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第十八章 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一、对实用主义研究的反思
我在1987年写过一篇以《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为题的文章。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醒目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全面和公开地提出了质疑。由于这种流行的评价在国内外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共产党领导人中已深入人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保守气氛还相当浓厚、对上述全盘否定的评价模式还无人敢于直接质疑的情况下，我这样不加掩饰地为实用主义“翻案”，显然要冒被人加上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党的罪名的。而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既是出于对以杜威为主的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有了较多了解，又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坚强信念，认识到以往那种对杜威等人的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的批判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使我感到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招来批判，反而得到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赞许。正是在这篇文章的促进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于1988年在四川成都举行了全国性的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专家就对实用主义和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提出了更为开放的意见。也正因为这次会议就对实用主义的评价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后来研究实用主义的人大都把这篇文章和这次会议当作我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许多从事实用主义研究的专家都对此作了高度的肯定。例如，王元明先生在《哲学动态》2000年第3期的“世纪之交谈哲学发展的”栏目中发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一文中谈道：“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和其他西方思潮。1983年刘放桐著的《实用主义述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刘放桐1987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这是建国后近40年来第一篇比较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
当然，一篇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也只是为重新研究和评价实用主义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众多的学界人士共同在这方面开展深入具体和全面的研究。我个人能做的很是有限。而且，在20世纪80—90年代，除了教学以外，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修订《现代西方哲学》（1981）上。当时选择研究实用主义并发表重新评价的文章，主要动机也是想试探一下学界和有关部门在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上的态度。《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得到学界认可使我在评价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上也有了较为开放的准备。正因为如此，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就大体上抛弃了传统的批判模式，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对我国学界后来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客观和科学地研究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取得成功后，除了较客观地修订《现代西方哲学》这部教材外，我的研究的重点转向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探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特别是划清其与这些西方哲学流派的原则区别的前提下，是否也可以谈论从这些哲学流派中发现某些合理因素？这些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时代精神的某些方面、从而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些共同之处？这些问题都具有较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没有较为全面的合理理解，是难以回答的。我在好几年内潜心从事于这方面的问题的研究，首先是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的原著，力图较为准确地理解其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观点；其次是结合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的机会，对各个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更是作了相对系统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我感到对上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肯定的回答了。于是在1996年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其中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
第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归结为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而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和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和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都确有原则区别；但从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并从而克服其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来说，从建立一种以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更为适应西方社会的变更，或者说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来说，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或者说张力），可谓殊途同归，都体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变更的历史趋势。
上述两个观点实际上是我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它与国内外学界长期流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观点也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恰好相反。而这也是我经过长期准备，等到各方面都较有把握的时候，才敢冒着较大的风险提出的。它在学界也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尽管有个别专家至今还激烈反对，但学界中绝大部分人都表示赞许。近20年来，我也一直继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上述两个观点实际上也是我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二者也是相互促进的。正是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上的成功促使我进一步去重新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就是对这两种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而在这种比较研究上的成功又促使我去进一步研究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二、实践的观点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实用主义包含了一个广大的家族。其中各个成员的观点互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在其活动的各个时期，观点可能很不一致。其中有的观点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实用主义。例如，被公认为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的皮尔士在其早期就曾企图建立一个统一各门学科的广泛的理论体系（尽管他未能完成），这与他后来的实用主义思想很不一致。他对关系逻辑、符号学等的研究受到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语言分析哲学家、实在论者、甚至现象学家的重视，被当作他们的理论先驱；而这些思想至少不能算是狭义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詹姆士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和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实用主义带有浓厚的心理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这与皮尔士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詹姆士曾把实用主义当作是一种主张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的真理论而广受指责。为了与这类庸俗的、或者说实利主义的真理论划清界限，皮尔士提出要用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来代替曾被人玷污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实用主义的最大代表人物杜威早期是黑格尔主义者，在他转向实用主义以后，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称他的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后来由于有人说他在他的主要著作《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自然主义的阐释还有形而上学色彩，他便提出他如果重写《经验与自然》一书，他将改称为《文化与自然》。
