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看其近代转型
第十六章 从美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看其近代转型
在《美国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及其近代变更》一文中，我们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发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美国哲学发展及其近代转型的特殊性。但那里未对美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具体阐释，论证显得单薄。下文拟从后一方面作出适当补充。为了不把文章拉得太长并避免与一般的美国哲学史论著重复，我们在此的阐释仍只能是概括性的，较为关注必要的理论分析，而无法列举大量事实材料。
一、北美殖民地时期哲学的宗教倾向及其近代性
美国哲学发轫于殖民地时期。当时移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寻找和巩固立足之地。借鉴故国的生活方式来从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成了最先和最主要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也与此类似。移民们初来乍到，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当然不可能迅速提出有原创性的思想文化，而不得不把较为适应他们要求的故国的思想文化带到北美来。由于北美（特别是其核心地带东北部）移民多数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文化由此成了最早移植到北美、而且影响最大的文化。它虽然包含了大量前近代内容，却又显示出了较多近代意义。
清教运动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分支，发生于16世纪中叶的英国。它原属英国国教教会（圣公会）中的改革派，16世纪末又分化为较温和的长老会派和激进的独立派。总的说来，清教要求“清洗”英国国教中所保持的某些正统天主教的繁缛仪节，提倡勤俭纯净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市民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心态。当17世纪英国国内经济、政治和宗教矛盾激化时，许多清教徒被迫移民到北美。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在此的生活和思想所遵循的正是清教等宗教和道德原则。由于他们都是出于个人决定来到北美，他们在北美的生存也主要依靠个人奋斗，因此移民到北美的清教徒较之在英国具有更多的世俗性、特别是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以及反对中世纪式地将教会权威绝对化。但是清教运动作为英国国教内部的分支，无论是在英国或传入美国以后，仍然具有英国国教的某些保守性。例如它排斥甚至迫害异教徒；在保持清教的纯净、简朴、安定等要求下回避甚至反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这样清教对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就从适应转向不适应了。清教运动的这种内在矛盾使它在北美移民中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成长的积极作用；但超出了一定限度，它反而成了阻力。因此，清教运动在北美最初虽然曾一度兴盛，但当北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时，就因不能适应这种前进的要求而衰落下去，被更具有近代意义教派和思想文化思潮所改造，甚至取代。
北美哲学早期几乎融浸于清教等宗教文化中，从18世纪起才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696—1772）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被许多西方哲学史家看作最早的北美哲学家。他们都还是宗教神职人员，思想倾向仍属于清教范畴，但毕竟有了一定近代哲学的意义，超越了单纯清教神学的某些消极性。
约翰逊的思想除了宗教神学以外，还受到培根和洛克，特别是贝克莱的经验论以及牛顿力学的影响。例如他赞成牛顿关于绝对和无限时空的概念，因为后者为众多的有限的心灵的并存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没有绝对的空间，那所有的心灵就会交融在一起。尽管他在哲学上并无独创性，但他推动了北美知识界对欧洲近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他强调个人意志自由，反对预定论（宿命论），这也适应了当时北美移民推崇个人奋斗的心理。
爱德华兹与一般牧师和教徒不同，他总是企图把对清教神学的论证与对他所接触的传统和同时代哲学的阐释结合起来。使宗教神学具有较多的哲学意蕴。例如，早在他做学生的年代，他就受到牛顿和洛克学说的影响。他在当时写的《关于心灵的札记》（Notes on the Mind）曾提到，牛顿关于思维中的逻辑因果关系的论证、洛克关于一切知识毫无例外地起源于感觉的学说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认为，为了解释宗教，通常所说的五种感觉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第六种，即“超自然”的感觉。这导致一种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类似的哲学，即认为只有经验材料才是实在，作为感觉的基础的物质完全是多余的，而一切经验最后又都源于上帝。[13]爱德华兹后来企图把清教教义与柏拉图主义、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融合在一起，由此结构出了一个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最为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其中肯定以牛顿为代表的新兴的自然科学。承认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人们完全可以谈论自然事物或者说物质的齐一性、因果性、规律性，谈论人借助其感觉和思维的能力能够认识自然事物，掌握自然规律。但他又认为从神学及由神学所支配的哲学的角度来说，科学所谈论的一切都只是现象，它们本身都没有实在性，它们都是出于上帝的创造。只有上帝才是最后的原因和动力。整个宇宙都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之中，必然性、无限性、永恒性等都只能是上帝的属性。爱德华兹的体系并无独创性，也未完成，但它仍是北美最早的哲学体系，这使他成了北美殖民地时期最具影响的神学-哲学家。正如美国哲学家维因所指出的，“爱德华兹的思想中并没有多少真正有创意的东西，但他在与人争论中很是机智，又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4]。在当时北美哲学领域仍相当贫乏的情况下，爱德华兹能把近代欧洲的宗教和哲学介绍进来，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了科学和理性的作用，显示了一定近代性[15]，对美国近代哲学的形成仍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北美启蒙思潮对欧洲启蒙思潮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说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文化以及约翰逊和爱德华兹等人的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体现得还不够明朗，那么18世纪下半期盛行、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已相当直接地体现了近代思潮的基本趋向。
