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战”取胜的关键之三：能否与“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

例10（本书第45页）中的四次战役中，“运动战”所起的作用是大量消灭了肿瘤，帮助病人“转弱为强”。但笔者以为“游击战”在这位生存29年以上的病人身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位病人所用的“游击战”战法似乎主要是混合菌苗（MBV）的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在大量消灭肿瘤以后，对残留少量残癌估计会起重要作用。但笔者感到这位病人的“游击战”远不止于此，请回头看看前面的图7-3，从病人放松的笑容中，可以看到“放松“”乐观”和“积极”的精神状态，而这些往往是医生所忽视的。

在“5.控癌战能否取胜：‘抗战’还是‘妥协’”中，笔者曾经说过精神是有物质基础的，有文献也认为“心理社会因素可调控癌细胞基因组演变”。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主要体现于人民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战术，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利用青纱帐、铁道等。怪不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持久战》中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当然，“阵地战”是最终取胜的重要方面。例10中的病人，当在病后第8年出现肺转移和纵隔淋巴结转移时，就紧紧抓住8年来通过“运动战”和“游击战”，消灭了较多肿瘤从而取得较好身体状况的有利时机，断然下决心采取身体能承受的大规模“阵地战”，因为肺转移和纵隔淋巴结转移的手术切除，以及术后的放射治疗对病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战役。这次的“阵地战”最终给病人赢得20年的“和平时期”，直到此后的20年才又出现小的肝转移癌灶。

总之，控癌战是持久战，是持久战就不能忽视那些看来不是根治性的疗法（“运动战”），因为通过有针对性、有计划的“运动战”，包括这些疗法的联合和序贯应用，是有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达到“转弱为强”，从而为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阵地战”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