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契合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契合
首先是社会资本与社区的界定的契合。社区是指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或维系力的群体及其活动、发生关系的区域，社区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友缘等关系的组合。对于社区思想的发展，雷切尔·卡路斯 (Rechel Kallus) 和休伯特·劳扬 (Hubert Law-Yone)在1997年发表的《邻里——一种思想的演变》一文是近年来关于社区思想研究的优秀成果，清华大学的邵磊博士对之进行了翻译与介绍。卡路斯和劳扬在论文中以“邻里”作为社区的代名词。他们通过研究20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与规划的经典著作，梳理出8个有关社区的主题思想[1]:
管理 (management):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工具;
治疗 (healing): 社区是治疗城市病的改良药方;
福利 (welfare): 社区是改善居民物质福利的积极途径;
交往 (association): 社区是鼓励倡导人际交往的活动场所;
秩序 (order): 社区是调整和发现城市的秩序的重要手段;
参与 (participantion): 社区是引导公众参与的社会舞台;
认同 (identity): 社区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认同纽带;
意义 (meaning): 社区是作为本质象征的意义回归。(https://www.daowen.com)
这些主题虽不能涵盖社区思想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方面。卡路斯和劳扬还将社区发展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功能阶段、实用阶段、新人文主义阶段和本质阶段。社区思想发展也经历了由“功能”向“本质”、由“重物”向“重人”、由“强调管理”向“注重情感”、由“行政单元”向“心理社区”的转变。社区最终被设想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取情感、形成认同的源泉。[2]这里社区所具有的思想中其中重要的主题都与社会资本有关。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在人们的联系互动中产生和积累。社会资本在规模小的地方或单位中更容易形成，因为在这些情境中，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往，更容易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和熟知，更具有同质性。[3]在其终极意义上，社区是建立在连续和持久地发生关系的基础之上，并能够被居民感应——认知——认同进而产生归属感。应该说，社会资本的概念也是源自功能取向。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信任、关系网络、认同、信任、规范、归属感等，无一不是社区发展的主要目标。社区和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社会资本，社区内部的各种联系、人们之间的信任、社区参与、社区规范和社区认同等，既是社区的要素，社区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社区资本既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区发展的主要目标。
其次是社会资本与治理理念的契合。任何社会都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帕特南认为，这些网络的性质各有不同，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横向的平等关系网络，一种是垂直的等级关系网络。在现实社会里，这些关系可能会出现混合交叉，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诸如街区协会、合唱协会、体育俱乐部、大众政党等公民参与网络就代表了那种横向的互动关系。[4]这些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公民参与网络不仅造就了一般性交流以及广泛互惠的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而且在提供社会支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支持是指个人从社会中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社会支持也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社会支持的渠道传统上讲是指政府部门、企业和市场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体系，这些体系的支持空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凸现出它的有限性，这种状况决定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在提供社会支持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社会支持不只是一种单向的帮助，它更是一种社会交换，交换的资源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这种人际的互助合作，减轻了人们的生存压力，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
较早研究社会资本对区域治理影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与同事一道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治理绩效进行跟踪比较研究，发现因为社会资本分布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治理结果迥异。在意大利北部的某些行政区，像艾米利亚——罗马涅行政区和托斯卡纳行政区，充足的社会资本使那里的公民推崇团结、遵守法律，相互信任合作，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因而这里的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满足本地居民的要求，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轻松、快乐。而另外一些行政区像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行政区，帕特南则称这里的居民“无公民心”，公民对社团的参与非常稀少，在当地居民看来，公共事务是某些人如老板或政治家的事，不是自己的事。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法律注定要被破坏，但是由于担心其他人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他们又要求严刑酷律。在那里，经济和社会陷在这些相互交织的恶性循环中，每个人几乎都感到无能为力，有被剥夺感和不幸福感。帕特南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民众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作用发挥到极致; 而相反，在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混乱无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则会将相同的制度的绩效降至最低。造成不同区域社会治理绩效差异的原因在于那些社会条件，如公民的公共参与网络、彼此之间的信任合作、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等，这些就是社会资本。帕特南的研究结论表明: 社会资本决定着治理绩效。
从具体而生动的社区治理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社区社会资本在治理中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发挥的作用。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的社区治安自治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社区的治安、卫生、公共安全是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物品，它依赖于每个居民都采取合作行为，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建立相互供给、相互信任和相互监督的合作机制。在龙井社区，由离退休的32位居民自觉组成义务巡逻队，分成五个组，每天轮流值班，小区治安、卫生、绿化、少儿教育等都在他们工作范围之内。他们每天在社区来回穿梭，盘查陌生面孔，普及安全知识，及时了解收集相关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十年里社区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社区居民反映，在没有成立巡逻队之前，社区比较混乱，偷单车的多，乱放车辆的多，外来户养鸡养鸭乱搭建的多。因为义务巡逻队的出现，社区居民也互相配合，自我规范，社区由原来的治安“困难户”变成宝安区有名的“平安社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互惠、信任的规范和紧密参与的网络，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
再次是社会资本对“村改居”社区的契合。村落历来都是农村社会的治理单位。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是村落……村落是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一个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而且是一个人们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5]具有共同地域、生活生活条件、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氛围的村落，也就是今天的“村改居”社区，不是人为的机械的组合，而是经历上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考验，其中蕴藏的丰富的社会资本。从“村改居”社区的情况来看，可以发现，“村改居”社区是社会资本理论实践的天然土壤。这是因为，“村改居”社区是由传统的乡村村落转制而来的，从其性质来说，就是村落披上了城市社区的外衣。农村是一个强调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社会关系的取向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人情与面子，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 (杨雪冬，2000年)。特别是在乡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市场转型已经将人们从再分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在资源获取的过程中具有了很强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在资源配置问题中，旧制度在消亡，新制度却未能完善。当“权力”和“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都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网络”逐渐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重要手段。这使以“网络”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的意义得以凸显。
[1] 参见Rechel Kallus，Hubert Law-Yone，Neighborhood—the Metamorphosis of An Idea，J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1997.2，载邵磊: 《意义的回归》，载《国外城市规划》，1999年第3期。
[2] 参见单菁菁: 《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3] 参见奂平清: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乡村社区发展》，载《河北学刊》， 2009年第1期。
[4] 参见［美］罗伯特·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5] 参见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