发源于欧洲的启蒙思潮是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宗教蒙昧主义的运动。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大都举着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他们中较多的人在自然神论的形式下反对上帝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的干涉，肯定人的能动作用；有的人虽然还维护宗教，但力图使宗教理性化，反对将理性置于启示之下，由此在宗教的名义下维护理性和科学，反对盲从和迷信。在18世纪前后，启蒙思潮对推动欧洲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历史短暂的北美殖民地各方面的条件与欧洲都有所不同，但从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反对殖民主义运动越来越迅猛发展。1776年通过了由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五人小组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美国独立。马克思对美国独立战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已为欧洲的中等阶级鸣起警钟。”[16]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美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与反对英国殖民者和他们在美国的附庸所维护的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蒙昧主义等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以反封建蒙昧主义为突出特征的欧洲启蒙思潮也非常符合美国的需要。事实上，面对着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命，当时北美的先进人士对欧洲的启蒙思潮抱着很高的热情，企图从中寻找力量。他们在输入欧洲的启蒙主义理论时大都使之符合北美的现实环境。除了使之适应美国深厚的清教传统外，特别关注启蒙思潮的现实方面。他们对欧洲的启蒙思潮较少作深层的哲学论证，而相当直接地将其运用于在北美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之所以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已为欧洲的中等阶级鸣起警钟”，主要就是因为以启蒙思潮为指导思想的独立运动在民主自由等政治等要求上有较大的彻底性和现实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超越作为中等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本文不可能全面阐释美国启蒙思潮，仅简单提及富兰克林等人的理论的两个突出特征。
第一，富兰克林、杰弗逊和潘恩都接受了欧洲的自然神论，并将其作为反对传统宗教以及各种神秘主义和迷信、促进理性的发扬和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为与启蒙相关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作论证。
从在自然神论形式下强调理性和人权，反对传统宗教来说，潘恩的《理性的时代》最有代表性，西方学界认为它是“自然神论的宣言”。其中谈道：“人惟有依靠理性才能发现上帝，离开了理性，他将什么东西也不能了解。”[17]他由此对各种教会所传播的传统宗教、特别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基督教作了猛烈的攻击，宣布“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18]。潘恩的这种自然神论立场尽管存在着不彻底性，但在当时现实条件下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美国启蒙思想家们还直接用自然神论等形式改造过的宗教来论证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由富兰克林等人参与、杰弗逊执笔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突出地显示出了他们把上帝从传统封建专制制度的捍卫者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维护者。其中谈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9]也正因为如此，杰弗逊等人坚决反对宗教对政治的干涉，主张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
总的说来，在突破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的某些局限性，使之更直接地为与反殖民主义、反封建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等要求上，美国启蒙思想家对欧洲启蒙思想显然有所发展。
第二，富兰克林等人不仅是北美最有影响的启蒙理论家，也是当时北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特别是独立运动等北美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思想理论与他们的现实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富兰克林在从事启蒙思想的传播时积极参与科学实验，在光学、特别是电学研究方面取得具有世界声誉的成果，并自觉地运用方面的成果来倡导理性与科学，有力地推动了北美启蒙思想的发展。他还直接参与了北美殖民地的各种政治和公务活动，特别是参与起草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杰弗逊的启蒙思想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联系更加显得紧密。他不仅是《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还先后担任驻法大使、国务卿、总统等要职。