但是，所有的实用主义者在不同意义上都强调人的实践在哲学上的首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点在皮尔士那里就有所表现。他认为真理的目标是适应行为、行动、实践的要求，只能由行为、行动、实践来检验和证实。真理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发生过程；真理不是处于人的行动之外，而是处于行动之中，是在人的行动和实践中获得的。总之，一切真理都以人的行为、实践为转移。离开实践来谈论真理，那真理就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思维的整个机能在于引起行为习惯，而与思维相关、但与它们的目的无关的一切，则是思维的累赘，而不是它们的部分。”（5.400）皮尔士明确反对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脱离实际的传统形而上学，要求把人的认识和真理看作是一种合乎实际的探索过程。他反对把知识看作个人作为主体的自我确定，而强调应当将其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中的充满活力的不断商讨的过程，即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实践和探索过程。知识并非确定的、绝对化的和终极的东西，而只能存在于这样的探索过程之中，不断受到否定和批判。也正因为如此，皮尔士的著名的探究（探索）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论的意义。
杜威对实践的观点的强调表现得特别突出，以致一再明确地把它当作其整个哲学的基本观点。杜威的哲学有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实验主义等不同的名称，也有存在论、真理论、方法论、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个不同方面的理论。而贯彻于所有这些名称和理论中的则是行动、活动、行为、生活、生命、探究（探索）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些都是实践的别称。
例如，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从名称上说的确具有存在论色彩；但是他的这种存在论与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有根本性的区别。它的经验不是作为具有实体性存在意义的物质或精神，它的自然不是与人无牵涉的自在的自然界（尽管他并不否定人以外的自然界本身自在地存在，但他认为这样的自然界尚未成为人的对象，尚未具有对人而存在的意义），而是与人的活动、行为、生活直接相关（牵涉）的对象，也只有在与人相关时才具有现实意义。在杜威看来，真正的经验，即现实的和活生生的经验只能是作为有机体的人与作为环境的对象之间的一种交互活动。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或者说总是处于一定情境之中，受到环境（情境）的制约。而环境也总是由人所处的环境，离开了人，环境就不能作为环境而存在，而只能是抽象的、自在的存在。人所处的环境总要对人产生刺激，而人对环境的刺激也必然要产生反应。这种刺激和反应是不能分开的，总是形成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这正是活动、生活、行动、行为，即实践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不断延续的。人的生命正是在人与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作为自然的部分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并得到延续的。因此，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中的经验与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中谈论的经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是指认识论中的某一个环节或者阶段，而是人的整个生命、生存所牵涉的一切。他在晚年之所以想到要用《文化与自然》来代替《经验与自然》，就是因为广义地说人所牵涉的一切都可归属于文化，谈论文化与自然就不再会被认为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只会被当作是人的一切牵涉，而这种牵涉正是与环境（自然）的交互作用，即生活、行动、过程，也就是实践。
又如，杜威的真理论与传统哲学的真理论虽然也有着同样的名称（用同样的词句来指称），但其所指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杜威所谓真理，既不是以往唯物主义者所指的对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或规律的正确反映，也不是以往唯心主义者所谓绝对精神的体现或人的主观感觉，而是人在探究中得出并使人的生活、行动、行为、实践得以进行的某种观念、方法、措施或者说工具。杜威由此称他的真理论是一种工具主义理论。换言之，杜威所谓作为工具的观念并不是个人主观自生的，而是处于一定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为着适应环境（从既定环境出发，克服因这种环境所加的障碍，使人的行动、实践得以继续进行下去）而探究出的观念（方法）。他认为，人既然总是处于一定环境（境遇、情境）之中，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探究应付环境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这种探究所获得的手段和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应付环境，克服环境所加的障碍（困难、问题），使我们得以生存和发展，或者说使人得以有效地行动、生活、实践，那就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它们就是真理。观念之是否成为真理不在于它们是否符合某种绝对的物质或精神实在，而仅仅在于它们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即能否有效地帮助人们应付环境、克服生存和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人们建立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探究出使人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适当的方法和手段。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会不断地碰到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人们不断地探究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新的工具。杜威由此倡导不断地发展科学，改造哲学，使它们不断地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杜威在真理问题上坚决反对一切封闭的、静止的、绝对化的观点，肯定对真理的探究是一个开放、多样化、发展的过程。
总的说来，按照杜威的观点，真理的问题是一个理论（观念、方法、措施）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处于一定环境的人遇到环境的障碍，或者说碰到环境的问题），它必须用之于实践（改造环境或者说解决问题），通过实践的检验（在改造环境中是否成功），使人的行动（实践、生活、生存）得以继续，这种行动又不断遇到新的环境，于是又要求探究新的工具（观念方法）来解决新的环境的障碍（或者说提出的问题），而新的工具又需要经受新的行动的检验，于此不断继续下去，以至无穷。而这既是理论与实践不断分离又不断统一的过程，又是人的生存通过不断克服困难继续下去的过程。
应当指出，对杜威关于真理是行为（行动、生活、实践）的工具、真理就是具有效用的观点，可以作出极端利己主义的解释，似乎只要能满足个人的私利，就可把任何荒诞的观念和理论都宣布为真理。过去人们之所以指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哲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种指责不是毫无根据，但是把真理看作是满足个人私利并不符合杜威本人的原意。他在许多著作中都一再指出他所谓有效、有用都是相对于行动、行为、生活、实践本身，而行动、行为、生活、实践并不是仅仅是属于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属于社会或者说共同体的。他在《哲学的改造》中曾举例说明：人们费力修建出一条道路来是为了公众行动的方便，不能因为有盗贼走了这条路就说这条路是专门给盗贼修建的。“其实，作为效用的真理，指的是把观念和理论可能做到的用来为经验的改造作出贡献。”[45]
