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控癌利器需要有“中国思维”（软件）的支持
如果能逐步形成对付癌症自己的独立思维（中国思维），发展控癌利器将有我国特色。笔者以为，对付癌症的中国思维，也许可以从下面找思路：更新对癌症的认识，中西医结合有效的实践，孙子兵法中取胜的理念，抗日战争中持久战的经验，以及辩证思维，等等。
结合对癌症的新认识，控癌之路将更宽广
前面已经详细论述对癌症的新认识及其对策，这里无须重复。根据“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思路，我们不仅可以继续研究新的消灭肿瘤的“利器”，还可研究改造机体、改造微环境、改造残癌的“办法”，后者基本上是一块大有可为的新领域。如果再结合“癌症是多种疾病，而不是一种疾病”的认识，再加入“综合治疗”的概念，则“消灭+消灭”，以及“消灭+改造”模式的综合治疗，将可能出现如同孙子说的“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不可穷尽的“控癌利器”的研究思路。
根据中医和西医思维上的不同，可以更多研究西医较少关注的短板（图17-2）
例如中医强调“扶正祛邪”，即通过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来控制肿瘤；而西医则关注“祛邪复正（不是扶正）”，即通过消灭肿瘤来恢复机体的抗病能力，例如通过切除肿瘤以恢复机体的免疫力。如果中西医结合，既消灭肿瘤，又同时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疗效是否会更好。
实际上近年西医也已更多关注扶正的问题，上面所说的针对CTLA-4和PD-1的免疫治疗就是一例。然而中医扶正是全方位的，而且根据不同病人不同情况进行辨证施治，不完全等同于西医的扶正（输血、白蛋白、球蛋白、营养液、胸腺肽、免疫治疗等）。中医的这些理念，是否可以用西医的办法去实现呢？
笔者近年研究老伴（李其松教授，西医学习中医）的一个扶正的中药小复方“松友饮（”含黄芪、丹参、杞子、山楂、鳖甲5味中药），这个小复方的设计主要用于西医消灭肿瘤后的扶正，即手术后、放疗后、化疗后、局部治疗和消融后，用以通过扶正控制少量残癌。笔者等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松友饮”组与对照组相比，确能一定程度延长患了人肝癌裸小鼠手术切除后、化疗后的生存期；并在SCI收录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前文图17-5，见本书第112页）。“松友饮”扶正的机制至少包括提高免疫功能、抗炎、抗缺氧、分化诱导等（估计还可能包括神经系统的调节方面）；而西医近年也发现一些在这些方面有用的药物和制剂（图24-4）。然而西医往往是单独应用其中一种，而中医这个小复方则是联合应用。如果西医也联合应用，其疗效是否会更好一些呢？联合应用和制备一些价廉物美的西药，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是否也是一条途径呢？提高疗效是硬道理，为此，参照中医的理念，而使用西医的方法，从而获得更好的疗效，应该也可算“洋为中用，实现超越”的一个途径。
图24-4 “松友饮”扶正的可能机制
中国思维还可从中华文明精髓中去寻找
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往往是在复杂斗争中的取胜之道（不仅指战争，还包括医疗、商业等）。《孙子兵法》中很多理念与现在西医癌症临床不完全相同。例如西医强调通过消灭肿瘤的疗法去解决问题（硬碰硬），而孙子却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柔克刚）。(https://www.daowen.com)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子提出“修道保法”和“用间”等，实际上是提倡强身健体以防癌，和“分化诱导”以劝降等研究。又例如西医强调对肿瘤斩尽杀绝，提倡无瘤生存；而孙子则说“穷寇勿迫”“围师遗阙”，应该给予出路，等等。这好比对付罪犯，除死刑外，还需有徒刑。就是除消灭疗法外，还需有改造的办法。所有这些，都提示在控癌利器的研究上，除继续研究消灭肿瘤的办法外，还要研究改造肿瘤的办法。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笔者另一本科普册子《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图24-5，图24-6）。
图24-5 《孙子兵法》用于控癌的科普图书
图24-6 获2015年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
辩证思维是发展有中国特色控癌利器必不可少的源泉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例如塑料的发明，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然而现在发现连深海的鱼也已吞噬了不少塑料颗粒，长此下去，海洋生态将有重大变化。就控癌战而言，包括当前的分子靶向药物，既有其正效，也有其负面问题。甚至对待一些最新的进展（例如精准医学），也必须一分为二，需要“质疑”。质疑不是否定一切，不是拆台，而是为了补台。
例如诊疗规范中指出的中晚期肝癌应用分子靶向治疗剂索拉菲尼（多吉美）治疗，我们也天天在用，但同时也质疑是否还有负面问题。结果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索拉菲尼虽能使肿瘤缩小，但却增强了未被消灭肿瘤的转移能力。从图24-7可见，未用索拉菲尼的，肿瘤虽大，但周边未见肿瘤播散；而用索拉菲尼的，肿瘤虽较小，但周边确有不少播散的肿瘤。这项研究是2012年在影响因子较高的《胃肠病学》（Gastroenterology）发表的。这个结论，2015年《自然》杂志也认同（图23-7，见本书第165页）。其实我们这样研究，绝不是去否定索拉菲尼，而是寻找补救的办法。如图13-4（见本书第69页）所示，我们发现合用阿司匹林有助减轻索拉菲尼的这个负面问题。
笔者以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取胜的重要“软件”，相信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肿瘤事业也必有启迪。
图24-7 索拉菲尼虽抑制肿瘤但促进播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