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
第十二章 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
去年寒假前不久，孙有中同志向我讲起他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之约编译一部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阅读的杜威文选。我很赞成他从事这一课题。因为杜威不仅被许多美国人当作美国的精神象征，在整个西方世界也被公认是20世纪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它们不仅对促进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起过重要作用，在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有关领域的实践中也产生过深刻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很有必要对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状况有更新和更深刻的认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促进我们的事业更好地发展。而沉下心来认真地读一点杜威等最有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了解他们的思想真谛，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世界有关方面状况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然而，杜威数十卷之多的论著可谓是一个浩瀚的海洋。非从事专业研究和不熟悉英语的广大读者即使想读也可能会有望洋兴叹之感。如果能将其中一些精粹之篇或有代表性的段落挑选出来，编译成册，必将为这些读者提供很大方便。
从那时以来，孙有中同志几次和我见面时都谈起过这部文选的编译情况，他为了更好和更快地完成编译，还邀请了另两位朋友参与其事；我也向他们提供过一些可供选择的材料。前两天他告诉我文选已编译完成，定名为《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在稿子交付出版社以前，他送来让我简单翻阅了一下，要我写个序。我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然而我不愿仿效时下在一部分人中颇为盛行的将写序当作捧场的风尚，他们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尽管我知道他们几个年轻人才华卓著，对自己承担的工作认真负责，为编译这种篇幅不大的文选花费了不少精力，从而相信他们应会完成得相当出色，但我不想在此就这方面多说什么。本书究竟编译得如何，只有广大读者才有资格作出公正的评判。下面我只拟就杜威其人、其思想倾向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简单作些介绍，供准备阅读本书而又对这方面的情况缺乏了解的朋友参考。
对杜威其人，中国知识界本来并不陌生。作为20世纪上半期在美国盛行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他的情况早在20世纪初就由一些中国学者作过简单介绍。“五四”前后，杜威成了中国知识界中最著影响的西方思想家。从外在原因说，这是由于胡适等他在中国的弟子和信奉者对他作了广泛宣扬；杜威本人“五四”前夕也来华讲学，遍访了中国东西南北十多个大中城市，所到之处都作过系列讲演。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的实用主义理论标榜以科学和民主精神为核心，这正好与“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科学和民主的潮流相一致。正是这种一致使杜威的理论受到了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广泛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使他在中国各地的讲演往往能引起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他原本只是一次临时安排的短期顺道访华也因此被延长到两年多。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分，但“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并未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陈独秀那时就肯定了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甚至还是杜威在广州讲学活动的主持人。1919年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固然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但作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杰出代表的李大钊在文中既否定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基本主张，又指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和胡适“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他们当时的争论并未越出事实上存在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这个总的范围。在倡导科学和民主精神上二者毋宁说是大体一致的。在往后一段时期，上述统一战线趋向分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的批判态度也越来越鲜明，但也仍未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例如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中既严厉地批判了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又指出它之传入中国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他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
“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当时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许多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家纷纷进行激烈批判，但对在美国被当作“左”派学者的杜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却基本上抱友好甚至赞扬态度。1928年杜威应邀访苏，不少党政高级官员与他亲切会见，称他为“进步人士”；杜威对当时苏联所进行的变革同样未简单否定，他在回国后发表的著名的“苏俄印象”中称它们为“伟大的实验”。
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对在斯大林控制下进行的对托洛茨基等人的审判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抱怀疑和批判态度，甚至还与一批美国自由派人士一道组织进行了对托案的调查并宣布托洛茨基无罪（附带说一下，从政治和哲学立场说，杜威与托洛茨基并非同道，在此以前，他还曾撰文批判托洛茨基，他只是不同意斯大林对托的审判方式）。苏联当局对杜威的态度由此骤变，立即指责杜威是“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家”。
苏联这种由政治原因而出现的对杜威的态度的骤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大致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越来越持根本否定态度。50年代中期，在“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支配下，从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这场批判主要是服从特定的政治目的，多数批判论著脱离了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的本身所是，由此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对西方思潮的“左”的批判模式，后者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起着支配作用。从此以后，人们在对杜威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思潮的评判中，往往是“左”的政治标准支配了学术标准，简单否定取代了客观的具体分析。杜威等西方学者及其理论的真实面貌往往因此被扭曲了，如实地辨认他们仿佛变成了一件相当困难、有时甚至包含着某种风险的事。对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的简单否定的态度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使我们在思想理论领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当代世界的发展脱节，从而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左”的路线受到清算，人们才逐渐提出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学说的问题。