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其他方面的理论同样以生活和实践为中心。例如，杜威的探究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家的方法（例如传统逻辑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也不同于现代分析哲学家的逻辑或语言分析方法和现象学家的现象学方法，其根本之点就在杜威把探究过程当作是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统一的过程，而这正是行动、生活和实践的过程。如果说皮尔士和詹姆士以及其他一些实用主义哲学家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大体上只是当作哲学的一般原则的话，杜威哲学的突出特色就是把这一原则贯彻于人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各个重要领域。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通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生活世界不同，与只关注逻辑和语言的意义分析的分析哲学家更不同，杜威的哲学直接面向现实生活。杜威一生在哲学上所关注的不是去建构庞大的体系，也不是去从事语言和逻辑的意义分析，而是满腔热情地从哲学上去探究人类在现实生活和实践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杜威的全部论著中，关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道德、科学技术、审美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的论述占了绝大部分。他的哲学的精粹和生命力大都是在这些论述中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杜威哲学对美国现实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实影响。也正因为杜威哲学直接面向现实生活这种特色，当它传入中国后，它对中国的现实影响也远远超出任何其他西方哲学。
三、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体现了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
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是西方现当代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派别，因为杜威等人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向中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相当突出地体现了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大大小小众多的变更。几乎每一种后起的哲学甚至后起的哲学家都会对其先行者的理论作出某些变更，至少会作出某些新的解释。研究这种变更和新的解释当然是有意义的，需要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最值得哲学家们关注的还是那些往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倾向上的变更，因为它们往往体现了社会历史时代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体制的变更。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在哲学上的变更、或者说他们所提出的哲学理论，与他们的先行者相比，就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他们的哲学都是以已经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西方近代哲学为主要背景，他们所要求建立的哲学是某种在不同程度上能克服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哲学，是某种能体现新的时代要求的哲学。
要了解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要建立的哲学的划时代意义，首先就应当了解他们所要取代的近代哲学的时代背景以及近代哲学本身的是非成败的状况、特别是它们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关于这一点，我在《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学海》，2000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我往后发表的众多有关论著中也都有所阐释，这里只拟简单提及。
作为实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的先行者的近代哲学，一般是指从笛卡儿（也可前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这是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产生、成长到走向衰落和危机的时代。在政治上是从反封建、与封建势力妥协、到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时代，在经济上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较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并实现以工业革命为支撑的现代化然后而又陷入经济危机的时代。从哲学上说，这是在文艺复兴的口号下开展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运动、由此以人所固有的万能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作为哲学的中心、并通过所谓认识论的转向逐步建立以心物（主客、思有）分立为出发点，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主体性形而上学等为特征，以无所不包的体系哲学（思辨形而上学）为目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在哲学上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出现过以17世纪英国、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德国更为进步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出现过以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潮，至于把哲学和政治、科学等相结合、以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启蒙主义在西方各国都有发生，推动了那里的革命和进步。但是，正如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着在原有体制内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样，近代西方哲学同样存在着在原有理论框架内或者说具有划时代性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内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非常巧合的是：正当19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第一次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时，作为集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或者说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大成的黑格尔逝世了。随着黑格尔的逝世，黑格尔学派立即解体，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大厦从整体上趋向倒塌。一个由近代到现代哲学转向的时代到来了。
在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转向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提及。这里先要指出的是：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大致同一个时代，许多西方哲学家也在试图改变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早在黑格尔在世，甚至处于其顶峰时期，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人就已在向以黑格尔为最高代表人物的近代哲学发动攻势了，而且他们的攻击的不是近代哲学家的个别论点，而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有较大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至于与马克思同时或稍后的西方哲学家，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加以批判更是成了一种普遍的风尚。叔本华以后的尼采、柏格森，孔德之后的密尔、斯宾塞等人无不向黑格尔发动进攻。即使是那些仍然与康德、黑格尔等有较多思想牵连的哲学家，也大都要用新的时代的精神去对康德、黑格尔的理论加以改造，并由此而被人称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这些人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各有特点，我们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是凭借某种新的物质或精神实体、而主要是凭借生命、生活、意志、力量、活动、行动、趋势、进化、变化等来重新解释近代哲学所谈论的心物主客思有等一切事物及它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换言之，他们要用一种立足于活动、行动、变化、趋势等的哲学来克服有着二元论、独断论、怀疑论、绝对论等诸多弊端的传统哲学。他们并没有取消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传统哲学研究过的问题，而只是要求改变研究这些问题的方式，而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哲学的转向。西方哲学家们对转向的解释各有不同，但是，由于他们所谓生命、生活、意志、力量、活动、行动、趋势、进化、变化都与实践相关，或者说是实践的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他们所要求实现的转向，可以概括为实践的转向。
