由所属的实践领域，扩大了理性的作用范围。他关于限制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的口号的真实含义也正在限制理论理性的作用范围、肯定与之不同的实践理性，而不是排斥理性和倒向传统意义的信仰主义。黑格尔在揭露和批判包括康德在内的前人的理性主义的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主义体系。正因为如此，这一整个历史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近代西方哲学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理性精神与随着自然科学兴起而出现的科学精神是互为表里、彼此促进的。当时的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从神学以及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家们已不再援引神力（天启）去洞悟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去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这种认识和研究的成果有时达到了可以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的程度。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和牛顿这些科学大师的发现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光辉的范例。自然科学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桎梏下的这种解放促进了哲学获得同样的解放。哲学已不再像在中世纪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而是人本身的意识、即理性的产儿。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凡人所需要了解的一切均可通过人本身的理性获得，而且能做到像数学推理一样清晰和精确。这样，自然科学的胜利也就是理性的胜利，或者说是理性和人文精神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哲学的胜利。
近代西方哲学在从当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获得其所需的论据和知识材料的同时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这具体表现在它们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成果从哲学上作了总结和概括，不仅以之为基础而重新提出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更为自然科学以及人的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这对近代自然科学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儿的理性演绎法正是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典范。他们以后的许多哲学家，特别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论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认识的辩证法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论述。康德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成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可谓集古典西方哲学的辩证法的大成。
这种在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深入和具体的研究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已普遍地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反省思维的基础上，克服了古代哲学所特有的素朴性和直观性。这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转向，使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当时的哲学家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哲学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作关注的核心，但他们的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区别。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醌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这意味着认识论的转向之得以实现，西方哲学发展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哲学基本问题之明确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可以说正是后者的结果。因为没有主客心物之明确区分，就谈不到建立以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更谈不到有认识论的转向；而且，哲学基本问题之明确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等关系问题也意味着确立了人作为主体的独立地位，肯定了人本身具有的理性（包括人的感觉、思维、情感、意志等多种形态的心理意识活动）能力使人不仅能认识世界，而且能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处理与其所面对的世界的关系。
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主客、心物、思有关系问题的明朗化及由此导致的西方近代哲学中认识论的转向的实现，与西方各国由封建的自然经济制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是一致的。它不仅对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近代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这种转向，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就不能得到确认，以肯定这样的主体的地位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充分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体制就无法建立；没有这种转向，就不可能有对自然界的深入具体的探索和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这种转向，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从对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认识论转向和哲学基本问题的明朗化的重要作用既表现在确立了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又表现在促进了近代唯物主义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特别是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的斗争。正因为如此，与古代和中世纪相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构成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主要内容。谁如果离开或忽视这种对立和斗争，就不仅不能深刻理解、而且还会歪曲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真相。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唯心的对立来概括全部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更不能简单用这种对立来概括某一历史时代的哲学的成败得失，即使在这种对立特别突出的近代哲学中也是如此。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是表明二者对上述主客心物等关系的问题作了相反的回答。除此之外，“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3]。恩格斯严厉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庸人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崇尚道德理想、把唯物主义说成是追求享乐、吝啬、虚荣。他认为对二者不应作出某种偏颇的价值判断。不能认为唯心主义进步、唯物主义落后，反之亦然。“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4]恩格斯接着谈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人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他认为包括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在内的绝大部分哲学家都对之作了肯定回答。这意味着对这方面问题的回答与唯物唯心的划分也无直接联系。
因此在讨论和评价西方近代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上所取得的进步时，不能将这种进步仅仅归结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事实上，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哲学不仅有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有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笛卡儿被认为对近代哲学的正式形成起过关键作用，但这主要并不在他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物理学，而是他从“我思”出发建立起来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后者为近代主体性（理性）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至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作用，更是一再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高度肯定。总之，就在近代西方起过进步作用的哲学来说，唯物主义无疑是其主流，但简单地用唯物唯心来为一切是非对错划界、对唯物唯心作出本来并不（至少并不必然）隐含的价值判断，看来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为了更为全面地认识西方近代哲学的成败得失，似乎应当从体现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倾向，特别是其人文和科学精神的理性主义精神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对之加以分析。