尽管富兰克林、杰弗逊和潘恩等北美启蒙思想家在纯哲学的意义上的创见不多，但他们在将近代欧洲的理论运用于北美的实际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们虽然较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专著，但他们关于社会、政治、伦理、宗教等各方面的大量论述都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富兰克林和杰弗逊参与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在北美政治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北美，甚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已是众所公认。即使他们的社会政治论著，像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1776）、《人权》（Rights of Man，1791—1792），在北美也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常识》当时就是鼓动殖民地人民开展争取独立斗争的最重要文献，至今仍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历史的少数几本书之一。还应当提到的是：尽管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的主要精力在从事社会政治或自然科学等具体领域的活动，但他们对北美哲学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关怀。杰弗逊发起成立了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797—1815年间（期间他两任美国总统）他一直担任学会的主席。(https://www.daowen.com)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北美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家，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活动家，能把启蒙思潮与政治实践高度统一起来，因而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领域都能产生强大的现实影响。尽管在理论层面他们主要是输入欧洲启蒙思潮，在现实上则明显地超越了欧洲。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潮是整个欧洲启蒙思潮的典范，它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无疑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法国的社会现实使启蒙思潮遭遇到强大阻力，启蒙思想家难于直接参与政治变更的实践，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直接影响都受到限制。尽管法国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它在法国仍无法避免封建势力的反攻倒算。正因为如此，近代法国在政治和哲学等思想文化上的发展的道路都相当曲折。英德等欧洲各国也是这样。与之相比，美国的启蒙思潮以及以之为理论依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要顺利得多。在经历南北战争（1861—1865）、废除农奴制以后，再也没出现过严重的曲折。包括哲学在内的北美思想文化领域原本就具有的开放、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多元并立的特征，在经过启蒙思潮的洗礼后更加突出了。
三、爱默生与美国先验主义思潮
在启蒙思潮之后、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明朗化之前，美国出现过众多的哲学思潮，它们以不同形态在哲学上发展了启蒙思潮的近代性的基本路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先验唯心主义思潮以及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思潮。
美国的先验主义思潮大致出现于19世纪30—60年代，以德国哲学家康德、谢林等人的思想为理论来源，不过往往以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特别是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等一批英国浪漫派诗人为中介，而这些人当时正是康德和谢林思想在英国的主要传播者。
美国先验主义思潮的形成以1836年在波士顿建立先验俱乐部为标志，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诗人拉·瓦·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是其主要成员之一。成员们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各有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从宗教方面说，他们认为上帝对世人说话并不通过圣经、教会、牧师，而是直接对此时此地的每一个人关于上帝的知识与心灵的自我认识重合。如果说上帝渗透于自然界，那么人的心灵通过沉思可见的自然界，在关于自己的知识中可以同时获得对上帝的知识。上帝用以显示自身的支配自然界的规律与道德规律是同一的。在哲学上，他们大都强调感觉以外的经验的实在性，反对传统的绝对主义。他们既肯定物质世界，又肯定精神世界，但认为心灵、观念是第一性的存在。人所具有的特殊的直觉能力使他既能认识感觉领域，又能认识超感觉领域。超感觉的直觉能力使人能够达到普遍真理。每一个人不仅能获得真实的自我知识，他作为宇宙的缩影同时能够发现宇宙的真理。在社会政治领域，他们是民主哲学的倡导者，认为正像北美殖民地有能力取得独立一样，个人同样应当对自己的能力有高度信念。他们就此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尊重个人的民主权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反对奴隶制以及社会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反对限制个人的思想自由。[20]
总的说来，美国的先验主义是清教运动以来在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内部所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主要目的是在不违背宗教和唯心主义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自由活动的范围。他们反对盲从，倡导自我信赖（self-reliance），即个人可以通过自我体认、直觉而获得心灵的充分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正是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形成中的美国资产阶级对个人自主行动和选择的强调，大多数美国哲学流派也都有这种特征。