关于西方哲学家们19世纪中期以来在哲学上实现的转向有着各种不同的提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语言分析哲学产生以后、特别是罗蒂所编的《语言的转向》（1967）一书出版以后广泛流行的语言的转向。由于不仅分析哲学家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欧洲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也在一定意义上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因而把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向称为语言的转向的倾向可以说已成了一种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倾向。
我并不否定语言的转向这种提法的意义。但是，从语言总是人所使用的语言，语言的使用既是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这实际上也是人的生活、行为、实践）的产物、又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来说，语言必然是与人的生活、行动、实践分不开的。因此语言的转向实际上没有超越实践的转向。而且单纯地分析语言并不能解决语言所表达的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等传统和现代哲学都必然要分析的问题（包括认识论问题），因而它实际上也无法真正实现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化。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最有标志性的变革，这一点至少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中是众所公认的。然而马克思却从来没有语言的转向这种提法或类似的提法（如果语言的转向果真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根本性的转向，马克思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因此我认为，在谈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时，与其说它是语言的转向，不如说是实践的转向，只有后者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
要说明的是：我把现当代哲学的转向概括为实践的转向并没有排他的意义。语言的转向等各种转向的提法都有其成立的理由。问题是把它们的放在什么样的层次和地位上来谈论。
如果实践的转向这种概括的提法能够成立，那我就认为，在马克思以外，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最能体现这种转向的是以杜威为突出代表的实用主义。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在这方面的提法也许还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甚至还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如此。而杜威等人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的观点当作是他们的哲学的根本观点。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简单阐释了。如果我的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我还认为，以杜威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是西方现当代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派别。
四、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超越近代哲学、实现实践转向上的殊途同归
我们上面曾提到，在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关于这一点，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已有相当详尽的论述。我个人近些年对此也多次发文作过较具体的阐释。本文也仅简单提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摈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分别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并将二者统一成为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以往通行的表述当然有理论根据，但还没有充分揭示这一变革的深层意义。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他们是怎样实现上述批判继承并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的。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变革的决定性环节在于他们批判地总结了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教训，特别是在于深刻地分析了怎样才能使哲学适应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由此摆脱了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绝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的界限，强调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以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的深刻分析使他们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了与以往哲学家根本不同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联系起来。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在于他不是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出发。相对于旧唯物主义之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而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等以往辩证法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客观的实践来理解辩证法的，因而既能揭示主观的辩证法，又能揭示客观的辩证法，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辩证法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辩证法的揭示与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物质的客观性和先在性的揭示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他的唯物主义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总之，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马克思通过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标志着他在哲学上实现了一次全面的、深刻的变革，这也正是他的实践的转向。
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必然会认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看，杜威没有肯定物质第一性，也没有肯定主客体（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必然是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的。以往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全盘否定，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有停留于用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认识论的原因。其实，包括杜威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类似情况。由于他们往往忽视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本来意义之间的区别，把后者归结为前者，才使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过了时的形而上学，当作是一种教条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哲学。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经常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相互批判，这固然因为二者之间的确存在重要区别，但在一些情况下是由于没有超越近代哲学的眼界，彼此既误解了对方，甚至也误解了自己。