尽管最近十多年来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一些习惯了旧的思维方式的人士一时还无法完全摆脱对杜威等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的某些偏见及由此而保有的过多戒心，在这方面行动迟缓，有时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反复；然而，谁只要愿意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赞成在我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社会、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实行相应改革，以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谁都会感到迫切需要重新认识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实，其中包括重新认识杜威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和他们的理论的本来面貌及其在西方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从整体上说，这些年来我国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不过，就对杜威这个较特殊的人物以及实用主义这种较特殊的学说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来说，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进展相对小一些。这说明这方面存在着更多的困难。原因较为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因素等的影响，人们对杜威的误解比对其他思想家更深，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与杜威及其理论的真实所是不仅存在差距，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例如，人们通常把杜威当作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态度。其实，杜威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反对笛卡儿以来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强调人所面对的、生活于其中的、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是人的视野（经验）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作用和改造（人化）的世界，而不是人以外的世界本身。他对后者自在地存在并不否定，只是认为它一旦成为人的生活和经验的对象，就必然为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制约，也就是被人化，失去了其自在性。他由此认为哲学所应关注的不是去论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世界或唯心主义所说的精神世界如何自在地存在，而是去揭示人（主体）与世界（对象、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后者也正是人的生活和经验，或者说人的实践。因此，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可谓是他的哲学的基本观点。尽管他远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揭示人的生活和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但他毕竟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也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
又如，人们通常把杜威看作是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思想家，从而他所鼓吹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必然是虚伪的。其实，尽管杜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的确未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论的界限，但只要对之作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就可发觉，杜威所竭力维护的是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的民主自由。他反对西方社会少数人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对各种剥夺和削弱广大群众民主自由的现象作了许多揭露和批判。为此他强调要对西方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加以改造，使之既不把个人的民主自由绝对化、又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目的。西方社会中的一些人把杜威当作“左”派知识分子，甚至被“赤化”，这当然并无充分根据，但笼统地指责他的民主自由理论是虚伪的显然不够实事求是。
再如，过去人们往往仅仅从个人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实用主义关于真理就是有用等观点，从而断定杜威关于道德、人生的理论必然是一种主张个人可以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私利的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杜威一再解释他所谓真理就是有用指的是观念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它们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即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并非指能否使个人获利。杜威虽然把提倡个人主义当作其道德和人生理论的出发点，但他所谓个人主义指的是充分发挥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他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受到社会、集体的限制，私利要服从公益。为此他激烈批判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即他所谓“经济个人主义”，要求建立一种超越这种局限性而专注发挥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新个人主义”。
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误解还表现于其他许多方面。例如，这本文选的标题中所提到的“伟大共同体”可谓是杜威的社会理想。它虽然是乌托邦式的，但毕竟要求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方面有所超越，至少不是像过去许多批判文章所认为的那样旨在粉饰和维护这些消极方面。这些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了。
如果我上面提到的有关杜威在中国的历史变故和理论是非大体符合事实，那它们似乎可以说明：我国学术界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研究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或者说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70多年前，当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时期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表示欢迎时，他们大都肯定了实用主义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企图通过倡导实用主义来批判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文化，创建和发展具有科学和民主意义的新文化。然而，他们当时对实用主义的认识都还很不完整和深刻，无论是对于实用主义的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所是及它们出现的条件都缺乏具体分析。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致使实用主义这种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起过重大促进作用的理论在中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积极作用。在往后的发展中，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理解越来越片面化。有时甚至认为它集西方现代思潮中各种荒谬、反动、丑恶理论之大成。对各种敌对政治倾向的批判在思想理论根源上往往归结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实用主义在中国自然声名狼藉。
“五四”以来的70多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自然与“五四”时期大不相同。但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以至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方面，又存在着某些类似之处。我们今天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杜威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学说具有与“五四”时期类似（当然也只是类似）的目标。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我们今天又回到了类似“五四”时期的起跑线上。
