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防癌”中的作用（例15）
《黄帝内经》早就强调：“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应该也包括癌症在内。在《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这一篇中，还形象地说出其道理：“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椎，不亦晚乎？”为此，控癌战也应首先重预防。
《黄帝内经》有一系列关于养生防病的论述，这些论述也同样适于防癌。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有这样一段：“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这些文字应不难懂，提示如果能顺应自然，生活规律，饮食有节，劳逸适度，不妄纵欲，就能长寿。这样就能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中所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反之，如不重视正确的生活方式，纵欲过度，则折寿。在《素问·经脉别论篇》更明确指出“生病起于过用”，如饮食过饱、工作过劳、运动过分、精神受创等，这些都可以致病。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养生防病的论述，更多强调内因，强调维护机体正气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和西医在论述癌症病因和预防方面略有不同，西医较重外因，笔者也曾主编过三版《现代肿瘤学》，在癌症病因方面，也首先论述环境致癌因素，包括物理（如电离辐射、紫外线、电磁波等）、化学（如甲醛装修污染等烷化剂，亚硝胺之于食管癌，等等）和生物学（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之于肝癌，人乳头瘤病毒之于宫颈癌等）等方面；然后才是免疫、内分泌、遗传等内因相关的方面。在生活方式方面，只是把吸烟纳入，而在精神因素方面很少论述。在宣传方面也重在空气污染、饮水污染和食品污染等。而中医则强调：“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灵枢·口问》）外因和内因均有，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篇》），则更注重内因。所有这些，在设计癌症预防的战略方面，应有所启迪。
说到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这里打算再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为了引起大家对中医药在防癌中的关注，笔者又要举一个“偶然”病例（例15） 。(https://www.daowen.com)
2016年初，一位印尼来的柯姓病人要看笔者的外宾门诊，笔者虽已是耄耋之年，因为是老病人，无法拒绝。这位病人自1997年起便因属乙肝病毒携带者，伴低浓度甲胎蛋白（AFP）阳性来诊，甲胎蛋白始终在40～60微克/升，从未降到正常值（正常小于20微克/升），除偶见肝病活动外，肝功能均基本在正常范围内，彩色超声见肝内有肝硬化结节，有小肝囊肿，但始终未见提示肝癌的“占位性病变”。从那时起便开始服用含5味中药的“松友饮（”黄芪、丹参、枸杞子、山楂、鳖甲）。由于笔者等在20世纪70年代曾较深入研究肝癌的早诊早治，对甲胎蛋白“低持阳”（低浓度持续阳性，不伴肝病活动证据者）十分警惕。因为绝大多数这样的病人最终均出现肝癌，时间多为1 ～ 2年。为此病人每年来随访1～2次。此次来诊，甲胎蛋白为62微克/升，彩色超声仍见肝硬化结节，但仍未见占位性病变。不伴有肝病活动的低浓度甲胎蛋白持续阳性。长达19年仍未发展成肝癌的，笔者真的没有遇到过。
那么问题来了，问题是“松友饮”是否有防癌作用？
根据近年笔者等实验研究发现，“松友饮”对长了人肝癌的裸小鼠至少有三个作用。一是可以使肝癌细胞变得没有那么恶性，换言之，有一点使癌细胞“改邪归正”的作用，医学术语是“下调了肝癌干细胞标记”。现在认为，癌之所以转移，主要是“肿瘤干细胞”，如果肿瘤干细胞标记下降，癌细胞的分化变得较好，癌的恶性程度也下降。二是“松友饮”改善了肝癌所处的“微环境”，包括减轻炎症，改善缺氧，而炎症和缺氧都可使癌细胞变得更为恶性。三是“松友饮”还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我们的这些发现也都曾在SCI收录的杂志发表。当然这也只能说是个案，不足为凭。但多年前记得日本也有过关于中药小复方防癌相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