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学的成就
清代药物著作数量明显增多，既有综合性中药著作，也有专题性中药著作，主要有《本草备要》《本草从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得配本草》《本草述》《本草求真》《本草问答》等。
（一）《本草备要》
撰者汪昂（1615—1695年），字讱庵，休宁（今属安徽黄山市）人。幼读经书，科举不顺，弃儒从医，深入研究本草，因感于《本草纲目》备而不要，故删繁就简，“由博返约，取适用者凡四百品，汇为小帙”。
《本草备要》于康熙初年刊行，有多种版本，卷数不同。收入常用药物478种，按草、木、果、谷菜、金石水土、禽兽、鳞介鱼虫、人部分成八类，详论性味、归经、主治、七情配伍、畏恶、禁忌、毒性、煎煮或制作方法、服用时间、饮食宜忌以及产地、采集、收贮、炮制、真伪鉴别等，附药图461幅，多引《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疏》及金元各家论说，本人见解则注明“昂按”。论药除介绍药物功效外，又对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内容相互阐发，使辨证遣药原则贯穿始终。该书扼要实用，文词流畅，通俗易懂，流行颇广。汪昂另撰有《黄帝素问灵枢类篡约注》《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经络歌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本草从新》
撰者吴仪洛（1704—1766年），字遵程，海盐（今属浙江嘉兴市）人。幼习举业，乾隆初弃儒学医，披览家藏医书，立志以医术济世。为增进学识、开阔眼界，曾游楚、粤、燕、赵等地，并留滞四明（今浙江宁波）达5年之久，阅览范氏天一阁藏书，读书广博，阅历精深。后归故里，业医40年，资贫拯危，名噪一时。
《本草从新》6卷，称得上是《本草备要》的增补本。吴仪洛鉴于《本草备要》“卷帙不繁而采集甚广”颇受医家欢迎，但汪昂未免有承误之失。于是重新修订，保留半数内容，半数作增改，共录药物721种，分为11部52类。增加大量民间药物，又补充《本草纲目》未收载之药，如太子参、西洋参、燕窝、冬虫夏草等，取名《本草从新》。书末载录救荒、食用及养生之品，刊行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吴氏注重实际，凡订正的内容均系临床实践所得，药味增减亦以实际运用为依据，对“有名无用之药”俱予删除。如人参功效，标为“大补元气、生阴血，亦泻虚火”，黄芪“补气固表，生亦泻火、生阴血”，符合临床。此外，对药物真伪的鉴别、道地药材、药物性味与加工炮制方法等均有所介绍，颇为实用，流行甚广。
（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撰者徐大椿（1693—1771年），字灵胎，又名大业，晚号洄溪老人，吴江（今属江苏苏州市）人。徐氏才华过人，道家、医学、天文、水利、数术、音律、诗文、技击等诸多方面靡不通究，是清代崇古派的代表医家。撰有《难经经释》《伤寒类方》《兰台轨范》《慎疾刍言》《医学源流论》《洄溪医案》等。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卷，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年），其编写宗旨是“辨明药性，阐发义蕴，使读者深识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药不致误用”，使后世医家“知所以然，则方可自制，而亦能合古人制方之意”。该书首录徐氏自序，次列《凡例》8条。正文收录《神农本草经》药物100种，依目次分上（63味）、中（25味）、下（12味）三品。各品级下，录载药名、经文；每句经文下，为徐氏注文；每味药经文后，为发凡、附论。药物收载，品级划分，录药次序，经文内容，俱依《大观本草》。其领悟《本经》用药的基本思路为“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https://www.daowen.com)
凡涉及药物作用人体，徐氏讲述生理、病理关系时，医理本于《内经》，引方出自仲景。如苦参经文：“味苦……补中。”注文：“《内经》云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即此义也。”葶苈附论曰：“故《伤寒论》中承气汤用大黄，而陷胸汤用葶苈也。”并结合临证，阐发蕴义启迪后学。麦门冬经文：“主……胃络脉绝。”附论：“后人以为肺药者，盖土能生金，肺气全恃胃阴以生。”所述符合经旨，结合临床，确为经验之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该书：“凡所笺释，多有精意，较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发明诸条，颇为简要。”
（四）《本草纲目拾遗》
撰者赵学敏（约1719—1805年），字恕轩，号依吉，乳名利济，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利济十二种·总序》称“性好博览，凡星、历、医、卜、方、技诸学，间亦涉历之”。《本草纲目》问世180余年后，赵学敏先后查阅600多种书籍文献，认真摘录，“久而所积溢簏外，束庋阁上，累累几千卷”，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撰成《本草纲目拾遗》10卷。