然而，如果人们能够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去理解它们，就会发觉这两种哲学之间尽管存在着重要区别，但在把生活、行动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全部哲学的根本观点、并以此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实现由认识论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之处，使这两种哲学能够产生任何其他哲学都无法比拟的实际影响。尽管它们的这些实际影响有时也会由于种种误解而被遮蔽甚至被扭曲，但它们终将摆脱遮蔽和扭曲而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比任何其他现代哲学学派更大的实际影响，这并非出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空头宣传，而是见证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百多年出现的客观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当然会遇到失败和挫折。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和挫折，而是一些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所必然受到的惩罚。其中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苏联的解体。因为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联当局的内外政策尽管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背离了把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核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以致因内外交困而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一些原来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所以陆续遭到挫折原因同样在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曾历经曲折，其原因也都在一些人有时背离了实践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一旦拨乱反正，又能继续取得胜利。因此只要能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标准，马克思主义就是无往不胜的。马克思在西方之所以被评为世纪伟人，萨特、德里达等西方最著名的学者之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也正在此。
至于实用主义可能产生的影响，可以从美国人民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从空地上把美国建设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说明。实用主义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现代欧洲各国哲学大都曾传入美国，并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有的（例如分析哲学）在特定时期甚至可能在美国哲学讲坛占有支配地位。但它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实用主义所同化，成为实用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实际影响来说，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始终占有优势。一些美国哲学家也承认，美国人不管其口头上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哲学，但骨子里相信的仍然是实用主义。只有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实用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使哲学从玄虚的抽象王国转向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用主义的主旨就在指引人们如何去面对现实生活世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疑虑和困扰。实用主义当然具有各种局限性，人们也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批判，但正是实用主义使美国能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功，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美国以外，实用主义也能产生广泛而长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了。自从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它的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根本特征使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流派。“五四”时期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流派除了实用主义以外，还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逻辑分析哲学等众多流派。当时访问中国的西方著名哲学家，除了杜威以外，还有罗素、杜里舒等人。但他们的影响主要只是在相关学科的少数知识分子中。而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影响则遍及思想文化的众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当时访问中国的杜威本人还是杜威的中国学生胡适等人，其对实用主义的宣传远远超越所谓纯哲学的领域。他们所作的主要不是教人去研究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引导人们去研究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胡适当时所提倡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符合实用主义的真谛的。这倒不是说实用主义拒绝任何主义。事实上美国实用主义凝聚了美国建国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整套原理原则。杜威在谈论各种现实问题时都紧紧依据其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我们才说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但杜威不同于其他许多哲学家、特别是近代哲学家，他从不把原则、主义绝对化，而竭力使它们与现实生活和实践联系起来。杜威当时在中国的讲演最吸引人的是关于科学、民主、教育等现实问题的论述，而这些论述都很有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针对性，正好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科学和民主等的诉求，所以对推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实用主义超越纯思辨领域而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特征，也使它卷入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与马克思主义长期处于对立的地位。它也必然受到在中国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然而这种涉及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现实问题的批判反过来又使这些领域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实用主义所主张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方法往往发生重叠，以致人们有时难以明察它们之间的区别。毕竟人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除了应当关注一般原则外，还应当关注，甚至首先应当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究如何使问题的解决既能符合社会和公众发展的利益，又能保障个人的合理要求。例如，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时，应当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市场经济，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放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去解决。而在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建设市场经济的方法）方面，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张力。因为，二者都把现实生活和实践放在首位，都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都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二者之间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其实，即使就原则而言二者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是针锋相对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保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利益，而就杜威而论，他的实用主义从来不主张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条件下去维护个人私利。相反，他一直提倡私利要服从公益，个人和社会应当相得益彰。其实，杜威的社会理想也并不是维护现存有资本主义，而是建立一种能保障社会成员的具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使他们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的“伟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46]。尽管杜威的这种理想社会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能实现。但它仍能获得社会上许多阶层的人的同情，杜威也由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改革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利用实用主义的人，并不都是资产阶级庸人和鸡鸣狗盗之徒，也包括许多忧国忧民和务实求真之士。这也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在中国会有挥之不去的影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克服从左和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势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坚持用它来当作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因为这无疑是使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的基本保障。但与此同时，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不仅不要简单拒斥，反而应当在防止其消极作用的条件下充分研究其可能发生的积极作用。
