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涵

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涵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谈道：“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尽管这是60年前毛泽东的讲话，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今天，才更有可能实现。因为当今中国是处于崛起的态势下，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的学习西方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正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实现中国梦就是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服务中国人民，并贡献于世界。

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笔者以为既要“洋为中用”，也要“古为今用”，要两条腿走路。当前向西方学习，如火如荼，我们与西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然而如果只注意向西方学习，全盘西化，我们就只能永远做“老二”。必须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加上中国的思维，这就是“洋为中用，重在超越”。只有加上中国思维，才可能超越。我国有五千年文明的积累，若能将中华文明的精髓“古为今用”，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医学将可能出现崭新的局面。

笔者以为，屠呦呦获诺奖，提示中药是一个宝库。但如果深入理解中医的精髓，就会发现中医的理论体系说不定是比单纯从中药中提取新药更为宝贵的东西。中医对疾病防治的理念，可以通过用中药、针灸等中医传统的办法来实现。然而大家往往忽略这种理念也可以用西医的方法来实现。例如“攻补兼施”对付癌症的理念，可以通过在用手术、放化疗等消灭肿瘤后，合并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治疗。回顾笔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事的“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研究，就发现用“二联”或“三联”的消灭肿瘤疗法后，再加用免疫治疗，当年只有混合菌苗（MBV，类似Coley毒素）或卡介苗（BCG）而提高了疗效。这种非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单独应用均无明显直接杀癌作用，然而在基本消灭肿瘤后应用，却可能抑制少量残留的肿瘤，使病人长期不出现癌症复发。问题是过去认为对付癌症有用的标准是能够使肿瘤缩小，使用这个标准，其结果便否认了大量有潜在辅助控癌功效的措施。对包括Coley毒素在内的免疫治疗剂废弃不用，可能是由于用在不合适的病人（如单独用于治疗晚期巨大肿瘤）和不合适的时机（不是用在肿瘤基本被消灭后）。(https://www.daowen.com)

例17那样晚期的乳腺癌病人竟能生存9年，实际上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中医的传统理念，“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因为病人感到“吃不消”，就暂停放化疗，而改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扶正治疗。多年前也遇到病情相仿的两位手术不能切除的肝癌病人，都采取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介入治疗），一位病人认真按每月一次的介入治疗，副作用很大，但病人还是坚持，结果半年多一点便去世。另一位“不太听话”，副作用大就不去做，结果第二次介入治疗是两个月后，第3次介入治疗是半年后，第4次是一年后，结果生存了3年。介入治疗应该也属于“大毒治病”，过犹不及。

实现“中国梦”，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笔者以为用“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两条腿走路可能是关键，而“中国思维”可能是其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用了28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用了约30年巩固了政权，又用了约30年使中国崛起。完全不是照搬西方的结果，而是结合国情，洋为中用，更重要的是发掘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古为今用”。连外国人也承认，中国的崛起有明显中国的印记。因此，在医学上要发掘中华文明的精髓，笔者以为发掘中医理念的精髓是重要的方面，因为中医中药的理法方药理论正是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体现。

中医理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2500年前老子、孔子和孙子等的思想，这几位世界公认的“大家”的理念不仅已证明可用于治国理政，也可用于军事斗争，同样对与疾病的斗争也有指导意义。为了达到“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而现状不是西医学习中医，而是中医学习西医，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坚信，“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个目标，将会随着“中国梦”的实现而逐步形成，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百年甚至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