三、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
体现了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理性主义精神使近代西方哲学取得了光辉夺目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主义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虽然以反省（理性）思维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然而它之以主客、心物等分离为前提又往往使人忽视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
当欧洲人从中世纪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先进思想家们纷纷拨开神学的迷雾，重新开始探索古代先哲们既已提出并进行过较为笼统的研究的关于现实世界的本质、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人从旧式的神学禁欲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面向现实人生。对人文精神的倡导是当时哲学的主旋律。理性在当时实际上被理解为具有广泛含义的人性；而世界在人的目光下也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特性。甚至在被马克思称为“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鼻祖”的弗兰西斯·培根那里，人和世界大体上仍是活生生的，“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5]。不过，他们对理性的这种认识仍是笼统的，带有很大朴素性。
在近代西方哲学往后的发展中，对人的心理意识活动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具体。17—18世纪的哲学家分别对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作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制定了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起了重大作用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然而他们在取得这些重大成就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各种认识活动之间的联系，更未能看到人的认识活动与人的情感意志等活动的联系，把本来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等分割开来，各执一端，由此走向了都有很大片面性的经验论或唯理论。人和世界也都被狭隘化了。人的理性往往成了与具有多方面价值和意义的人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在唯理论者和思辨哲学家那里）或工具理性（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后二者表现形式虽不同，在与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相分离上则是一致的。人被抽象化成了狭隘的理性的化身，世界也成了由这样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马克思就培根以后近代唯物主义的这种片面化倾向说：“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6]马克思的这段话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本来在唯物主义上比培根更为彻底和系统的霍布斯怎样由于把理智片面化和绝对化而使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毫无血肉”。霍布斯如此，其他近代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大都如此。
近代哲学之“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必然导致一系列极端化的结局。这首先表现在把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一切都纳入理性框架，把哲学变成一种无所不包而带有浓厚思辨性的理性形而上学。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17世纪以来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的胜利直接相关。以理性为基础的数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使许多西方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无上权威，可以作为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对理性的倡导由此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建立和判决。任何科学都由理性概念构成，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为真伪标准；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都应由理性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秩序应当是理性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体系。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正是在理性的这种五彩光环照耀下从事哲学活动的。他们以为，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只要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就可以用以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甚至存在体系。而一旦这样的哲学体系被建构出来，就应当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就具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无上地位，哲学由此被当作“科学的科学”。
这种由绝对化的理性概念建构出来的哲学体系必然带有强烈的独断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这在理性派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笛卡儿由绝对可靠的“我思”出发构建出全部哲学和知识体系可谓开了这种倾向的先河，斯宾诺莎之直接用几何推理来构建其哲学体系并由之推出人类全部知识体系是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体系从康德以来就被认为是独断论的典型形式。康德批判了他以前欧洲理性派哲学家，认为他们在没有详细探讨人的理性认识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以前就肯定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不适当地扩大了它的运用范围，因而陷入了独断论。但他关于在理论理性领域为自然立法（用先验论论证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实践领域为道德立法（由实践理性颁布绝对命令）的思想也未能避免思辨性和独断性。黑格尔用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其独断性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然而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却又成了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即在他们实质上都是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去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
带有思辨和独断倾向的远不止是理性派哲学家，大部分近代西方哲学家（包括狄德罗、霍尔巴赫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如此。他们无不企图按照普遍和自明的理性原则来构建出一个内容广泛，甚至无所不包、能描绘出整个世界图景的形而上学体系，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个理性时代同时又是建构体系哲学的时代。然而，从特定时期人类的知识水平说，建立这样的体系而无独断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时期的情况说，自然领域的知识虽已开始成为科学并已有很大发展，但其所提供给人们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仍然是片断的、局部的、残缺不全的，对世界的许多方面和许多事物还远未涉及，因而还远不能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为了描绘出这样的图景，他们无法根据客观事实，只好依靠理性的独断和思辨。
从应用绝对化了的理性去建立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说，近代西方哲学家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走向思辨形而上学；从运用这种理性去建立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则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落入二元论。二者又是一致的。因为其形而上学体系是通过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建立起来并主要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意味着其思辨形而上学是一种具有二元论倾向的理论。
近代西方哲学家的二元论倾向的根源在于：当他们把理性作为工具去建立认识论时，必然假定认识就是主体以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尽管他们对主体和客体的本性（例如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的看法各不相同，但都肯定在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是彼此分离开来的。当人把自己当作认识对象（客体）时，后者与人作为主体也是分离的。认识中主客体的这种分离是认识得以进行、并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对主客体的划分应当看作是人类哲学思维和认识发展中一种重要的进步。问题在于，当他们把主客、心物、思有等区分开来后，却未能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而往往把它们分裂和绝对对立起来。这正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陷入二元论。笛卡儿之把心物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是这种二元论的最典型形式。不过具有这种倾向的远不只是笛卡儿等少数人，当时绝大部分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未能幸免。
