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特点

人口结构复杂。小部分是原居民，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人口倒挂严重。据调查统计[1]，宝安区社区“村改居”原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比重为1: 16，最严重的超过1: 100。外来人口流动性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弱，管理任务重，难度大。

人口素质偏低。“村改居”社区居民以原村民、购房入户人员和辖区内的工厂、企业的务工人员组成。由于原来城乡教育水平的落差以及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别，“村改居”社区的原籍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虽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居民素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总体来看还是偏低。

资料来源: ××街道HR瑞社区(“村改居”社区) 户籍居民学历统计

户籍人口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外来流动人口的素质也同样不高。据统计，宝安区外来流动人口初中学历及以下的占70%以上[2]。

观念的相对滞后。“村”改“居”后，农民的身份已经转为城市居民，但由于长期农村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性的熏陶，社区居民仍保留较浓的农村意识，社区干部、社区居民的认识感基本上仍停留在原来的行政村。如不少原村民仍习惯性地称呼居委会主任为“村长”，称社区为“我们村”，甚至连社区干部在工作中也仍然会说“村委会”。居民遇到困难，也还是找“村干部”。由于观念的相对封闭和滞后，社区的干部队伍也对当前社区的发展与自治不适应。同时，非理性的传统落后的小农意识还普遍存在。如在社区干部的选举中，往往是大姓、大族的人当选，小姓、小族的候选人无论能力多强、人品多好，都难以当选。社区对集体经济的依赖严重。“村改居”社区的转型是城市化推进的结果，由土地征用或转为国家所有带来的高额补偿金让这些原来的农村一夜之间成为“大富翁”。这些社区拥有总量规模不等的集体资产，有的净资产超过十亿元，人均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些集体资产大多以厂房、市场、房产为主，经济基本上相对独立，自行发展，自主开支，社区的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基本依靠股份公司，一般不依靠财政拨款来维持。集体经济为社区的公共权力运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行政村的权威也正是依靠着这一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社区也正是在强大而独立的集体经济的依托下，自我建构出了一个具有相当自主性生存能力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