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癌症认识的转变而出现的新思路
显微镜的发明和细胞学的进步,奠定了癌症的病理学基础。 自从1863年Virchow发现“癌的细胞起源”以来,至今病理学诊断仍为癌症诊断的金标准,即一旦在显微镜下看到正常细胞变为癌细胞,便千方百计用手术、放疗、化疗和局部治疗去消灭它,以为这样就可以治愈癌症,从而认为癌症是局部病变。然而人们通过临床和基础研究等不同角度,逐步认识到癌症还和全身密切关联。
例如1931年,Meyer就提出“Cancer is a systemic disease”(癌症是全身性疾病),强调“机体内环境物理化学平衡和慢性应激在肿瘤发生和进展中的作用”[《外科年鉴》(Ann Surg),1931]。
又如1975年,Deighton从致癌物改变机体内稳态平衡角度,进一步证实“Cancer-a systemic disease with local manifestations”(癌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指出“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内分泌系统在癌发生中的作用”[《医学假说》(Med Hypotheses), 1975]。
再如1995年,Netten等在《柳叶刀》(Lancet)上发表文章,从临床治疗效果和肿瘤侵袭转移的角度,也强调“肿瘤是全身性疾病”。我国顾健人院士和杨胜利院士在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和2005年《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则从细胞生长调控基因调控异常的角度,证实“癌可能与细胞和系统性多层次调控有关”,支持“癌症是全身性疾病”的观点。
关于“癌症是全身性疾病”,笔者以为有以下三件事值得关注。
(1)系统生物学的出现: 自从1953年Watson等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使医学进入分子水平以来,分子生物学使癌症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然而不久便发现其不足,于是出现了“系统生物学”,认为不仅要研究一个分子通路,还需要整合研究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蛋白、信号网络、细胞、器官、整体甚至环境因素(图1-3)。换言之,癌症研究仅研究局部和微观是不够的,要整合研究微观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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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强调系统生物学在癌症研究中的应用
(2)发现肿瘤与细胞外基质的相互作用:2006年《癌细胞》( Cancer Cell)有一篇文章,提示癌周围的肝组织(不是癌组织)有17个基因也可以预测肝癌的复发转移;重要的是,这17个基因是免疫炎症相关的基因,而不是侵袭转移相关的基因。笔者有幸成为通讯作者之一,这个发现提示癌还受到癌周免疫和炎症的影响,而免疫炎症是受全身调控的。换言之,光研究癌细胞不够,还需要研究“微环境”,研究由全身调控的免疫炎症。
(3)发现癌有10个标志,其中4个标志显然是全身性的:2011年《细胞》( Cell)发表了《新一代的癌症标志》一文,如图1-4所示,其中黄色框内新近发现的4项显然与全身有关。提示过去只重视癌细胞相关的标志(蓝色框框内的6项),而近年发现全身性标志不可忽视。

图1-4 新一代癌症标志中有4项与全身有关
至少上述三点,已明显说明近年对癌的认识已从“局部病变”向“全身性病变”过渡。为此,全身性干预已逐步引起重视,至少包括神经系统干预、免疫干预、内分泌干预和代谢干预。 由于注意到控癌战不仅可以从局部入手,还需要全身性干预,从而明显加大了控癌的力度。这就好比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统一战线策略,而不是单纯依靠正规军,从而使抗日的力量大幅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