其所以如此，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所体现的人的认识发展的状况，以至人本身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为一定时期的哲学发展状况总是与人在当时的认识发展水平相应，当时自然科学刚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往往还带上神学的痕迹。笛卡儿物理学之最后归顺神学、牛顿关于第一推动力的思想等就是突出的例证。自然科学已有一系列光辉成果，但还远未扩及意识和精神领域，不能说明意识的起源和性质，从而也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物质的基本属性是广袤，意识的基本属性是思维；物质不能产生意识，意识不依赖物质。这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中几乎是众所公认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提出意识是物质的属性，但也因不能对此作出科学解释而缺乏说服力，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哲学中心物分离的状况。为了把心物统一起来，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还需仰赖超乎心物之上的神力。总的说来，意识和精神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神学的制约。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已不满足于古代科学对自然只是进行一般的、笼统的研究，而发展到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即研究自然的各个局部、方面和过程，但这种研究仍只是刚刚起步，远不足以使他们得以进行新的综合和概括。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局部、方面、过程之间的联系，看到世界的整体性及其运动和发展。这样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孤立和片面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当时必然占支配地位。自然科学中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到哲学，使这一时期的哲学同样受这种思想方法支配。虽然许多哲学家都把以主客、心物、思有关系为核心的认识论问题当作哲学的中心问题而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具体的研究。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他们不能正确解决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不能把这种关系看作对立统一关系，而是把它们分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在不同意义上陷入了二元论。
与将理性绝对化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倾向和二元论倾向使近代西方哲学遇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使它们原来所倡导的科学和人文精神在不同程度上都走向了其反面。
近代西方哲学家大都把制定符合科学精神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己任。他们在这方面虽然获得了巨大成果，但最后却又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例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从何而来呢？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哲学家由于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主体所及的感觉经验范围，不了解主客、心物、感性理性等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对这类问题只能避而不答，并由此得出了怀疑论的结论。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同样不了解这种关系，只好借神学的余荫，以人人具有天赋观念或天赋认识能力等独断来作答。这意味着他们以不同方式倒向了独断论。而当这类独断观念被移去或被驳倒，同样会落入怀疑论。康德企图用主体的先天综合能力在科学范围内统一经验和理性，然而所谓先天综合能力本身就是出于独断。他为了给道德和宗教等留下地盘而把科学和知识局限于现象世界，并进一步肯定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世界、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自然领域与社会伦理领域、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分离。他由此既否定了科学的客观实在意义，又否定了道德等学科的科学意义。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否定了以倡导理性万能为特征的近代哲学传统。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等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企图借助“绝对自我”“绝对精神”来克服各种二元分裂现象，但他们不过是把主客、心物等的关系问题归结为意识内部关系问题。科学和知识在他们的哲学中仍从属于形而上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及费尔巴哈等人提出了反映论，但由于他们的反映论是消极的、被动的，未能肯定主体的能动性，也未能正确解决主客、心物等的关系问题，更谈不到建立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总之，实现了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的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却以在认识论上的失败而告终。它们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也未能摆脱科学对思辨形而上学的从属地位。(https://www.daowen.com)
近代西方哲学是以提出应当以人、而不是神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倡导人文精神时，既强调人的理性，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绝大多数近代西方哲学家都要求摆脱旧式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绝对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发展的任何束缚，主张思想解放。他们大力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却使他们事与愿违。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正像马克思说的，在一些机械唯物主义者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要么成为没有血肉身躯的纯粹精神，即精神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此，人无非是理性思辨体系中作为“动物”中一个类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于体系中的“人”概念中。这正像柏拉图理念论中人的理念是原型，而具体的人是摹本一样。于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思辨体系中了。人们在摆脱了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后，现在却又受到机械论和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束缚。
对近代西方哲学存在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家（例如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把它们当作“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来加以批判。这些提法的所指与上面所讲的类似。各种提法的不同主要只是表述的角度和着重点不同。例如“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着重于把“本体”（存在本身、先在的本质、实体）当作事物的具体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本体概念是体现事物的存在及其特性的本质属性的概念。哲学思维的任务就是揭示和阐明本体概念，然后据以推论出其他一切。基础主义主要是就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构成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的。它认为哲学和人类其他知识都具有某种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本身就是自明的、直接的、无需证明的，应当成为一切知识的合理性的源泉，而哲学的使命和功能正在寻找和充当这种基础。本质主义具有较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味。它认为事物的本性甚至其存在取决于其本质属性，从而主张人们把寻找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它往往把事物的理性概念当作其本质属性的体现，从而企图从理性概念的体系推出存在的体系。总的说来，无论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都是以把理性概念绝对化并用以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为基本特点。
按照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表述，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唯物主义不彻底，而且基本上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辩证法往往与唯物主义相分离而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发挥；在对认识论的研究中由于把经验或思维片面化、绝对化而走向了怀疑论或独断论，并归根到底转向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唯心主义始终占支配地位。这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的表述是符合近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所有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所必须认真学习并用以作为指导的。不过，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些论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人简单化和僵化了，以至往往远离了它们的原义。鉴于上面提到的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的提法也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且较易与西方哲学家的提法衔接，所以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往往也使用这些提法。
