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医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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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医药交流中，日本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明代中日两国医药交往尤为频繁。洪武三年（1370年），竹田昌庆（1340—1420年）来华，向道士金翁学习医理和针灸。在华期间，为明太祖皇后医治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为“安国公”。8年后，竹田昌庆回日本时，带去一批中医药典籍及铜人图等。

日本后花园天皇享德元年（明景泰三年，1452年），日本僧人月湖（又号润德斋）来华，居住杭州，学医于名医虞抟，撰有《金九集》《大德济阴方》等书。日本后土御门天皇长享元年（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田代三喜来华，随名医虞抟之孙学医，攻研东垣、丹溪之学，历经12载，回国后倡导李、朱学说。门徒曲直濑道三深得田代真传，跟师达10年之久，后到京都创立启迪院，推崇虞抟、王纶著作，更宗丹溪学说，撰有《启迪集》，以发扬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骨干。其子曲直濑玄朔继承父业，开学舍，传医术，并与崛正意合办“嵯峨学舍”，广收学徒达3000余人。

日本后土御门天皇明应元年（明弘治五年，1492年），坂净运来华学医，8年后学成，带回《伤寒杂病论》，向日本医界宣扬仲景学说，反对李、朱之学，与曲直濑道三争鸣，撰有《新椅方》《遇仙方》《续添鸿宝秘要钞》等。永田德本继承坂净运之学，创立日本“古方派”，对日本医学影响很大。名古屋玄医（1627—1696年）、吉益东洞（1702—1773年）也是古方派重要医家。此外，日本还出现介于两派之间的“折衷派”，主张既遵奉中国古代经典医理，也重视选用宋、元以后的新方，首倡者为望月鹿门。

吉田宗桂（1500—1570年）精通本草，分别于日本后奈良天皇天文八年（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天文十六年（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两次随日本使节来到中国，并在第二次时治愈明世宗的疾病，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医名更甚，医界誉为“日本日华子”。

《本草纲目》出版10余年后，即流传到日本。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国学者林道春将该书献给日本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1542—1616年），成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端。17世纪以后，《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陆续传到日本。朱《救荒本草》也流传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