当然，这70多年的弯路并非白走。它在各方面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大可不必去过多地指责前人，重要的是能否做到引以为鉴。从对杜威等西方思想家及他们的理论的研究来说，如果我们还像胡适等人那样对它们全盘肯定或者像某些“左”派人士那样对它们全盘否定，那我们无异抛弃了历史。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并非没有。反之，如果我们善于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到对它们真正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现代哲学和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上，对它们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取得更为丰硕、更具有创造性的成果。这对促进我们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将是极为有益的。
现在回到孙有中等同志编译的这部文选上来。尽管这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是杜威有关著作中的某些片断，对于全面和深入研究杜威的思想当然是不充分的。但就我所知，本书所选的各组文字在杜威著作中都较有代表性，耐心的读者仍然能够从中窥见杜威思想的端倪。我建议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选来一读。杜威作为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是对当代西方社会许多方面的状况所作出的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概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关于西方社会的智慧的宝库。只要我们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我们一定能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知识。
1996年6月8日于复旦大学
注解：
[1] 高治：《皮尔士的思想》，英文版，第2—3页。
[2] 《皮尔士文集》，坎布里奇版，5·289（点前的数字指卷数，后面的数指段数，此处即第5卷第289段，以下凡引《皮尔士文集》均按此作注，置于引文后）。
[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61页。
[4] 杜威：《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引自皮尔士：《机会、爱情与逻辑》，1929年纽约英文版，附录。
[5]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引自伦斯：《二十世纪的哲学》，1917年纽约英文版，第452页。
[6] 布茨勒编：《皮尔士的哲学》，1950年伦敦英文版，第229页。
[7] 转引自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9页。
[8] 参见皮尔士：《机会、爱情与逻辑》，1929年纽约英文版，第xiii页。
[9] 引自卡伦编：《詹姆士哲学著作选集》，1925年纽约英文版，第22页。
[10] 参见卡伦编：《詹姆士哲学著作选集》，1925年纽约英文版，第32页。
[11] 同上书，第33—34页。
[12] 参见加德纳·墨菲、约瑟夫·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7页。
[13]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7页。
[14]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第158页。
[15] 同上书，第258页。
[16] 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2页。
[17] 同上书，第3—4页。
[18]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第1卷，1890年纽约英文版，第137页。
[19]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4页。
[20] 同上。
[21] 同上书，第71页。
[22]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3页。
[23] 同上书，第81页。
[24]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7页。
[25] 同上书，第85页。
[26] 同上书，第92页。
[27] 同上书，第93页。
[28]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3页。
[29] 同上书，第121页。
[30]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1页。
[31] 同上书，第125页。
[32]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5页。
[33] 同上书，第136页。
[34] 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页。
[35] 同上书，第158页。
[36] 引自卡伦编：《詹姆士哲学著作选集》，1925年纽约英文版，第60—62页。
[37] 《詹姆士书信集》，1967年纽约英文版，第xxxvi—xxxvii页。
[38] 引自科迪编：《詹姆士的哲学》，1973年汉堡英文版，第48页。
[39] 参见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4、137—138页。
[40] 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93—94页。
[41] 詹姆士：《多元的宇宙》，1912年纽约英文版，第212页。
[42] 同上。
[43]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页。
[44] 同上书，第26页。
[45] 同上书，第36—37页。
[46] 同上书，第156页。
[47] 参见詹姆士：《信仰意志》，1917年纽约英文版，第124页注。
[48]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49]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50] 同上书，第31页。
[51]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31页。
[52] 詹姆士：《真理的意义》，序言，引自上书，第158页。
[53] 詹姆士：《真理的意义》，1909年纽约英文版，第196页。
[54]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9页。
[55] 同上书，第133页。
[56] 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253页。
[57] 同上书，第256页。
[58]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4页。
[59] 同上书，第130、131页。
[60]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0页。
[61] 同上书，第131页。
[62] 同上书，第6、7章。
[63] 詹姆士：《道德哲学家和道德生活》，载《信仰意志》，1917年纽约英文版，第209页。
[64] 参见詹姆士：《心理学原理》第2卷，1890年英文版，第632页。
[65]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82页。
[66] 同上书，第21页。
[67] 詹姆士：《信仰意志》，第190页。
[68] 艾德尔：《试论詹姆士的道德哲学》，引自科迪编：《詹姆士的哲学》，第258页。
[69]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页。
[70] 詹姆士：《信仰意志》，1917年纽约英文版，第208页。
[71] 同上书，第209页。
[72]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页。
[73]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8页。
[74] 参见詹姆士：《多元的宇宙》，1912年纽约英文版，第307页；《实用主义》，第153页。
[75] 詹姆士：《多元的宇宙》，第311页。(https://www.daowen.com)
[76]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77] 同上书，第148页。
[78] 詹姆士：《真理的意义》序言，引自《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8页。
[79] 同上。
[80]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见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65页。
[81]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6页。
[82] 同上书，第11页。
[83]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页。
