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抓住可能最终取胜的阵地战/运动战的战机（例6、例7和例8）
这里打算再举一位病人（例6）。
那是1993年10月的一位62岁的男性病人邓某某。病人因右上腹隐痛，两周前B超发现右肝有大的肿瘤。入院后CT亦证实右肝肝癌，肝功能基本正常，其他各项检查均无手术禁忌。1993年10月27日手术，发现右肝有11×9厘米肿瘤，有肝硬化，由于肿瘤位置需做右半肝切除，估计病人难以耐受，故作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术后用顺铂等化疗灌注。病人出院后一般情况良好，半年后肿瘤已明显缩小，曾劝病人手术切除，病人称已63岁，且自觉良好，不打算接受手术。病人最终于1995年2月因肝癌病故，生存17个月。
为了说明问题，再举另外一位病人（例7）。
那是1986年的一位32岁的男性病人王某某，没有症状，是普查中发现甲胎蛋白明显升高，B超见右肝有大的肿瘤，放射线核素扫描也见右肝有大的占位性病变，诊断为肝癌。由于病人肝功能和其他检查均无手术禁忌，乃于1986年6月6日手术。手术发现，右肝有9×8厘米肿瘤，有肝硬化。 由于肿瘤位置紧靠第二肝门，如果切除，需做右半肝切除，估计病人难以耐受，乃作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病理切片证实为肝细胞癌和肝硬化。
手术恢复顺利，术后3周动脉内注入肝癌导向治疗剂，即标以放射性核素碘-131的铁蛋白抗体（131I-FtAb）29毫居里，由于没有明显副作用，后来又再注入10毫居里。接下来又在肝动脉内灌注化疗剂顺铂，共5次。另外还给予免疫治疗剂混合菌苗（MBV，当年与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合作的类似Coley毒素的非特异性主动免疫治疗剂）。4个月后肿瘤明显缩小，甲胎蛋白明显下降。病人一般情况也恢复良好。
于是我们劝病人接受“缩小后切除”，但在1986年当年，我们对“缩小后切除”经验不多，不敢把话说得太肯定，这样病人就很犹豫。我们只好说：“现在是手术的最好时机，您实在不愿意手术，那就只好出院。”病人和家属整整思考了1周，最后才同意手术。
1986年11月10日的手术发现肿瘤已缩小至4×3厘米大小，顺利做了局部切除。术后继续在动脉导管内灌注化疗剂顺铂和氟苷（FUDR），不久血中甲胎蛋白完全转为阴性（表示手术切除彻底）。如图4-1所示，很难想象病人血甲胎蛋白（AFP）在第一次手术时高达15000微克/升，第二次手术时仍有100微克/升（正常值为20微克/升以下）！
图4-1 例7当年的幻灯片
图4-2 病人在29年后与笔者的合影
2015年8月17日病人到办公室来看我，情况良好，已无瘤生存29年，征得本人同意，附上和他的合影（图4-2） 。(https://www.daowen.com)
笔者的话：毛泽东说，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个时期“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位置……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这里想强调的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位置”这一句。
例6病人肝癌不能切除，做了肝动脉结扎和插管，术后化疗药物灌注，肿瘤明显缩小，但病人放弃了“缩小后切除”，最终只生存1年余，死于癌症。而例7病人经过思想斗争，终于在肿瘤缩小的最好时机，抓住“缩小后切除”的机会而能无瘤生存至今29年。
这两位病人预后迥异，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第三阶段：抓住可能最终取胜的阵地战/运动战的战机”。为什么这样说呢？您看例7，肿瘤直径虽然缩小为原先的一半，但甲胎蛋白（100微克/升）仍然高于正常，提示虽然经过运动战（肝癌导向治疗）和游击战（肝动脉内化疗灌注和混合菌苗的免疫治疗），仍然有残癌存在。而缩小切除后，甲胎蛋白便完全降至正常，说明只有手术才能将残癌完全肃清。
那么最终是否非采取“阵地战”不可呢？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例8），提示即使最终没有阵地战，但运动战和游击战如果进行得好，效果也不错。
那是1985年12月另外一位中年男性病人张某某，因B超发现肝内有肿瘤而来就诊。病情和例4、例5相仿，并有20年的肝炎病史。1986年2月24日手术，发现右肝12 × 10厘米大小肝癌，但周围已有3～4枚播散的癌灶，也有肝硬化，为此只好作肝动脉结扎和插管，病理报告证实是肝细胞癌。
术后病人很快便恢复，所以能够较早开始在肝动脉内灌注化疗药物。那时用的是5-氟尿嘧啶，每次只用250毫克（这是一个较小的剂量），照理只能属于游击战性质，然而细水长流，总量居然也积累到10克以上。由于总剂量较大，应该说可以属于运动战性质。果然在一年后B超观察到肿瘤直径已缩小一半，由于肝动脉导管堵塞，化疗灌注停止，改服中药。
1988年6月，即手术后16个月，主瘤缩小到5×4厘米大小，播散灶已不易看到，病人肝功能良好，免疫功能也不错，那时用旧结核菌素皮试（OT），结果强阳性，也没有其他手术禁忌，我们便劝病人接受“缩小后切除”。但病人和家属认为病情好转并稳定已经年余，怕开刀反而不好，便拒绝手术，继续中药治疗。
1990年12月（病后5年）来门诊随访，情况良好。但1991年8月病人最终死于癌症，此时为诊断后69个月（5年余）。
笔者的话：不能切除肝癌通常生存不到1年，难有生存5年以上者。而这位病人生存5年余，为此也值得做进一步分析。
病人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用“阵地战”（手术切除），而能生存5年以上，主要是第一和第二阶段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其中有耐心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阶段没有贸然做阵地战（一期切除）而改为肝动脉结扎和插管；第一和第二阶段能够耐心进行持久的游击战（5-氟尿嘧啶250毫克肝动脉内灌注持续年余），由于积累的总剂量较大，导致肿瘤明显缩小，已达到运动战的性质；在肿瘤明显缩小（即大部被消灭）的基础上，又能坚持中药治疗，中药起效慢但性温和，应该属于游击战性质，但由于能坚持数年，其功不可没。
上面是值得肯定的方面，然而病人也有不足的一面，就是没有在第三阶段抓住时机进行“阵地战”，一举消灭已明显缩小“由强变弱”的残余肿瘤，从而没有逃脱最终死于癌症的厄运。因此，由于第三阶段决策的不同，导致例7病人生存29年以上，而例8病人生存5年后死亡。
总之，上述6位病人，反映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病人，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应该结合自身的不同情况，并且有“持久战”三个阶段不同的战略与战术的决策，才可能最终取得较好的结果。任何一个阶段决策的失误，都会影响预后。这也说明，在武器水平（硬件）相仿的条件下，战略和战术决策（软件）便成了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