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战略决策要慎之又慎（例3、例4）

前文说过，“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下文是1994年的一位22岁男性病人黄某某（例3）。

病人主诉右腹和腰部疼痛十余天，验血甲胎蛋白明显升高，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当年称“澳抗”）阳性，B超见右肝巨大肿瘤，肝癌诊断明确。血常规、肝功能和其他检查结果没有手术禁忌，遂决定手术。

1994年11月18日手术探查，发现右肝有18×8厘米大肝癌，但肝脏看似菠萝，肝硬化结节有1厘米大小，由于病人年轻，看似身体不错，又没有明显癌转移表现，门静脉也没有癌栓。当时认为应该给病人一个机会，因为病人明显合并肝硬化，不能耐受右半肝切除，于是做包括肿瘤的右肝部分切除。对于这么大的肿瘤，这显然是属于“姑息性切除（”估计还有残癌，切除不彻底的手术称为姑息性切除），因为手术后甲胎蛋白未能降到正常值。病理检查确实是肝细胞癌、大结节性肝硬化。手术后5个月，验血查甲胎蛋白又见明显升高；B超见右肝有多个复发肿瘤；并发现癌细胞种植到腹腔（腹腔癌结节有7×5厘米大小）；还有胸水，胸水内也发现癌细胞。病人在手术后9个月便死于癌广泛转移。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例4）。

也是1994年，一位62岁的男性病人朱某某，也是主诉右腹痛半个月，验血甲胎蛋白也明显升高，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也是阳性，B超也见右肝巨大肿瘤，肝癌诊断明确，血常规、肝功能和其他检查结果也没有手术禁忌，遂决定手术。(https://www.daowen.com)

1994年11月11日手术发现，右肝有15×12厘米肝癌，有肝硬化，没有癌转移证据，门静脉没有癌栓。由于病人年龄较大，决定只做零下196℃的液氮冷冻治疗（我们此前的实验研究证明冷冻治疗可使肿瘤区结冰，在冰球内的肿瘤将基本坏死），合并肝动脉插管。病人出院后于1995年3月进行肝动脉插管的化疗灌注。数月后因无法继续进行化疗而改服中药。1999年还参加“病人心连心”活动。术后12年，即2006年9月肝癌复发，用伽马刀治疗，2007年9月死于癌症。此病人患癌后生存了13年。

笔者的话：上述两位病人，病情相仿，前者有重度肝硬化，“敌强我弱”态势明显，却选择了阵地战（一期手术切除），导致失败，只生存9个月；后者选择了运动战（冷冻治疗也能较多杀伤肿瘤，但机体损伤较小）以及化疗灌注和中药治疗（应属游击战性质），却生存了13年，提示第一阶段的战略决策十分重要。

毛泽东说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而第一位病人在这个阶段却勉强采取阵地战，所以失败；第二位病人则正确地按毛泽东的原则，主要采取运动战（冷冻治疗），而以游击战（化疗和中药）辅之，得以较长期生存。

当然，从学术的角度讲，影响病人预后的因素很多，其中癌的侵袭转移潜能至关重要，所以单凭这两位病人的结果无法下结论，这两例也许是偶然现象，但必然常寓于偶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