四、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
不管使用什么提法来表述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都可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以后，在一定意义上仿佛又回到了它原来的出发点上。不过现在它的地位改变了。它已失去了过去那种唤起人的觉醒、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而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方面。换言之，它在否定了自己的对方后，现在轮到自己该被否定了。尽管这并非全盘被否定，而毋宁说是被扬弃，但它毕竟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现在必须实现新的重大的变更。这一变更包括了近代哲学怎样走向终结和现代哲学怎样形成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它标志着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准备、由笛卡儿正式发端、以黑格尔为顶点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说已完成了其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需要对它重新加以反思甚至开始扬弃了。
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以主客分立（也就是所谓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为前提，以主体所固有的理性为手段、以研究认识论问题为中心、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体系为目标。尽管在近代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派别的对立，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它们研究的问题的性质、范围、方法和目标以及它们的基本理论预设和理论框架大体类似。即使像对二元论及作为其逻辑结果的独断论和怀疑论作了尖锐批判、并试图通过提出“实体就是主体”的命题而克服主客分立的黑格尔，最终也不仅未能摆脱这种本体论思维方式，反而建立了一个集这种方式的大成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既具有共同的成就，也存在共同的问题。我们上面提到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不只是属于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哲学派别的，而是属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整个时代的。因此人们在评价这一时代的哲学时，不宜孤立地来肯定或否定某一流派或思潮，而应把它们放在整个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背景下来作分析。这样，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就远不只是某个特殊的哲学流派或某种特殊的哲学理论（不管它表现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终结，而是整个这一时代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终结，在一定意义上类似库恩所谓范式（方式、模式）的变换。
西方近代哲学发展上的这种变更既合乎哲学和思想文化本身发展的逻辑，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既有思想和文化（包括然科学）发展的根源，又有社会历史根源。
促使近代西方哲学走向终结的思想文化根源涉及诸多方面。哲学发展本身的内在矛盾无疑是重要方面之一。近代哲学也像其他时期的哲学一样，其发展并不是单一和纯粹的。尽管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但从一开始就有与之相反的倾向存在。早在近代哲学的盛期，就有一些西方思想家（例如与笛卡儿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等）对近代哲学中的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等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尽管他们的哲学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理性主义时代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却为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早期现代哲学家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开创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理论先驱。
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变更也是促使近代哲学走向终结的重要因素。近代西方哲学无论是就其成就或缺陷说，都与同时代自然科学息息相关。近代哲学发展模式之取代古代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对自然的研究超越了古代那种对自然进行一般的、笼统的研究的层次，进到了对其各个局部和过程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的层次，从而开始正式形成为科学。这种研究对促进人对自然界的深入认识和使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取得更大自由起过极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研究以认识主体与其对象（客体）相分离、认识对象与其周围的事物相分离以及主客均处于某种静止状态为前提，从而必然导致二元分立和把认识绝对化的思维取向。这正是造成近代哲学存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缺陷的重要原因。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开始明显地显露出新的范式转换的征候。这特别表现在当时一系列自然科学已开始从自然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从它们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以及其他重要科学发现都突破了原有的科学研究模式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必然要被新的思维方式取代。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自然科学对生物和非生物的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也就响起了旧的形而上学的丧钟”[7]。
促使近代西方哲学转型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样是多方面的，不同立场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对之作出分析。对于如下两方面的情况，谁都应当加以关注。
第一，无论从哪方面说，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已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危机的出现、社会和阶级关系的重组、思想文化上的堕落，都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些都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信念，打破了他们对理性万能的幻想。人们也必然要重新审视作为这种信念和幻想的基础的理性主义哲学。由于近代西方哲学广义地说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人们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怀疑就不只涉及某一思潮或哲学家，而必然涉及以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整个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对理性普遍失去信念的社会背景必然导致理性主义哲学的危机。
第二，19世纪中期欧洲思想领域内最重要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尽管人们对它的态度大相径庭，但都无法否定它在西方哲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更。它与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古典哲学有根本区别，它的出现是对全部近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范式变换，宣告了后者的终结，意味着西方哲学必然要改变发展方向。人们可以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难以再坚持以往的哲学思维方式，必须按照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创造和提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尽管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各国出现的各种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处于对立地位，但它们在理论模式上大都与近代哲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总之，无论从思想文化（包括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哲学本身）或社会历史条件说，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以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被取代或者说被超越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五、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