在药物分类次序方面，赵氏认为“以人疗人”不足取，故特删去“人”部；新立“藤”“花”二类，把“金石”类，分为“金”部和“石”部。该书载药921种，其中716种是《本草纲目》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新增药物数量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赵氏称该书“专为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备之”。如水部增收春水、荷叶上露等24种；火部增收松柴火、荷梗火等21种及附药22种；土部增收观音粉、丹灶泥等18种；草部增收补订金钱草、於术、浙贝、鸦胆子、冬虫夏草等药物191种及附药37种；藤部增收雷公藤等25种及附药1种等。对李时珍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言铅粉辛寒无毒，世人“皆仍其误”，危害匪浅，赵学敏根据实地考查，加以纠正。
该书收录较多民间验方、治法和西洋医药知识。如鸡血藤舒筋活络、鸦胆子治冷痢、千里光治疮、鹧鸪菜驱蛔虫等都来源于民间经验。记载明清以来国外传入的药物知识，如治疗疟疾的金鸡勒、治疗咽喉肿痛的胖大海、外用的日精油及东洋参、西洋参、烟草等。还记载一些西药如消强水等以及西方药露的制作工艺。此外，该书论及生物发展过程中的“变产”，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可见作者已初步具有生物进化的观点。
《本草纲目拾遗》从一个侧面反映其时代特色和比较开明的医学理念，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总结16世纪后到18世纪前近200年间的我国药物学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植物名实图考》
撰者吴其濬（1789—1847年），字瀹斋，号吉兰，别号雩类农，固始（今河南信阳市）人。出身官宦之家，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获一甲一名进士，先后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尚书、巡抚、总督等，到过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等地，有“宦迹半天下”之称。吴其濬在任职与游历时，对各地植物特别留意，进行观察、采集、记录和绘图，经常向当地草医和民众请教，如“询于舆台者”“得之牧竖”“取于老农”等。经多年积累，掌握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又先后参考800多种古代文献，包括经、史、子、集中有关植物的记载，如陆羽《茶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等专著，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遂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载植物1714种，绘图1805幅，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果、木、群芳等12类。所载植物，多为亲自观察和访问所得，绘附精图，择要记载品种、形态、性味、产地、用途等，对于植物药用价值以及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考订尤详。有许多植物虽经研究比较，仍难以考定者，则一概不下结论。
该书虽以古代文献资料为基础，但绝非人云亦云，主要以实物观察为依据，后以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如鬼臼条“此草生深山中，北人见者甚少……余于途中，适遇山民担以入市，花叶高大，遂亟图之”。又如述及大青时说“湘人有《三指禅》一书，以淡婆婆根治偏头风有奇效。余询而采之，则大青也，乡音转讹耳”。吴氏强调医者应知药，说医者不知药而用方，“其不偾事者几希”！
《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19世纪一部科学价值颇高的植物学著作。对植物名称和实物进行考证，使植物名与实一致，为我国古代本草向近代植物学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该书所绘植物形态图比较精细而近于真实。比《本草纲目》收载的植物增加500余种，其中记述云南、贵州的植物颇丰。此外，还较广泛地收集民间医药经验与知识，纠正以往某些本草著作的错误。
该书出版后，学术影响较大，至今仍是研究我国植物种属及其固有名称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如德人Enil Bretschneider在《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1870年）中，曾予以很高评价，认为其附图刻绘极为精审，最精确者往往可赖以鉴定植物的科或属。《植物名实图考》对医药学、农学、园艺学等方面研究都有很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