[84]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页。
[85] 同上书，第3页。
[86]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2页。
[87] 同上书，第61页。
[88] 同上书，第62页。
[89] 同上书，第63页。
[90] 杜威：《哲学光复的必要》，引自《创造的智慧》，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10页。
[91]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第467页。
[92]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发展》，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第467页。
[93] 杜威、本特雷：《认知与所知》，1949年波士顿英文版，第84页。
[94]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8页。
[95]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9章。
[96]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年芝加哥英文版，第30页。
[97] 同上书，第93页。
[98]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年芝加哥英文版，第331页。
[99] 同上书，第331页。
[100] 杜威：《哲学光复的必要》，引自《创造的智慧》，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9页。
[101]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年芝加哥英文版。
[102] 杜威《逻辑：探索的理论》，1938年纽约英文版，第14页。
[103]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1910年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英文版，第72页。
[104]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1页。
[105] 杜威：《经验、知识和价值》，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1951年伊万斯顿英文版，第572页。
[106] 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年芝加哥英文版，第347页。
[107]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8页。
[108]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6页。
[109] 《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发行，第327—328页。
[110] 胡克：《杜威在现代思想界的地位》，引自法伯编：《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1968年纽约英文版，第488页。
[111]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第84页。
[112] 杜威：《逻辑：探索的理论》，1938年英文版，第287页。
[113] 胡克：《杜威在现代思想界的地位》，引自法伯编：《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第484—485页。
[114] 胡克：《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1927年芝加哥英文版，第1章。
[115]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5页。
[116]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载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54、456页。
[117] 杜威：《人的问题》，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107页。
[118] 参见《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
[119]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载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62页。
[120] 参见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1页。
[121] 同上。
[122] 同上。
[123]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2页。
[124] 盖格尔：《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第358页。
[125]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4页。
[126]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7—108页。
[127] 参见拉特纳编：《当代世界的智慧：杜威的哲学》，1959年纽约英文版，第382页。
[128] 盖格尔：《杜威的社会和政旧哲学》，引自石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第358页。
[129]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41页。
[130] 杜威：《人的问题》，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184页。
[131] 同上书，第185页。
[132] 同上书，第186—187页。
[133] 杜威：《人性与行为》，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110页。
[134]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五大讲演》。
[135] 杜威：《人性与行为》，1922年纽约英文版，第282页。
[136] 转引自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1970年英文版，第187页。
[137] 莱克编：《米德选集》，1964年英文版，第103页。
[138]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1934年英文版，第69—70页。
[139]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1934年英文版，第75—76页。
[140] 同上书，第89页。
[141] 同上书，第147页。
[142] 同上书，第386页。
[143]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1934年英文版，第196页。
[144] 同上书，第216页。
[145] 莱克编：《米德选集》，1964年英文版，第333页。
[146] 同上书，第342页。
[147] 安瑟伦·斯特劳斯编：《米德论社会心理学》，1969年英文版，第91页。
[148] 同上书，第89页。
[149] 米德：《行动哲学》，1938年英文版，第115页。
[150] 米德：《行动哲学》，1938年英文版，第215页。
[151] 莱克编：《米德选集》，1964年英文版，第210页。
[152] 莱克编：《米德选集》，1964年英文版，第328页。
[153] Charles.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70，pp.148-149.
[154] 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1970年英文版，第5页。
[155] 《皮尔士文集》（5-38）。
[156] 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文集》，1922年英文版，第2页。
[157] 参见杜威：《创造的智慧》，1917年英文版，第7页。
[158] 杜威：《实验逻辑文集》，1916年英文版，第35页。
[159]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页。
[160] 同上书，第3页。
[161] 胡克：《杜威在现代思想界的地位》，转引《现代美国哲学》，第239页。
[162] 《皮尔士文集》（5-464）。
[163] 《皮尔士文集》（6-482）。
[164] 同上书（5-58）。
[165] 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5页。
[166] 引自伦斯编：《二十世纪的哲学》，1947年英文版，第454、455页。
[167] 《皮尔士文集》（1：141）。
[168] 同上书（5：416）。
[169] 杜威：《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年英文版，第14页。
[170]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页。
[171]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引自蔡尚思等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
[17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77页。
[173]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