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终结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不过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毋宁说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批判和超越，其中包含着对前者的某些因素的继承。因此它也不是一种立即完成的突发式的断裂，而是一个相当长的由此及彼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转型期中存在种种不同的哲学，它们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折中等特点。这使人们对之可以作出各种不同解释，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都可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人们之所以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在性质、作用甚至发生的时间上有不同看法，与此密切相关。
19世纪中期（可往前推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或更早一些）前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段可谓冷落、凋零，甚至动摇和混乱的岁月。这一段时期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形成的时期。
在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英国，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实际上可以上推到休谟，因为他的怀疑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怀疑。在休谟以后的英国哲学中，尽管没有很快产生具有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派别，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期这段时期内，当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在德国空前得势时，在英国却没有再出现过有重大影响的传统模式的哲学。这意味着英国哲学的发展向新的模式的转化已在酝酿之中。
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中，过去盛极一时的作为理性主义典范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越来越受到怀疑，以至被抛弃，在公众中流行的往往是各种形态的折中主义甚至唯灵论。这些哲学本身并未摆脱旧的形而上学，但它们的出现毕竟暴露了后者的堕落和陷入危机。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哲学变更的年代快要来临。
在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期，康德的批判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近代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他的“哥白尼倒转”在一定意义上就企图为哲学的发展另辟蹊径。但是他本人并未能摆脱旧的哲学思维方式，以致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由他出发合乎逻辑地建立了集理性派形而上学大成的哲学体系。然而，随着黑格尔的逝世（1831）和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传统也很快受到怀疑和否定。德国所谓有教养的阶层之对哲学失去兴趣而热衷于谋取实际利益也正是这种怀疑和否定倾向的体现。
总之，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哲学领域明显地处于萧条、冷落和凋零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似乎并不能笼统地说就是西方哲学的没落，更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是转型期往往难以避免的暂时的沉寂。因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来说，都需要有人们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比较。在这段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已失去影响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内，人们对哲学显得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谈怪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变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就在这段冷落、动摇和混乱的时期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一些哲学家在酝酿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了。
尚在19世纪上半期，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还占统治地位时，就有一些哲学家（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最为突出）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他们大都接受并发挥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限制理论理性为道德自由留下地盘的思想，主张哲学应当超越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独断倾向、突破以二元分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而转向人的本真的存在，由此重新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他们认为以往哲学（无论是经验派或理性派）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真正存在；为了揭示后者，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事物本身的研究，而这需要越出理性（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界限，转向非理性的直觉。他们要求超越理性派思想家对普遍的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主张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这也就是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的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思潮，即所谓“人本主义”或者说“非理性主义”思潮。
另有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法实证主义者）则着重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由此既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也反对17—18世纪那种企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唯物主义，认为它们都把哲学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的形而上学，而后者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他们由此否定哲学对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究，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他们大体上继承了以休谟派经验主义的传统，但不满意休谟的怀疑论，更不满意旧的经验论由于缺乏实证自然科学根据而带有的思辨性。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总之，尽管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40年代以前，欧洲哲学领域的状况相当混乱，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的以理性独断和主客心物二分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德国尚如此）。上面所说的两股哲学思潮（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尚未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充分注意，未成为具有强大影响的哲学学派。但它们的出现却已无可逆转地预示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的来临。
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和认识发展的状况以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各以其特有的方式对那里的哲学发展状况发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否定，这意味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一步受到批判，而上述两种思潮倒是越来越得势，以至于形成为一百多年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潮。这期间，在西方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流派，其中也有不少流派在理论上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它们与一些古典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或宗教哲学流派关系密切，往往是由后者脱胎而出的。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把它们当作上述两种思潮以外的第三种思潮，即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思潮。但即使这些流派也仍与传统哲学有着重要区别，倒反而在不同程度上与上述两种思潮有较密切联系，甚至也可以列入后者之中。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19世纪中期上述两种哲学思潮的正式形成，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与近代哲学有重大差别的新阶段，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上都可归属于这个阶段。