爱默生是美国先验唯心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把众多的思想各异的先验主义的拥护者团聚起来，把新英格兰的那些无定型的先验主义思想形成为一种哲学。他的著作《自然》（1836）被许多人当作美国先验主义的《新约》。爱默生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家，极少有体系化的专门哲学论著，但他的诗篇、日记和随笔式的论文，特别是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讲演富有哲学意蕴。他把强调能动性的先验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当时的一般美国人共有的，或大体上能接受的某些思想，特别是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和现实利益的思想统一起来，对那些默守陈规的传统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倾向作了批判，这促进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林肯曾把爱默生称为美国精神的先知。尼采也因为爱默生的批判风格而对他大加赞扬。
爱默生的《论自然》虽然只是一部由9篇短文组成的小书，却已体现了认识论转向以后欧洲近代哲学的基本倾向。这表现在他已明确地把自然和精神的关系当作其论证的核心。他认为“从哲学上考虑，宇宙由自然和心灵构成”[21]。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事物（例如空间、空气、河流、树木）的存在不以人为转移，但哲学研究的自然还包括人工加工过的事物，后者是通常意义的事物与人的意志的一种混合。从自然与心灵的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自然不再是不以人为转移的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在人的意识中的显现，或者说人的意识对自然的构造作用。在诗人和艺术家的眼中，自然事物不再处于它们在通常意义下那种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他认为这才是自然界的最真实的存在，并肯定这种观点源于康德关于人的先验直观（直觉）对对象的构造作用。他在1842年发表的题为《先验论者》的讲演中明确肯定美国的先验唯心主义“获得先验的这个名称来自伊曼努尔·康德对它的使用”[22]。
不过，爱默生不是简单地接受康德的学说，而是适应美国的宗教环境，使之与基督教神学的某些方面结合在一起。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在强调个人的直观对自然事物的构造作用时还肯定各种不同的这种作用之间存在着统一性，而自然界的这种统一性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宇宙精神为根据。只有这种宇宙精神才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这种宇宙精神正是上帝的体现。这样个人的创造就与上帝的创造结合起来了。但他反对传统基督教的陈旧观念，主张要有新的宗教情怀；不要顺从外在的权威，而要依靠个人内在的道德感悟，特别是内在的道德律。“我们之误入迷途和堕落是由于跟随别人的意见。”爱默生并不直接肯定个人是自足的，而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直接领悟，以宗教的形式来肯定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自我信赖，人的高度和完满，是以上帝为基础的自我依赖。”[23]
爱默生1837年在哈佛所作的一次题为《美国的学者》的讲演使他获得了崇高和长久的声望，因为他号召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不要只是简单地模仿欧洲，而要立足于美国的环境和资源。这篇讲演当时被人称为“美国思想上的独立宣言”[24]。爱默生在世时虽然受到许多保守人士的攻击，但他对个人自主性以及美国思想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强调适应了近代美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兴起，从而声名卓著。20世纪后期，对爱默生思想的重新研究在美国蔚为潮流。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他对效用的关注，认为好的应是有用、有效的，因而认为他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重要先驱之一。他对天才的强调以及他对生命力概念的阐释被认为对尼采和柏格森发生过影响。
四、近代美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实在论思潮
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近代美国哲学发展中，唯物主义未能像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那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对整个西方哲学中唯物主义的发展也谈不到有突出贡献。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从殖民地时期起，清教等宗教神学在美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占有支配地位，公开的唯物主义很难立足。另外，美国哲学在较长时期内是从欧洲、特别是其原宗主国英国输入的。美国正式建国已是18世纪后期，这时在英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唯物主义，而是贝克莱等人的唯心主义。18世纪法国哲学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发生过很大影响，但那主要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的政治哲学。至于德国哲学对美国哲学的影响主要也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美国没有唯物主义哲学。我们上面曾提到，美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为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行动。这种特征本身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唯物主义。尽管美国近代哲学中没有出现占支配地位的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但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仍然以各种不彻底的形式（自然神论、实在论、自然主义等）在其他哲学中表现出来。
美国启蒙思想家就大都是自然神论者，而自然神论大都把上帝等同于自然，在上帝的名义下肯定自然的实在性。美国启蒙思想家正是利用这种独特的神学形式来肯定自然和理性的实在性，反对传统宗教。以具有实在性的自然为研究对象、以人所固有的理性为手段，是他们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这与近代唯物主义的立场大体一致。