关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从各种不同角度和层面上来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根本观点来说，二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殊途同归。它们在一般哲学理论上是否也有共同之处呢？这是中外学者已在开始探讨的问题。一谈到将马克思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作比较，人们总是想到杜威对马克思的态度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否有相通之处。但从事这种比较往往会遇到较大困难。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才进入盛期的杜威，而杜威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原本地研读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因此，很难从他们的论著中找到直接相互印证的材料。但是，如果将马克思的学说与杜威的学说都体现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发展的趋势、都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和超越来说，仍然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重要的共同之处。例如，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所谈论的自然界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那个人化的世界；杜威在肯定自然界不以人的存在为转移而自在地存在的前提下提出的关于主客（有机体和环境）相互制约、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理论与马克思所阐释的辩证法至少是不直接抵触的；杜威的“伟大共同体”虽然不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至少他自己把它当作是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一种理想。这里的关键仍然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的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如果按照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结构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按照近代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杜威的哲学，则二者除了对立以外很难还有其他。但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意义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按照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去理解实用主义，那这两种哲学作为体现同时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哲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说殊途同归。
五、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立统一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苏东事变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哲学上必然得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过去的重要根据地苏联被公开地抛弃了，在跟随苏联的那些国家以及跟随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也产生了多米诺效应，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由此落入低潮。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不仅坚定地抵制住了这种效应，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必要的反思，探究其失败的症结；同时还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进行了深入、全面和系统的探索，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焕发出了其灿烂的光彩，特别是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大发展，使中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他国家的许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根据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在探索有他们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因此，尽管出现过低潮，马克思主义由于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不会长期衰落下去，反而会在新的形势下获得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更为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最好的明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新的变更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形态，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不会改变。细察当前，展望未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最能经得起各种考验和检验、并持续获得发展的哲学，是最能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
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我们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地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等全盘否定的话语来形容。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下去，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也仍然有存在的土壤。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变故，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的兴衰起落随时可能发生。但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发生以来一直存在的那些主要思潮还会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它们除了与社会政治等易变的因素相关外，还与文化传统、特别是哲学本身的传统等不易变化的因素相联系。例如存在哲学对存在的研究、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持久性，不会随着一些易变的因素的变化在而发生大的变化。
自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以来，最为经久不衰的西方哲学流派莫过于实用主义了。这是因为实用主义在众多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中最能体现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即我们在上面已作较多论证的实践的转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杜威等美国实用主义的经久性还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美国建国的历史不长。它的哲学和文化，特别是那些影响较大的哲学和文化大都是从欧洲传入的，但它们传入美国后又必然与美国本土哲学和文化，特别是和实用主义这种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和文化融合起来。发源于欧洲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本来主要是在一部分上层的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影响范围有限。但当它们传入美国并与在公众中广泛流行的实用主义融合后，很快也成了影响范围广大的哲学派别。与此相关，一批从事现象学、存在哲学、分析哲学研究的欧洲哲学家也只有到了美国短期或长期讲学、得到美国学界的认可后，才能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也才能产生较大的现实影响。这些都标志着美国事实上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大本营。这既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成为西方世界的超级大国相关，显然也与美国实用主义能够包容各种不同哲学的开放性相关。