六、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从追问关于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哲学体系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观点看，从把心物主客二元分立绝对化、并把由此产生的唯物唯心等的对立绝对化的立场看，上述两种哲学思潮的出现和流行，很难说是哲学发展上的进步。因为它们不仅批判和要求超越近代唯物主义哲学，而且也否定了近代唯物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在反对二元论的口实下要求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标准意义下的主客、心物等关系问题。从唯心主义是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精神、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学说看，绝大部分西方哲学家也都反对唯心主义。但如果把从作为主体的人出发来看待世界并认为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为人本身所建立和规定（人化）的学说当作唯心主义，那这两种思潮大体上都可归属于唯心主义。不少西方哲学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为唯心主义。因此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可归属于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作为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其评价只能是否定的。与此相关，如果谁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寻找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因素、并把是否具有这种因素当作评价它们的根本尺度，那必然会脱离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趋势，把它们自己认为应当否定的东西当作肯定的东西。
是否应当因现代西方哲学否定了近代唯物主义而笼统地对之加以否定呢？这实际上涉及到应当坚持还是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坚持，那必然否定。即使人们有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愿望，只要他们仍然坚持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他们就会因为现代西方哲学企图超越后者而对之否定。如果人们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愿意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他们就会从西方现代哲学中发现与这种超越有关的积极因素。
从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型以来已有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大小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使人目不暇接。它们的理论特征彼此相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内部多不统一。就对它们的具体的思想评价说，往往是真理与谬误并存，进步与倒退交织，革命与反动共在。抱着完全相反的立场和观点的人都不难从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例证。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放弃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和一切知识的基础、即置于它们之上而成为“科学的科学”的企图。这大大地限制了传统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消解，但却是哲学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进步。随着各种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需要建立在某种绝对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更不需要哲学来代行其职能。它们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原有的知识体系，更不能继续被当作哲学的分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的确存在由此走向极端、以至主张根本取消哲学等片面性倾向；但大多数人认为科学也并不能完全取代哲学，哲学仍然具有存在的意义。他们只是要求重新思考哲学和科学及其他一切知识的关系，重新思考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哲学只应去做它自己该做的事情。后者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中很难有普遍同意和完全确定的回答。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尽管这些说法也都存在片面性，但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条件下哲学的新的意义和功能作出了新的、有价值的探索。这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超越。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方式的界限。然而他又在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企图把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理论理性世界和实践理性世界归属于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后者正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发现或界定的世界。他们在这样做时同样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撇开（尽管并不都是简单否定）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客观基础，从而具有相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唯意志主义倾向。但是其锋芒毕竟主要是针对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是对这些倾向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以人的生活和实践来解释人的创造性活动，提出不应以主客二分、而应以人（而且是与他人共在的人）的实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正是实践使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了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以某种片面甚至歪曲的形式走向了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似的思想。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所谓“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对近代哲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万能和理性独断倾向进行了公开挑战。他们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转向非理性世界，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的情感意志活动）进行了多层次和多方面（包括它们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与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些研究有时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例如有贬低甚至否定理性的作用，夸大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作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他们对非理性活动的揭示和研究毕竟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而那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其中可能包含着各种扭曲）的本真的精神活动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达到对人的更全面和完整的理解的重要门户，是对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重要补充，对它们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第四，西方近代哲学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然而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使哲学家们把人的存在抽象化了：把人要么看成与其对象相分离的纯主体，要么将其对象化而失出作为主体的意义，而这都掩盖了人的现实存在和人的本真性。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在从哲学上重新研究人时大都一方面反对把人对象化，要求恢复人的本真的存在，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强调要把人看成完整的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认为人不是哲学体系中的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而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因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而获得意义。传统哲学的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实质上“遗忘”了人；而哲学的重建归根到底是向人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又反对把人当作纯粹主体，即孤立的、原子式的自我存在，而认为应当看成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或者说一定境遇中的存在。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意味着同时对自我、他人和环境（客体）的肯定。他们要求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体间性（主体交互性）取代主体性，以主客的相互作用（生活、实践、过程）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把人的存在抽象化的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作了有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用一种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的确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哲学相比，现代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