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强大之敌，“策反”不易

分化诱导治疗能否有效应用，还要看一些客观条件。这好比要策反强大之敌并不容易。在抗日战争末期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悬殊，根本谈不上“劝降”。在解放战争中，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取胜之前，也很难谈“劝降”。当年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在解放军将赢得辽沈战役大捷的大军挥师南下，消灭了敌人大量外围有生力量，又解放了天津，截断了敌人外逃的出路，这才使北平的和平解放得以实现。换言之，北平的和平解放，也是在局部造成“我强敌弱”态势的基础上达成的。然而即使“我强敌弱”，敌人也未必接受“劝降”，例如淮海战役中，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虽然毛泽东曾写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而敌方认为自己手中还有兵力，拒不投降，负隅顽抗，结果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

为此，让肿瘤“改邪归正”要看时机。对于已成气候的大肿瘤，要单纯通过“分化诱导”的办法取胜，是难之又难的。这时可选用的办法，首先还是看是否有条件打“阵地战”（如大肝癌的手术切除），没有条件则看能否打“运动战”（如针对大肝癌的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术——介入疗法），而不能寄希望于单纯打游击战（如分化诱导治疗等）而取胜。过去筛选抗癌药物，主要是看在动物实验中能否抑制肿瘤，使肿瘤缩小。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分化诱导治疗剂”是否有效，结果都是阴性的。因为实验找错了对象，用错了衡量标准。所以上面说的，“全反式维A酸通过诱导肝癌初始细胞分化，可以增效顺铂”，说的是在肿瘤较大的情况下，“分化诱导剂”只是起辅助化疗的作用，而不是独立起作用。换言之，在肿瘤较大的态势下，单纯用“改造”的办法还不行，需要“消灭与改造并举”。(https://www.daowen.com)

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让残癌改邪归正（分化诱导），而不是斩尽杀绝，就带有这个意思。而达此目的，需要更多思考如何“用间”。这是一个过去虽有研究，但尚少突破的领域。 由于不是直接消灭敌人，为此评价指标、观察的终点（end point），也应有别于对消灭肿瘤疗法的评价。这一段，我们论述了对付“残癌”的办法，这好比对付少量罪犯的办法，也可以选用“改造”的办法。 由于不是直接“消灭”的办法，所以放在游击战范畴中去论述。下面打算说一下如何用“改造”社会环境（人体内环境）的办法来间接减少犯罪（控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