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具体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例10）

显然，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难以截然划分的，他们是矛盾的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为此，对控癌战而言，要统筹考虑，辩证应对，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这一段不打算展开，只讲一些原则。其实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四章标题中便已概括了如何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那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笔者想在控癌战中这些也同样重要。为了加深印象，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例10）。

女性病人郑某某，45岁，1986年9月因验血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有乙型肝炎感染背景，患肝癌概率大），甲胎蛋白升高达920微克/升（正常为≤20微克/升），B超发现肝内有多个大肿瘤，诊断为肝癌入院。

因无手术禁忌，于1986年10月4日手术，见肝内多个肿瘤，分别为9×8厘米、6×5厘米，还有1～3厘米直径肿瘤7个。因已无法切除，乃作肝动脉结扎合并肝动脉插管。病理证实为肝细胞癌。术后动脉内注入碘-131碘油（I131-Lipiodol，是一种能较多进入肿瘤血管的制剂，由于油剂堵塞肿瘤的动脉供应使肿瘤坏死，加上标以放射性核素碘-131，可以通过内放射进一步杀伤肿瘤）。患者还合并应用顺铂化疗肝动脉内灌注，合并混合菌苗（MBV，源于Coley毒素）的免疫治疗，并合并中药治疗。由于随访过程B超看到肿瘤缩小，甲胎蛋白也降至62微克/升。于1988年2月1日（第一次手术后1年4个月）再手术，切除已缩小的肝右前和左内叶的肿瘤，估计未能全部切除肿瘤，故属于“姑息性切除”，但切除标本病理检查未看到残癌；对肉眼看到的未能切除的残癌，再在肿瘤结节内注入无水乙醇（可以产生凝固性坏死以杀灭残癌）。

病人可以说是“好事多磨”，1994年（8年后）发现肝癌转移到肺和纵隔淋巴结，又作了右上肺和纵隔淋巴结切除，术后再作放射治疗。2014年（28年后）又发现左右肝各有1个小癌复发，又行射频消融和无水乙醇注射。图7-3是2015年8月患者和笔者在办公室的合影。

图7-3　病人和笔者在28年后的合影(https://www.daowen.com)

笔者的话：患有如此多个大小肝癌的病人能够健康生存29年应算是奇迹，可以说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个人以为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1937年10月）中有一段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不是吗？

您看图7-3中，该病人从1986年起，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开始由于肿瘤太大、太多，无法打阵地战，只能打运动战（肝动脉结扎+肝动脉内131 I碘油和化疗灌注）和游击战（混合菌苗的免疫治疗和中药治疗）。2年后因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效消灭了部分肿瘤，创造了打一次阵地战的条件，便不失时机进行了“姑息性切除”和无水乙醇注射，从而取得了6年的和平。1994年发现肺和纵隔淋巴结转移，但由于身体状况较好，从而得以进行了又一次阵地战（肺转移灶切除和纵隔淋巴结转移灶的切除，以及术后放射治疗），这次阵地战由于消灭肿瘤较彻底，获得了长达20年的和平时期。但病人并没有放松警惕，始终保持持久战的战略准备（体现在后来能较早发现肝内的复发），当2014年发现左右肝各出现1个复发的小癌灶时，又因地制宜采取第三次阵地战性质的治疗（射频消融和无水乙醇注射对较小癌灶可属较彻底的治疗）。在图7-3中，不仅可以看到处于健康状态的病人，而且她笑容满面，这也反映出病人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病人虽经如此多的“战乱”而能胜出的秘密。

总结一下，病人能够达到保存自己，是通过灵活应用多种形式的消灭肿瘤的办法。很少有病人经历过如此多的不同治疗：肝的手术切除，右上肺和纵隔淋巴结的手术切除，射频消融，外放射治疗，内放射治疗（131I碘油），肝动脉结扎，肝动脉内化疗灌注，瘤内无水乙醇注射，混合菌苗的免疫治疗和中医中药等。

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表达，就是能灵活应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而且做到战术上的速决战和战略上的持久战。由于战术上的速决战，使病人得到足够的休整复原的机会，为迎接下一次的挑战打下基础。所有这些，也体现了毛泽东所强调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