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基础上，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热情
在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视野中，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制度前提。换句话说，政府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互惠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自愿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衰弱的社会资本》一书中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论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他指出，美国社会正面临显著的社会变迁，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各种社区和协会会员的数量急剧下降，社会资本出现了下降趋势。在帕特南看来，公民参与是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资本的内在手段。他认为，社会资本来源于公民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政治生活所形成的公民参与网络。社区参与与社区归属感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社区归属感越强，人们对社区事务参与的积极性也就越高，与社区参与就更深入更广泛，与他人的联系也越多，就越能增加信任。而这一切反过来，又增进社区归属感。由此，社会资本也获得良性循环。
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机制，一方面是利益上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公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改居”社区居民分为社区原居民和外来人口。在城市化以前，农村社区实行的利益关联型治理，居民参与热情很高，所有的社区事务包括社区公共产品、社区选举、社区福利、社区经济发展都与村民的利益直接相关。社区事务居民有发言权、知情权、决定权，村民的参与热情很高。谁做当家人、社区服务中心要不要建、花多少钱，所有社区的重大事项都要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且最终决定权也在社区。但是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从行政管理上看，社区更像是街道的下属单位。社区居委会与社区股份公司分离，利益关联型治理方式被打破，原来争得头破血流的社区居委会选举，现在人们的参与热情也下降了，居民们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了。城市社区选举的冷漠开始在“村改居”社区出现。人们关心的是谁做股份公司董事长，因为这才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势下，要提高公民对社区参与热情，就必须增加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将社区公民参与热情不高的情况归结于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参与意识低下。这对于许多城市社区，特别是高档住宅区人们对居委会选举也不感冒是很难解释的。其实，社区服务单一化或不被需要才是症结所在。要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参与热情，社区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1] 参见［美］斯科特 (Scott，J.):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2] Millar，Patl，Kilpatrick，Sue1，How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s can foster re-engagement with learning in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Leadership as process，Studies in the Education of Adults，Spring2005 (1) .(https://www.daowen.com)
[3] 参见［美］罗伯特·普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4] 参见刘先江: 《“国家与社会”视野中的政府管理社会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5] ［美］约翰·肯尼迪. 加尔布雷斯: 《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6] 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7] ［美］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0页。
[8] ［美］罗伯特·D.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4页。