18世纪下期在英国流行的苏格兰实在论（常识学派）也传入了美国。这种实在论虽然把物质和精神的实在性相提并论，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它毕竟肯定了常识所肯定的自然的实在性，在作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心物关系问题上力图摆脱唯心主义的扭曲。这一派的美国代表之一麦科什（James McCosh 1811—1894）原来就是英国苏格兰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之所以在美国传播这一派的理论，就是认为它较为符合美国人强调现实生活以及对现实的考察的倾向。另一个代表波特（Noah Porter 1811—1892）则引入了康德和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主义中强调心智的能动性的因素，给英国苏格兰学派遵循的英国消极被动的经验主义原则加上一定的活力，促进了美国哲学崇尚行动和实践的传统。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唯物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这在美国也有体现。原籍英国的科学家普里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由于后期在美国活动也被认为是美国科学家。他在电学、光学、特别是化学领域都有重要发现。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在于在贝克莱等人的唯心主义在英美已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恢复了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传统。由于他精通电学，提出了引力和斥力是物质的重要特性的新观点，对驳斥宗教唯心主义在这方面的谬论、维护唯物主义原则起了很大的作用。普里斯特列的哲学观点为他的女婿库伯（Thomas Cooper 1759—1839）所继承和发挥。库伯往往以生理学的观点来论证唯物主义，驳斥唯心主义和笛卡儿的二元论。积极参与过独立运动并与杰弗逊等人交往甚密的著名医生拉什（Benjamin Rush 1745—1813）也被认为是美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企图将身体和心灵、医学和道德、感性和理性、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尽管他从小笃信宗教，但当他谈论医学及哲学问题时都是把牛顿物理学的原理作为出发点。例如用因果决定论的观点来解释病人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否定对人的生命的神秘主义解释。他甚至用物理原因来解释人的道德能力，特别是肯定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观念形成的影响，并由此肯定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作用。他的这类观点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中是比较激进的。
普里斯特列等美国自然科学家是在宗教传统尚在美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支配地位、西方近代唯物主义因其本身的种种缺陷而受到唯心主义的种种攻击的条件下活动的。尽管他们在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领域相当激进，但在哲学上并不能越出17—18世纪西方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机械性的范围，也未能成为整个美国哲学发展中的主流。
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哲学大都是从欧洲输入的。这些哲学在欧洲往往存在各种对立甚至冲突。但当它们传入美国后，适应美国特定的多元的历史环境，特别是适应移民们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形态上进行了种种改造。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和争论，有时还相当显著。但由于它们大都关注于解决美国某些特定的现实问题，未能形成自己严密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争论在理论上往往未导致严重冲突，有时甚至能并行不悖，它们与前近代哲学的差异和冲突也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尖锐和突出。
如果说以笛卡儿哲学的提出为标志的近代欧洲哲学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所谓认识论转向的话，在美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前近代哲学这个对立面，近代哲学转型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将欧洲近代哲学移植到美国，而且这种移植的重点不是欧洲近代哲学中那些彼此相异的严密完整的哲学体系，而是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那些强调理性和现实生活的基本倾向。在上面我们所提及的那些近代美国哲学思潮中，几乎没有哪一个有独特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将理性绝对化和独断化的明显的绝对理性主义和独断论倾向，但在强调理性和现实生活上却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没有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当然是缺乏深刻的理论底蕴的体现，这无疑是美国哲学的弱点；但不受这种体系的约束而专注于理性和现实生活则又是美国近代哲学的显著的优点。后者突出地表现在能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的促进作用。
还要提到的是：在美国近代哲学中没有产生过17、18世纪英法那种明确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宗教信仰几乎是近代美国思想家难以逾越的一个界限。但是，在美国流行的宗教、特别是各种教派的基督教大都比在欧洲有更多的世俗化特征。美国人接受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强调科学和理性以及现实生活。在教堂里他们是虔诚的教徒；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道道地地的俗人，不会为了宗教信仰而放弃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美国哲学中的理性往往是浸透着信仰等非理性内涵的理性，而美国哲学中的信仰也是给理性留下了充分余地的信仰。这大概也是在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美国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