如果我上述的论点能够成立，那么以杜威为最大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就成了当今西方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与实用主义的关系。这当然不是看轻现象学、存在哲学、分析哲学这些在上层哲学界的显学地位，而只是说这些哲学的影响只有传入美国，并与美国实用主义相融合后才能成为影响范围更大的显学。在当今美国甚至西方世界，实际上只有实用主义才是广大范围的民众最易接受、也最愿意接受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要划清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界限或者批判地吸取西方现当代哲学可能包含的合理因素，最应当作的是深入和持久地研究最能与众多西方哲学流派相融合的实用主义。
当今的世界是多极并存的世界，表现在哲学上是多种哲学并存。但在多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美两极。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在世界的多元格局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哲学上，在中国得到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国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当代哲学发展中最突出、最值得关注和正确处理的关系。换言之，实用主义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当代资本主义与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哲学理论上最集中的体现。在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在经济、政治上仍然必须的划清与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界限，但又要与他们展开平等对话，寻找共同的空间，促进互利合作。与此相适，在哲学等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严格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但这不能是简单地去进行空洞的口号式的斗争，而是在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和深入研究对方的理论的基础上去和对方展开对话，既注意揭露和批判对方的错误和片面性，也注意发觉并批判地吸取对方理论中与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合理因素。应当看到，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与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不仅仅是对立，而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在某些节点上存在着彼此相通的张力。因此我们应当学会善于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行西化和自由化的企图和西方哲学（包括倡导民主和自由的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确存在的积极因素严格区别开来，使我们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研究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两种哲学的对立统一是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https://www.daowen.com)
注解：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4] 同上书，第23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6] 同上书，第163—16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9页。
[8] 潘恩：《理性的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9] 同上书，第25页。
[10] 同上。
[11] 同上书，第2页。
[12] Cf.American Philosophy，edited by Ralph B.Winn，New York，1955，p.236.
[13] Cf.American Philosophy，edited by Ralph B.Winn，New York，1955，p.233.
[14] Ibid.，p.234.
[15] 近代性的英语对应词为modernity，由于它可以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泛指包括现代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整个时代，中文通常都将其译成现代性。由此衍生的modernizatiom通译为现代化。但这样一来，现代性和现代化就成了把近代和现代都包含在内的范围广泛的概念。为了将这整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区分开来，于是就出现了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第二次、第三次现代化等提法。在我国西方哲学界，通常把从笛卡儿（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哲学称为西方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把自此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称为西方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为了体现西方近代哲学的一般特性，本文将modernity译成近代性。
[16]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初版序。
[17] 潘恩：《理性的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18] 同上书，第2页。
[19] 引自《人权宣言》，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0] Cf.American Philosophy，edited by Ralph B.Winn，New York，1955，pp.134-136.
[21] R.W.Emerson “Nature”，Introduction，web edition.
[22] Cf.Ralph Waldo Emerson，“The Transcendentalist”，web edition.
[23] Cf.Frank Schulman，“Ralph Waldo Emerson”，web edition.
[24] Ibid.
[25] 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70，p.148.
[26] 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70，p.10.
[27] Max H.Fisch in Sebeok，The Play of Musement.
[28]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edited by John McDermott，1977，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348.
[29]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1985，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p.71.
[30] T.A.Goudge，The Thought of C.S.Peirce，Toronto and London，1950，pp.2-3.
[31]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8 vols，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Paul Weiss，and Arthur Burk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31-1958），以下凡引用是本文集，仅在引文后注明其卷数和段数，如6·482即为6卷482段。不另加注。
[32]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1页。
[33]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 Volumel 10， p.72.
[34] 转引自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35] 转引自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36]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p.77.
[37]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J.Buchler，New York，1955，p.229.
[38]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p.77.
[39] 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提出地球的现状是各种自然力长期、缓慢作用的结果，可以从地球的现状了解其过去。
[40]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p.72.
[41]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p.72.
[42]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edited by John.McDermott，1977，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349.
[43]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p.73.
[44]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0，p.74.
[45]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Volume 12，p.170.
[46] Cf.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ume 2，p.315-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