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期癌症病人面临的主要矛盾

前面若干节讲的主要是“硬件”，即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可用的武器。这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武器如何打仗呢？然而，笔者体会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的还是“软件”，因为当年的武器只有“小米加步枪”。为此，精华是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如何通过持久战而“转弱为强”，并最终“转败为胜”。这就涉及一些战略战术等值得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说过：“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笔者不是军事家，更不是战略家，只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不敢、也不能系统去论述可能取胜的所有有关问题。还是如前所说，从个案中找些启迪，从偶然中找些必然，因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后面打算通过8位生存20年以上的肝癌病人，从他们的治疗过程中找些线索。这些病人肝癌的直径（或直径和）都是超过12厘米的，应属于“敌强我弱”态势下的病人，可以算是中晚期肝癌病人。再者，二三十年前对付癌症的“武器”远没有现在多，这些病人之所以取胜，战略战术方面的因素显然起重要作用。然而笔者还是要说明在先，癌症病人的预后取决于很多因素，治疗的因素（武器和战略战术）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因素中，如遗传因素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癌转移潜能起源于原发瘤阶段［Ye等，《自然-医学》（Nat Med）， 2003］。换言之，即使很大的肿瘤，如果原先恶性程度不高，无论用哪一种治疗，无论用哪一种策略，预后多不会很坏；反之，即使很小的肿瘤，如果原先恶性程度很高，治疗的效果也多不太好。另外，病人的一般状况也至为重要，这好比抗日战争当年，如果中国是一个小而弱的国家，就没有条件打持久战，也就难以取胜。

笔者之所以专门列出这一节，绝不是说对付癌症的“武器”不重要，而是想强调，对付癌症的“战略战术”也不可少，二者相辅相成。尤其是对临床医生而言，自己不会制备新药，最多也就是发明少数新技术（如手术方式），那么是不是就只有等待呢？毛泽东《论持久战》对控癌战的最大启示，就是即使武器落后，但如果有好的战略战术，也是有取胜的可能，也可能“反败为胜”，而且这些战略战术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换言之，如何用好现有的对付癌症的武器，临床医生是可以大有可为的，病人和家属也同样有用武的空间。(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他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抓住主要的矛盾。”又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而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同理，中晚期癌症病人也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也需要首先分别主次缓急，区分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而且还要看到这主要和次要方面是可以不断互相转化的。例如中晚期肝癌病人，固然机体与肿瘤的矛盾是主要的，然而机体方面又可以处于素质较好和素质较差两种不同的状态，年龄较大和年龄较轻的两种不同情况，是否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合并症，等等。同样肿瘤也可以呈现已有播散和没有播散等两种不同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的。此外，肝癌常在乙型或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而合并的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又可以处在活动和不活动两种情况；同样肝硬化也可以处在代偿和失代偿两种不同的状态，等等。为此，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要因人、因时、因条件而异，这也是高明与不高明医生的不同、理智和不理智家属的区别。

为此，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如同孙子说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即要首先摸清机体和肿瘤的详细情况，才能根据矛盾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总之，如同毛泽东所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归纳起来，如果从硬件（杀癌利器）和软件（战略战术）的角度，早期癌症重点在杀癌利器，而中晚期癌症，则战略战术不可或缺。所谓早期癌症是处于相对“我强敌弱”态势，孙子说“五则攻之，倍则战之”，要攻要战，武器和兵力就很重要。而晚期癌症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孙子说“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守要避，既然武器和兵力都远逊于对方，就要靠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